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

　　道光二十年（1840）吴汝纶出身于安徽枞阳县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一个私塾先生之家。幼时家境贫寒，但刻苦好学，得一鸡蛋不肯吃，至集市换成松脂，供夜读时照明。他博览诸子百家之书，笃好文学，对同乡先辈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文章尤其景崇。同治二年（1863）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次年中江南乡试第九名举人，后入京会试，于同治四年（1865）中第八名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慕其才，留佐幕府，切磋学问，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汝纶与李鸿章关系亦密切，先后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议，多出自他手笔。

汝纶先后曾出任深州(今河北深县)、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州十多年，在深州任上，他发现那里的学田被豪强侵占，教育经费无着。他不畏权势，毅然追回学田的赋税收入，作为书院经费。他还把这个州3 个县的高材生集中到书院，并亲自登堂授课，时间长了，以致人们忘了他是州官而尊称他为大师。深州任内因父母丧事返回原籍。期满后改任冀州知州，仍然锐意兴学。因此，深、冀两州文教事业成绩卓著，誉满京华。他在为政期间，还注意倾听来自民间的呼声。在冀州，经常邀请当地贤达，每月到书院议论一次时政，征求对州内每项大事的意见是否便民利民，以定兴革。他采纳了众人的意见，开通了60 里长的冀衡大渠，排除低地的积水入滏阳河，不仅使千亩贫瘠的卤田变成膏腴的良田，还便利了商旅交通，受到人们的称赞。

吴汝纶性情淡泊，不愿长期做官，而热心教育事业。当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辞职时，吴汝纶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毛遂自荐，辞去了冀州知州，于光绪十五年(1889)起，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到院后，锐意改革，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外文，改进教学方法。因此，国内慕名求学的青年很多，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李光炯、房秩五等人都受过教益。当时住在北京城的日本和西方文人学者也常往保定向吴汝纶请教，相互切磋。特别是日本教育界人士与他来往频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吴汝纶对西学的了解，萌生了兴办新式学堂的主张。他认为：“开学堂以西学为主，所以取人之长，补我之不足。”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下诏开办新学，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奏荐吴汝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加五品卿衔。吴汝纶坚辞不就，未获批准，于是奏请出国考察教育。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迅速强盛，是由于其教育的成功，要办好中国的京师大学堂，必须借鉴于日本。这年五月，他率领学生李光炯、方磐君等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期间，他们先后到长崎、神户、大阪、西京和东京等地的各类学校和单位参观，并拜访了众多官员，吴汝纶后来将他在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进行分类整理，汇编成十多万字的《东游丛录》一书。当他到达马关时，当地人士集会欢迎他，请他题字留作纪念。他援笔大书：“伤心之地”。

在日本，因留学生事与驻日公使蔡钧发生龃龉，归国后不赴京师就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家乡桐城创办桐城小学堂，又名桐城学堂，他表示：“吾辈此次办学堂，有进无退，人不善换人，法不善换法，决无止息之期。”他为学堂亲自撰写了楹联和匾额，楹联为“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匾额为“勉成国器”。学堂于1952年改名为安徽省桐城中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汝纶在家病逝，享年64岁。民国4年(1915)，家人将其安葬在家乡吴牛山。今墓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吴汝纶既是“桐城派”后期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也是我国近代一位功不可没的教育家。他一生著作等身，影响深远。作为一位沿着科举之路拾级而上的封建官僚，吴汝纶却能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张“西学”，谋求“教育救国”，这让他在“桐城派”这个团队中，更显独树一帜、高人一筹。好友严复赞曰：“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指郭嵩焘）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吴汝纶辞世后，严复曾撰联吊唁：“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