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魅力、最为强盛、最为开放和繁荣的一个朝代，它在文治武功上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究竟是依靠怎样的制度，使得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维持了近三百年之久？它的内部有在发生着怎样的量变与质变？本文将试图从唐朝的财政制度变革为切入点，探究支持唐王朝运转的经济秘密。
沿承均田制
唐朝初年，李渊率兵起义，推翻了隋王朝的统治，建立一个统一帝国——唐。这时候的唐王朝经历数年战乱后经济凋敝，“赋役繁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武德年间，统计在籍的仅有200万户，不及隋朝的三分之一。
在收取人头税的年代，户籍人口的丧失，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赋税收入的减少，微薄的财政无力支撑帝国的运转。面对这样的情形，高祖李渊采取的措施是继续采用均田制。所谓“均田制”，概括来说就是把政府手中控有的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耕种，它起源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既北周、北齐以后又被唐朝所沿用。具体措施主要有：
1、十八岁以上的男子授予一顷，其中八十亩是口分田，二十亩是永业田。老人，残疾人等，授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其中都是二十亩为口分田，其余为永业田。
2、对于永业田，可以种植桑树，枣树等，不过对于数量有着控制。在人死后，将口分田再分给无地的人。
对于一些更为详细的措施在此就不再赘述。唐朝虽然沿用了前朝的均田制度，但较之前朝也有诸多不同。首先是授田数量，与北魏相比，田地面积有所扩大。比如男子的授田由40亩增加到了80亩。其次在授田的对象上，更加侧重于授予男丁，这个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不可分的，凋敝的经济急需要大量的青壮劳动力。
最后在对永业田的控制上也减弱了，百姓在无力丧葬等情况下，可以适度卖出部分永业田。通过均田制这一措施，唐朝初年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一是由于战乱而产生的大量流民安定下来，能够安心的发展生产，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二是使得户籍的统计更加方便，征收人头税也更为便利。更重要的是使得隋末唐初的大量荒地得以开垦，增加了粮食产量，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稳定产生了重要意义。
但上文也提到，均田制实施的前提是国家手中有着大量的无主荒地。随着唐朝经济的稳步发展，被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政府手中可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终于在唐中期，均田制遭到了破坏。至于破坏的具体过程，在此不再赘述，感兴趣的可以翻阅钱穆先生口授，叶龙先生整理的《中国经济史》一书。
创立租庸调制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唐初实行均田制，经济得到恢复。与此同时，唐朝在上等建筑方面也做出的适当调整——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以均田制为基础，与北周时期的租调制有着密切的联系。
唐代按照每丁分配土地交租，每年每人交粟二石，谓之“租”；每岁每丁缴纳绫、绢各二丈，如果用布代替的话，在增加五分之一。缴纳绫、绢的再缴纳棉花三两，缴纳布的再一并加纳麻三斤，这谓之“调”；
按照规定，每个壮丁一年中有20天需要服劳役，若想免除，可以缴纳三尺绢。并且特殊规定，服役35天，可以免除“调”，做工50天，可以免除“租”和“调”，这谓之“役”。以上就是唐朝的“租庸调制”。这一制度在当时有着极大的优越性，即便是后世也对其称赞不已。那这一制度有着怎样的优越性？
1、大大减轻百姓负担。租庸调制的设置之初便是要为民制产，以“租”为例，唐朝的税租为四十税一，每八十亩口分田仅需要缴纳粟80石，相比之下汉朝为十五税一，轻的时候为三十税一。在“调”上，唐朝规定仅需要戍守20天，这较之于汉制又是有极大的缩减，而且这样一来，农民可以将更多地精力放在农业生产上，尤其是在农忙季节。
2、对于税收的项目，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与记录，这就使得地方官绅在收租时有据可依，不能横征暴敛。这有点类似于西方“十二铜表法”的作用。
3、租庸调制是建立在户丁基础上的，它不以田地为主。因此，唐朝统治者为了更好地推行这一政策，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户籍制度加以配合。“每岁一造账，三岁一造籍”，使得大量隐瞒的户口登记在册，有利于保证国家的税收。
在这种财政政策保证下，大唐一步步的走向盛世，出现的杜甫口中“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繁荣景象。但辩证唯物观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发展灭亡的过程。随着社会形式的变化，“租庸调制”这一新事物也逐渐变得不合时宜。首先，唐朝时期户籍政策极为严格，需要把人的相貌、年龄、身体状况的都登记在册。
而租庸调制是均田制下的一项政策，在分田时必须严格按照户册信息分田，久而久之分田就越发困难。其次，均田制设置之初就规定，政府官员授田由五顷到一百顷不等，是平民的数倍或者数十倍，这样一来更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趋势。随着兼并的发生，百姓田地越来越少，豪强官吏土地越来越多，最终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人口流失，户籍不全，于是租庸调制被废除，推出了历史舞台。
从租庸调到两税法
钱穆先生说“凡是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的演变，均非一蹴而就的，事先必经过一番酝酿，始告形成”，这同样可以用辩证唯物的发展观来进行解释。在租庸调制逐渐变得不合时宜以后，另一项全新税制开始酝酿，它就是“两税法”。
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林立，民生困苦，大量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流民，原先统计的户籍也完全丧失。面对这样的情况，唐德宗建中元年两税法始建，由当时的宰相杨炎提出。它的主要内容是：
1、取消原先“租庸调制”下项目繁多的税种，统一为户税和地税，以征收金钱为主。
2、“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不在区分客户跟主户，而是以现在的居住地来征税，以避免税赋的流失。
3、量出为入，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
4、两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尽六月，秋税尽十一月。”即夏税在六月交齐，秋税则在十一月交齐。
两税法在颁布以后在社会上引发大争议，可谓是毁誉参半。在积极方面，两税法不再与租庸调制一样，采用按人丁为收税标准，而是以资产为依据。大大拓宽了征税的广度，增加了财政收入，建元元年年末，达到了1300多万的两税收益，这在唐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同时，两税法简化了税目，一定程度减轻了百姓的赋税压力。
但另一方面，两税法采用大历十四年的税收为标准，量出为入，这极不合理，万一遇到灾害年间，作物绝收，政府却只考虑赋税总额，这样一来负担就会加重到农民身上。再者，以资产为征税依据，看似资产多着纳税多，资产少者纳税少，其实资产是不易统计的。随地区的随意摊派也造成了富者越富，穷者欲穷的局面。
唐朝的赋税制度到两税法而止，即使在以后朝代的改革中，也是在两税法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可见唐朝赋税制度对后世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钱穆口述，叶龙整理《中国经济史》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新唐书》《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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