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杜甫被任命为河西县尉,从这一年开始,到765年他自己请求解除严武幕府中的职务,十年间杜甫断断续续做过好几次官,但每一次时间都很短,总时间加起来不到两年。
我们不仅要问:杜甫为什么当不了官呢?即便好不容易捞到了一个小官,为什么又干不长久呢?这里面固然有政局动荡等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在杜甫自身。说白了,他根本就不是当官的料儿。
首先,杜甫没有做官的能力和基本素养。在这一点上,很多美化杜甫的人爱拿他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句来说事,仿佛只要给杜甫一个平台,他就能做出一番伟业。但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在做官期间,杜甫并没有做出像样的成绩,反倒是连基本的工作素养都很欠缺。由于性格懒散,杜甫往往不愿做实事,朝廷任命他为河西县尉,按理说这是他造福一方百姓的大好机会,也和他的理想相符合,但他嫌那里离京城远、条件艰苦,拒不上任,而宁愿在京城当一个管仓库的小官。这样不仅可以留在京城,而且工作清闲,有大量的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喝酒聊天。后来有人替杜甫辩护,说他不去河西就职,是因为不想当一个鱼肉百姓的官吏,这实在是无稽之谈。在这一点上,杜甫自己倒坦率,他在诗里直言,不去河西就是不想去那里“受罪”。即便是担任了管仓库的官吏,没干几天,他就觉得枯燥乏味了起来,写了一些发牢骚的诗,意思是怎么能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呢?所以上任没几天,他就到奉先探亲去了。
在严武幕府工作的那段时间,杜甫也是极其郁闷的,自然,错不在严武,还是在杜甫自身。一直以来,严武都对杜甫非常照顾,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时,严武隔三差五就带着酒肉去看他,一方面是怕杜甫寂寞,另一方面也是替他改善生活。严武曾两度在成都做官,第一次是在761年底,严武任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但四个月后被召回长安任太子宾客兼御史中大夫;第二次是在764年,严武再到成都任成都府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就是在这时去严武幕府中上班的。当然这是严武竭力相劝的结果,他实在不认可杜甫的那种生活方式,觉得杜甫应该出来做点事,挣点钱,养活一家老小。严武大概也没指望杜甫能在工作岗位上干出多少成绩,只是找个机会给他发薪水而已。杜甫一进入到具体的工作状态,他就立马变得十分情绪化,满腹牢骚。他后来辞职的借口是有病,这也是事实,他当时得了风痹,大概就是现在脑血栓之类的病,上班坐久了就半边身子发麻,但这远远不是他坚决请辞的真实原因。
真实的原因大概有两个:其一,他和同事处不好关系,可笑的是他还在诗中把自己说成是暂时不得志的大人物,不与那些小人计较;其二,他觉得在严武手下做事很没面子。过去严武接济他,他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是朋友嘛,现在成了上下级,从严武手里领钱,性质就不一样了,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有一次,他甚至和严武吵了起来,情急之下,他居然骂严武:你爸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可见他是有些恼羞成怒了。于是,他只有辞职。严武一看没有办法,也就同意了。
其次,杜甫在工作中没有起码的原则。杜甫任左拾遗期间,朝廷发生过一起著名的“房琯事件”。房琯祖上世代为官,他自己在肃宗朝也官至宰相,但他是一个善于慷慨陈词而不务实际的人,不理政务,终日沉醉于谈论佛家的因果和道家的虚无。安史之乱爆发的那年冬天,他率领一支军队与叛军交战,由于不懂军事又固执己见,在咸阳东陈陶一战中全军覆没。肃宗罢了房琯的官,还要治房琯的罪,按理说这处罚是没有错的,但杜甫不这么认为,他是房琯的朋友,很欣赏房琯,觉得房琯是个“醇儒”,现在房琯有难了,他应该挺身而出。于是,他上书为房琯辩护,说房琯“罪小功大”,不应罢免,那些攻击房琯的人都是一些人格卑劣的小人。杜甫这封措辞激烈的谏书,引起了肃宗的愤怒,肃宗下令审讯杜甫,亏得有朋友相救,杜甫才免于一难。就此以后,肃宗一看见杜甫就烦,准了他的探亲假,把他从自己身边打发走了,后来又干脆把他贬到了华州(今陕西华县)。
“房琯事件”给了杜甫一个教训,让他小心翼翼了起来,以至于后来真的有人蒙冤要他执言时,他反倒缄默不语了。肃宗在凤翔时,凤翔之地常有间谍出没,有一位名叫吴郁的官员,每逢处理间谍案件,必认真剖析,分辨黑白,由此得罪了权贵,被肃宗贬往潭州(今湖南长沙)。杜甫本该替吴郁辩白,但他不敢多说一句话。后来他途径吴郁的故乡两当县(今甘肃两当),访问吴郁的空宅时,深感良心的谴责,写下了自谴的诗句。
第三,杜甫对工作极其不负责任。杜甫就任华州司功时,关中遇到了一场旱灾。作为地方官员,杜甫不是和人民一起抗旱救灾,而是在三个多月后,拍屁股走人,到秦州去了,连官也不做了。当然,杜甫弃官的原因很多,那时,“房琯事件”的余绪还在,杜甫可能是听到了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传言,由于害怕,干脆弃官而去。不过,无论怎样,都足以说明,杜甫为官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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