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吴王书
邹阳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思想文化相对自由,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潜滋暗长的时期。承秦之衰,为了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刘汉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黄老学说,实行无为而治。到文帝、景帝时期,经济上,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出现了封建史家所艳称的“文景之治”;政治上,刘汉皇朝日加巩固,但诸侯王的势力也在扩张,分裂因素不断增加;思想文化上, 诸子之学复起,士人的活动有一定的自由度,虽然不比春秋战国时期任意驰骋,“合则留,不合则去”,但也可以讲议集论,著书立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约于文帝中期,邹阳与著名赋家枚乘、严忌(即庄忌,为避汉明帝刘庄名讳改)等先后应聘至富庶的吴国。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之侄,汉初封于吴地3郡53城,地理位置优越,擅渔、盐、铜山之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力已经相当强大。国富起异心。吴王刘濞招致流亡,延揽贤士,谋夺帝位。邹阳至吴之后,吴太子赴长安朝见文帝,与皇太子博戏,无意中被皇太子用博局(棋盘)砸死。当时御吏大夫晁错又向汉景帝建议削弱诸侯王封地。这些使得吴王刘濞怨恨之余又添恐慌,遂暗地勾结其他诸侯王以及闽越、 匈奴等,伺机叛乱。邹阳微有察觉,写下《谏吴王书》进行规劝。因他是吴王门客,其时叛乱尚未发动,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文多隐语,常于言外见意。尽管如此,在文中他还是不无忧虑地指出,如若轻举妄动,“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从《谏吴王书》可以看出,邹阳既有维护诸侯王地位的动机,又见微知著地认识到中央集权的不可逆转,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战国游士的风气已不能照旧存在下去。然而吴王刘濞刚愎自用,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了“七国之乱”,但很快被汉兵打败,身死国破。
邹阳劝谏吴王后不久,即与枚乘、严忌离开吴国,来到待士甚厚的梁国。梁孝王刘武为汉景帝同母弟,原为代王,后改封淮阳王,于公元前168年又改封为梁王。因仁慈孝顺,被追谥为孝王,后人称之为梁孝王。在七国之乱时,梁孝王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为维护西汉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大功。梁孝王因功劳显赫,再加之受窦太后的宠爱,被授予天子旌旗,权势“拟于天子”。因此故,他动了谋求帝嗣的野心,大力招贤纳士,天下文人名士也齐趋梁国,邹阳与 公孙诡、 羊胜、枚乘、 司马相如等都成了座上客。在羊胜、公孙诡等人的怂恿、策划下,梁孝王在谋求帝嗣上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不过,这受到汉大臣袁盎等人的强烈反对,梁孝王盛怒之下,派人刺杀了袁盎及其他与议大臣十余人。
邹阳死后,归葬故里临淄。在清朝咸丰元年(1851)正月,临淄知县邹崇孟立汉邹阳故里碑。《临淄县志》有记载:“邹阳故里,在辛店庄,有碑尚存。”碑文曰:“大清咸丰元年正月,‘汉邹阳故里’,临淄县知县邹崇孟”。后人有诗曰:“招贤纳士汉梁王,善辩邹阳是智囊;总有小人羊胜妒,一腔血泪著华章。”
上书洗冤
起初,梁孝王谋议杀袁盎等大臣时,邹阳持反对态度。羊胜、 公孙诡本来嫉妒邹阳之才,于是就利用机会向梁王进谗言,导致邹阳下狱论死。邹阳“恐死而负累”,留下恶名,为后人所诟病,就从狱中上书梁孝王,即《狱中上梁孝王书》,以自我表白。这是一篇为自己辩诬的作品,当是时,邹阳“情至窘迫”(《古文观止·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文后评语),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梁孝王听信 谗言将其下狱,若直说自己无罪,则等于直斥梁王昏聩,处境将更为不利。
另一方面,若不将梁孝王偏信谗言说明,则又无以自白无辜。为此,邹阳采用了高超的表达技巧,首先拈出“忠无不报,信不见疑”,从“忠、信”二字入手,避开正面指斥,广征史实,论“谗毁”之祸,表述自己“忠信”的心迹。接着,从知人与不知人处落墨,说明要知人就不能听信谗言,而应警惕党人横恣的道理。最后,用大量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为证,劝谏梁孝王真正信用贤才,“不牵乎卑乱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如此天下士人才能真正为所用。该文比物连类,文采飞扬,词多偶俪,语意层见复出,情意恳恳;又铺张扬厉,意多慷慨,有足悲者,给人以战国纵横家的韵致。虽然文章所论忠信,观念陈旧,但仍不失为一篇千古名文,后被收入 《古文观止》。
梁孝王看到邹阳的上书大受感动,马上释其出狱,并向他深词谢罪。当时,梁孝王派人刺杀袁盎等大臣的阴谋已经败露,招致汉朝大臣千夫所指,也引起景帝不满。羊胜、公孙诡被迫自杀,梁孝王也胆颤心惊,深恐朝廷追究。在这危急关头,梁孝王觉得邹阳可用,就令其携带千金,设法不让朝廷追究自己的责任。邹阳受命后,首先找到以奇计见称的齐人王先生。受其指点,他赶赴长安,见到景帝王皇后之兄 王长君。邹阳虽为梁孝王说项,却处处站在王长君的角度以利害出之,危言耸听,终于说服了他。然后王长君出面,说服景帝不再追究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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