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骑射，体魄强健
与康熙朝大多数皇子一样，少年胤禟擅骑射，富有满族人的强健之气。
康熙三十一年，胤禟十岁。由于耳部患痈感染，高烧昏迷，一度危笃，恰逢意大利籍传教士卢依道（Lucci. Isidoro）由澳门抵京，因精通外科，奉诏入宫，担任御医。经他救治，胤禟很快痊愈。胤禟成年后，“对欧洲人颇有好感”，并始终厚待供职清廷的葡萄牙籍传教士穆景（敬）远（Joannes Mourao）,视之为心腹，均与他童年的这段经历，很有关系。
时年八月底，康熙帝率领八阿哥胤禩以上六位皇子巡视塞外后，即将返京。途中，得知胤禟痊愈，立即命其前来，“参加打猎的消遣”，随同胤禟的大批侍从中，有数位传教士，其一即治愈胤禟耳痈的“外科医生”卢依道。胤禟作为此次扈从皇子中最年幼的一位，首次出猎，就用短箭猎获了两头鹿。接着，康熙帝又特意为他提供了一次表现机会，随行的法国传教士张诚在1692年10月12日（康熙三十一年九月初三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皇子们让人们围了一个大圈，围住了一个大熊。他们费了很大力气也不能把它从熊窝里赶出来，一条狗走得离熊太近，被它咬烂了。最后皇上的第九个儿子奉陛下的命令用滑膛枪打伤了这只熊，这一枪使大熊走动起来了，然后他一箭就射死了它。”
另一次行围中，胤禟射杀了一只虎仔，得到康熙帝的赞许。一位大臣的请安折上，有如下朱批：“九阿哥甚勇敢，骑马强于其他阿哥。”
好学嗜读, 性聪敏，喜发明
胤禟自幼受到严格，系统的满汉文化教育，并学习了一些科学技术知识，四十二年春，康熙帝第四次南巡，在无锡游览秦家花园时，与宋代词人秦观的后人，46岁的待举儒生秦道然相遇，遂将秦道然带回京师。大约两年后，指派他做了胤禟的师傅。是年胤禟23岁，应已迁出紫禁城，分府另居。其府邸在铁狮子胡同东口，西与恭亲王常宁为邻，北与八贝勒胤禩府毗连。
雍正初年议定的胤禟“罪状”以及秦道然等人口供中，均透露出胤禟好学嗜读以及性聪敏，喜发明等特点。
康熙五十七年胤祯率师西征后，先是驻扎西宁，为收复拉萨进行准备。这时，胤禟亲手设计出一种战车式样，并向长子弘晸的师傅邵元龙（康熙丙子科举人）详谈指授。由邵元龙找人画出图样，经他过目后，差人带给胤祯。这一战车式样图是否为胤祯所采用，不得而知。
另据秦道然供称，胤禟早年在读书写字上颇下工夫，平日喜读唐诗，《资治通鉴》，对佛教语录《指月录》也很感兴趣，除了精通满语，蒙古语和汉语，胤禟还学过俄文。
雍正四年九月，胤禟第五子，16岁的弘旸（后改名弘鼎）给父信件由京城被送往西宁时，被九门捕役搜获，雍正帝见信中文字体制怪异，有类西洋字迹，即谴人问询供职清廷的西方传教士，得到回答是：此种字体，亦不能识认。又问弘旸，据弘旸称：佟保（胤禟属下）来京时，“我父亲寄来格子一张，另我学习，照样缮写书信寄去，我向佟保学会了，因此照样写信寄往。”于是，清廷认定这种怪异文字是由穆景远教授胤禟，但穆景远在受审中于此矢口否认，其口供如下：“我有薄格物穷理的书，他（胤禟）看了，说这字倒有些像俄罗素（斯）的字，我说果然有些像俄罗素的字。他说他得过俄罗素的字头儿，况这字也有阿、额、依，竟可以添改用用。我也说可以添改用得。不想他后来怎么样添改了写家信，我实实不得知道，委实我不曾教他写这样添改的字。”
穆景远所言当属实。雍正三年后，胤禟受到益严密的监控，与家人来往信件均被查看。这迫使他寻找应付之策。他从与俄文字母有些相象的拉丁文字母（罗马注音字母）中受到启发，于是在满文原有12字头基础上，造出19字头，又添改拉丁文字母后，用以拼写满语，除与家人通信时使用外，在此前后他给胤祯的信中，也曾使用这种由他所独创的字体。这种做法增加了信件内容的保密性，也成为他的一大罪状，即所谓“别造字样，巧编格式，令伊子学习，打听内中信息，缝于骡夫衣袜之内，传递往来，阴谋诡计，俨问敌国。太祖高皇帝钦定国书，臣民所共遵守，塞思黑径改添造七字头，私行刊刻，变乱祖制”，等等。
