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获宁远大捷后，辽西指挥，发生变动。时魏忠贤窃权，内监势焰嚣张。天启帝以“率循旧制、断在必行”，于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三月初四日决定，特命内臣镇守：设立镇守山海关等处太监一员，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刘应坤；左右镇守太监二员，乾清宫管事提督、忠勇营御马监太监陶文、纪用；分守中军太监三员，乾清宫打卯牌子、忠勇营中军、御马监太监孙茂霖、武俊、王莅朝，仍俱在山海关驻扎。他们任务虽为清查粮食器械数目、官兵马匹强弱，但奉旨将“声息缓急、进止机宜，务要据实直写密封，不时星驰来奏”。魏忠贤用意在于：内监出镇，收揽兵柄。闻旨，廷议纷纷，人心惶惶，内外百官，纷上驳疏。兵部尚书王永光疏称：“迩者宁远一捷，中外稍稍吐气。当事者且议裁经略、裁总兵，专任袁崇焕，以一事权。而随以六内臣拥聚斗大一关，事权不愈棼（fén）乎？万一袁崇焕瞻回顾望，致误封疆，则此罪崇焕任之乎？内臣任之乎？”又上疏：“此六臣者，与崇焕等为同乎，为异乎？将为同，则无用往也；使为异，则害有不可言者！”袁崇焕也具疏言：“兵，阴谋而诡道也，从来无数人谈兵之理。臣故疏裁总兵，心苦矣。战守之总兵且恐其多，况内臣而六员乎！”其结果是：君命难违，圣旨必遵。袁崇焕抗疏不允，便善处同内监之关系，曾同内臣刘应坤、纪用及总兵赵率教，并马巡历锦州、右屯地带，所见各城，灰烬之余，颓垣剩栋，白骨遍野，残冢依稀，“内臣见所未见，感倍于臣。遂邀镇臣与祝于北镇山神，誓图所以恢复者”。后袁崇焕奏请内监纪用等“移巡阅关外，与袁崇焕料理边事”。袁巡抚同监军太监周旋，得到了他们的一些理解。镇守内监奏报袁崇焕重建的宁锦防线，城势更高，堡垒更固，设备更严，军力更强，“著著皆实，毫无粉饰”。袁崇焕在极力协和与内监关系的同时，还调整同督、将的关系。
明获宁远大捷后，督师王之臣、巡抚袁崇焕、大将满桂之间，先是“同心戮力，共保宁城”；至是产生“廉蔺之隙”。他们或相互参劾，或乞移别镇，或上疏求去，或面和心异。朝廷拟将满桂调离宁远，回任京师。王之臣疏求把满桂留下，调到山海关。但袁不同意，奏请“乞休”。王之臣也疏请“引避”。庙堂谕言：“始因文、武不和，而河东沦于腥膻；继因经、抚不和，而河西鞠为蓁（zhēn）莽——覆亡之辙，炯然可鉴。”朝廷鉴于督抚生隙、文武不和的教训，决定王之臣加衔回兵部，命袁崇焕兼制调度关门兵马。但是，事过不久，改变主意。朝廷要他们“鉴不和之覆辙，破彼此之藩篱，降志相从，和衷共济”。经过廷议，袁、王留任，但袁管关外防务，王管关内防务，分辖信地，同功同罪。袁崇焕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静下来后，从大局出发，知道是自己的不对，于是上奏请再用满桂，同意将满桂留任，并愿与之和好。六年（1626年）七月，令满桂为征虏将军、驻山海关、兼管四路。调总兵赵率教由前屯移驻宁远，总兵左辅先代居前屯。
明军辽西诸城官将做出调整，遣将分守。于山海关，由满桂任征虏将军，统兵镇守。于前屯，以其系辽东南路前屯路城，合宁远卫城，而称为宁前路，由总兵赵率教带关内兵马，出壁前屯，以捍关门，并援宁远，后改任左辅镇守前屯。于宁远，袁崇焕在《战守布置大局疏》中，做出周详而切实的部署。
以上诸将，所守之城，即为信地，专责其成。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信守不渝，死生与共。袁崇焕将年迈母亲和妻子从南国接到危地宁远，赵率教也把自己的妻儿迁来居住。他们誓言：“土地破，则家与之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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