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研究一百年

　　这个时候，许多学者开始对上世纪的杜甫研究，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杜甫研究进行反思与总结，包括综合类和专题类两种。综合类总结主要有林继中的《百年杜甫研究回眸》、张忠纲、赵睿才《二十世纪杜甫研究述评》、王辉斌的《杜甫研究五十年》、吴中胜的《杜甫研究三十年——以〈杜甫研究学刊〉为例》、段海蓉的《建国以来，对杜甫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杜晓勤的《二十一世纪杜甫研究概述》(节选自专著《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刘明华的《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以及赵睿才的《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议与反思》(专著)等等。专题类总结则有沈文凡、孟祥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杜甫“生平”研究述论—兼评〈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等。这个时候，也有学者开始对港、澳、台地区，及欧美等国家的杜甫研究进行总结与回顾，如王红霞、李廷宰(韩)的《二十一世纪以来韩国杜甫研究》，李特夫的《21世纪以来杜甫诗歌在英美的译介与传播——兼论首部英译杜诗全集》，陈少芬的《一九四九年以后香港杜甫研究概况》等等。这种研究对总体把握和认识近现代杜甫研究的状况、特点，及相关文化背景等是有积极意义的。

　　另外，这个时候有学者开始关注杜甫精神、杜诗艺术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与作用，如徐希平的《李杜诗学与民族文化论稿》，以李白和杜甫的个案研究来展现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作者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与分析，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和当下意义，值得关注。

　　2012年，全国许多地方都举办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来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譬如中国的成都、西安、郑州、重庆、天水、夔州、巩县、绵阳等。9月21日，四川成都隆重举办了杜甫诞生1300周年的纪念大会，该大会由国家文化部与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出席会议的领导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同志和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同志等。另外，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杜甫纪念地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800余人参加了此次盛会。为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成都从2012年初，即陆续推出各种主题纪念活动，如人日游草堂、杜甫创意画像征集活动、草堂书法艺术展览、“诗圣著千秋，草堂留后世”等主题纪念活动。其中“诗圣著千秋，草堂留后世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为全年系列纪念活动中的高潮部分，它包括：1300周年纪念大会、杜甫学术研讨会、杜甫诗意书画展、夜游草堂等大型文化活动。在成都举办系列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活动的同时，中国杜甫研究会、河南省杜甫研究会、天水杜甫研究会也纷纷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2012年10月，中国杜甫研究会为弘扬杜甫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在西安召开了“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来自美国、韩国及全国各地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河南省杜甫研究会在2012年也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如杜甫学术论文征文比赛、出版《俱欢颜》丛书、举办诗圣杯海内外诗词大赛、筹拍《大唐诗圣》电视剧等。天水杜甫研究会在2012年5月12日亦举办了“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流寓陇右1253周年纪念活动”。2012年夏天，台北故宫博物院为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举办了“馆藏精品杜集”等活动。杜甫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在俄罗斯也受到广泛欢迎。同年4月，俄罗斯莫斯科举办了“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研讨会”，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赵永琛出席会议并致辞。这一年，各种活动精彩纷呈，学术研究也是硕果累累，仅四川省杜甫学会和中国杜甫研究会召开的学术会议所收到参会论文就有200多篇，《杜甫研究学刊》辟“专号”与“专栏”以连续发表相关研究文章。孙家正的讲话、王文章的发言，马识途即兴演讲的录音整理，冯其庸的贺函及书法等，均一一在《学刊》上转载与发表，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和广泛关注。

　　2012年，全国各地都在举办各种活动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的同时，“杜甫很忙”却甚嚣尘上，引全民围观。这个时候，官方媒体、各杜甫纪念地及专家学者们纷纷发声表态，有严厉斥责，有宽容理解，但对无底线的庸俗恶搞均持强烈批评。其实，这个事件很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新世纪，在杜甫诗歌文化普及方面做的工作实际并不少，出版与杜甫相关的专著有200余种，这些专著中大都属于普及类，学术研究并不是很多。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普及类成果，大部分做的都是重复工作，面孔相似，缺乏新意，难以起到浸润心灵的作用。新时期的杜甫研究，虽然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对“诗圣”的研究，毕竟还是多了些严肃气，少了些活泼气。我想，我们如果把杜甫当作一个“人”，而非“圣”来研究和宣传，或许杜甫“忙”的将是另一番景象。

　　八十年代以后的杜甫研究，遵循着学术研究的规律与特点，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继续向前推进和拓展。八十年代初期的杜甫研究在继续对《李白与杜甫》《中国文学发展史》进行再评价的同时，出版了大量关于杜甫与杜诗的普及读物。作为最能直接展现杜甫一生的各种传记，在这个时候开始大量出版，陈贻焮的《杜甫评传》就是这个时候的产物。应该说，八十年代前期的杜甫研究主要就是关于如何认识杜甫和如何评价杜甫的问题，这是一个为杜甫“正名”的时期。八十年代后期，研究开始转向关注杜诗的艺术美，大量讨论杜诗创作艺术手法的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这种研究一直持续到整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西学东渐，波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当然也包括杜甫研究。这个时候的很多文章，动不动就在开头大谈一段西方文论，显得视野广阔很有深度的样子，但实际上与文章内容关涉不大，令读者频频蹙眉。作为对这种空泛研究与不实之风的抵制，有许多学者致力于杜集文献的整理研究并结出硕果，如《赵次公杜诗先后解辑校》《杜甫诗话校注五种》等。二十世纪末期很多学者开始用史的眼光来关照杜甫研究，即“杜诗学”研究，新世纪初，成果初现。世纪之交，许多学者开始对以往的杜甫研究进行总结与反思，试图从中发现规律。希望通过这种回顾与梳理，能给以后的杜甫研究提供一种可资可鉴的经验与教训。新世纪的杜甫研究，最令人振奋和鼓舞的无疑是《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这部代表着近现代文人别集最高整理成就的成果，给百年杜甫研究画上了一个圆满符号。

　　通过对百年杜甫研究的梳理与回顾，我们知道近现代杜甫研究发生了三次明显变化：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初，即辛亥革命以后。西方文明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进入中国，波及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以现代学术视野和人文关怀来发现杜甫，研究杜甫，评价杜甫，是这个时期研究的主要特点。第二次则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最高指导，这个时期杜甫研究被置于广阔的现实社会中，联系时代，结合背景，捕捉历史特征，挖掘现实意义，成为这个时期杜甫研究的最显著特点。但是这种过度联系与生硬研究，与真正的学术研究却相去甚远。第三次变化发生在世纪之交。西学东学三十年，在经历了最初全盘接受“外来文明”阶段后，国人开始集体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道路，并在具体研究工作中逐步摸索，并试图建立起适合自己的研究体系和模式。杜甫研究在经历了各种外来“先进”思想和理论的指导后，通过对现代与传统，西学与东学，理论与文献等融会贯通的思考，最后回归到了对文本细读的重视和对文献研究的积累，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杜诗学”研究的框架与体系。“杜甫研究是文学史、学术史的个案研究。可是，杜甫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此一个案研究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全局意义和引领作用。”(17)通过对杜甫研究一百年的梳理与回顾，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纪杜甫研究的状况与特点，亦有助于我们认识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轨迹与曲折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