胤禟首先教授跟随他在西宁的笔帖式佟保，又让佟保按照他所写的一张“格子”。即字体范式，教会弘旸，弘旸随即用以书写信件，教授胤祯的方式，约大致相同。胤禟能够创造出新的字体，且简明易学，表明他不仅具有较高的满、汉文素养和一定的俄文基础，还有一定的语言天赋，较高的睿智与创意。这些素质对于三百多年前的一位清朝皇子而言，实属难得。今日，用拉丁文字母转写满文，已成为人们学习，记述满文的一种国际通用方式，而此法为满族人所使用，当是胤禟开其端。
雍正四年四月，胤禟身缚三条铁锁，被押至保定。进入囚室前，直隶总督李绂、都统楚宗等检查其随身携带的行李，除将衣服、被褥发还外，内有小刀、剪锥及杂书4 套，全部没收。胤禟从西宁出发前，先被告知押赴京城。途中，雍正帝改令留住保定。他将4套杂书作为生活必备品随身携往，是其手不释卷，已成习惯的反映。
擅结交，好施舍，有担当, 重义气
擅结交，好施舍，有担当, 重义气, 是胤禟另一突出之处。
康熙朝中后期，他认为巩昌府（今甘肃陇西县）知府何图有才具，可备大用，遂赠给房子一所，两次为其捐纳，并嘱之曰：“人才难得，你该为留意。”后来，他将何图派往胤祯军中，行前帮给骡马，赏与盘缠，总计六七千金。何图的兄弟也是胤禟属下，常被派往西宁，给胤祯送信，传递胤禟给何图的谕帖。据秦道然口供透露，像何图等为胤禟所资助者，不止一人。但何图与胤禟关系最为密切，是“胤禟第一个亲信的人”。何图约于雍正三年被令自尽。值得注意的是，他为胤禟所看中前，曾在时为四贝勒的胤禛门上“行走受恩”，并始终禀遵胤禛之密令，即使在妻子前，亦未将此情稍有透露。综合有关情况看，何图并未作为卧底，向旧主胤禛密报胤禟的情况，乃是由于其他原因脱离胤禛，另觅新主，并一时获得较在胤禛门上更多的宠信。于此可见胤禟，胤禛所不同的待人处事风格，而胤禟至死也未知晓这一秘密。
胤禟与师傅秦道然的关系非同一般，秦道然于康熙四十八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寻改礼科给事中。胤禟打破不以汉人为管家的成例，让秦道然兼做贝子府管家，并让府上人均对他以大人相称。秦道然曾以担任礼科给事中为由，提出离开胤禟家，胤禟不允。
传教士穆景远先在胤禟处行走，雍正帝继位后，他跟随胤禟前往西宁，两人比邻而居。穆景远病时，胤禟为避人耳目，常通过墙上偷挖的一个洞口，进入穆景远屋中探望。穆景远被押离西宁前，当众向着胤禟的住处叩头大哭。此刻他的复杂心绪中，也含有对胤禟的感激与依依之情。所以，穆景远受审时，虽然辩解其上述行为，是望着天给天主叩头，但又承认：“胤禟待我好，也是人所皆知的”。“我逢人赞扬他的好处”。
胤禟长子弘晸，生于康熙四十五年，庶福晋刘氏所生。少时，弘晟奉旨“内廷行走”，因常到皇祖宫中，遂遵胤禟吩咐，认内侍魏珠等人为伯叔。又与内侍陈福，李坤等结交。魏珠是康熙帝晚年的近侍太监，独受宠信。弘晸身为皇孙，对魏珠等竟以伯叔相称，这种“反常”之态，实则表明胤禟对于通过魏珠了解康熙帝有关信息，抱有很大期望。
山西贫民令狐士义，曾流落京城，四处乞食。胤禟得知，让府中太监赠银十两，以做救助，使令狐士义深为感慨，誓报大恩（见下文）。
胤禟的关系圈有以下特点：
第一，结交面广。胤禟结交之人，括及下级地方官员，文人士大夫，西方传教士，宫中太监，京城流民等不同社会层面。雍正帝曾指斥胤禩，胤禟，胤祯等结党营私，“凡僧侣喇嘛，医卜星相，甚至优人贱隶以及西洋人，大臣官员之家奴，俱留心施恩，相与往来，以备其用”。所言大体属实。不过，以结交范围之广论，胤禟似又超出胤禩，胤祯等人，在当朝皇子中首屈一指。
第二，与胤禟关系密切的人中，汉人占有一定比例。这从一个方面，显示出清朝入关半个多世纪后，满汉文化逐步交融，满汉关系日渐和缓的社会趋势。
