部分从日本传入的汉语词汇。
中国知识分子曾尝试自创新词,但在与日源外来词的角逐中,几乎全面败下阵来。
清末革命党人以前把自己的反清行为称作“造反”、“起事”、“光复”,孙中山流亡日本看到当地报纸称“支那革命党首孙逸仙抵日”,顿觉眼前一亮,从此采用了“革命”一词并在党人中推广使用,国民革命时代这个词在全国得以普及。其实,“革命”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这个词已在中国人生活中消失,日本人采用此词对应英语的“revolution”并赋予现代意义,将其用活。
“经济”在古汉语中出现过,《宋史·王安石传》写道:“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这里是指“经世济民”的意思,泛指参与政治,治理国家。日本人用“经济”一词对应“economy”,赋予新义,传入中国成为日常用语。“人民”在古代汉语中也能寻觅身影,不过它是“人”和“民”两个单音节词,日本学人给它赋予现代含义。
中国知识分子曾尝试自创新词以对抗外来词汇。某些音译的西语词的确逐渐被淘汰,但在与日源外来词的角逐中,几乎全面败下阵来,日本人创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词,简直所向披靡。日本明治时代的大启蒙家西蒙周就是个造词高手,他创制的“哲学、艺术、技术”等词汇与中国人的生活已密不可分。
梁启超起初坚决反对用日语新义的“革命”一词,而主张翻译成“变革”,但他本人声望再高,也斗不过时尚,只得妥协,最终他自己还写了篇文章《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研究》。
早期国民党的知识分子较早密集关注西方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潮,宋教仁曾用“富绅”,朱执信曾用“豪右”一词翻译过“bourgeois”(资产阶级),但都未普及;朱执信还反对用当时的日语词“绅士阀”来翻译“capitalist”(资本家);最终还是日语词“资本家”和日语组词组合而来的“资产阶级”胜出。
中国人用“格物学”或“格致学”来翻译“physics”,最终却败给了日语词“物理学”。民国初年,中国知识分子曾用“德谟克拉西”翻译“democracy”,用“赛因斯”翻译“science”,即我们所熟悉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个中国人自创的音译词如昙花一现,很快被日本人创造的日语词“民主”和“科学”所代替。
“民主”和“科学”是日本人创造的日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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