第三，胤禟结交之人总体文化水准，似乎并不高。他与当时满汉文化精英人物，似较少交谊。这既反映出胤禟在精神层面上的品味、格调。也表明他的择友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色彩，同太监魏珠等人的关系既是典型。
恃万贯家财而行善事，固然是胤禟广泛结交，博取人心的有利条件，但无可否认，其躬亲礼下，平易近人，重义气，慷慨大方等禀性作风，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这使他享有一定声誉。
秦道然曾盛赞胤禟“为人宽宏大量，慈祥恺悌”，“有帝王体”。即使在受审中，依然承认胤禟“好将货财给人，借与人全不计较”。又如固山贝子苏努（雍正初年晋封贝勒），曾称赞胤禟“气象大气”。苏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长子诸英的曾孙，在宗室中很有威信，康熙后期任议政大臣。雍正帝继位后被斥之为胤禩胤禟集团主要成员之一。
然而在雍正帝眼中，胤禟则是“外饰淳良，内藏奸狡”，“贿买恶棍，到处称誉”。胤禟被拘禁保定后，直隶总督李绂所奏朱批有以下字样：“大概不被阿其那（胤禩）、塞思黑愚弄之人，万中无一。此二人只柔奸巨滑，世所罕见，胆量忍性，实出世人”。这些愤恨之语，是对胤禟等人具有出色结交能力的绝妙反证。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广东碣石总兵官陈昂上疏，奏请禁绝天主教。是年六月五日（阴历四月二十八日）耶酥会传教士冯秉正神父由京城发回欧洲的信中说，皇帝阅（陈昂的奏章）后即交各部审议，各部尚书奉旨会议此事，作出禁止圣教，驱逐传教士的决定。“我们立即想到上书皇帝以证明我们无罪，困难在于如何把申诉书递给皇帝。为此，我们向所有可以帮这个忙的朋友求援—包括太监和其他官员，但没有任何人敢负这一责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巴多明神父只得想担任大学士的一位朋友及对欧洲人颇有好感的皇帝第九子请教。他们答应去见见诸位法官，尽力使其改变判决。他们果然为我们的事情大展手脚，而且至少取得了如下积极效果：在每年（阴历三月十八日—引者）举行的皇帝华诞节庆活动之前，这份判决不呈送陛下。以近在眼前的这一节庆通常要延续10天。格外幸运的是，节庆刚一结束，皇帝就外出巡视了5天，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有了托人疏通法官的时间………”不久，9位法官（九卿，既前文所称各部尚书）召开第二次会议作出判决，“然而成效却离我们希望的甚远”。传教士其后又采取其他举措，从略。
上文表明，五十六年二月，胤禟曾与某位大学士（很可能是马齐）一道，疏通，说服九卿，致使九卿等作出的第二次判决中，禁教口吻有所和缓。同时，他还促使九卿将载有判决内容的奏疏，延缓呈递康熙帝。胤禟身为贝子，敢行“太监与其他官员”不敢行之事，这固然反映出当朝皇子的能量和权势，也与胤禟本人讲义气，不惜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行事作风密切相连。如果换成封有亲王爵位，遇事少有担当的皇三子胤祉或胤禟同母兄胤祺，其态度与做法都会截然不同。
五十五年（1716年）秋，康熙帝由热河返京途中，为了避邪，欲将住在畅春园近地，染患伤寒的胤禩移往城内。诸皇子奉旨商议时，惟独胤禟激烈拦阻：“八阿哥今如此病重，若移往家中，万一不测，谁即承当？”此时八阿哥已经失宠于康熙, 与储位绝缘, 胤禟仍然挺身为他说话, 反映了胤禟的重情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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