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面临的劳动力就业困境，一是多因素影响导致就业岗位减少。由于疫情影响导致全球产业链阻断，经济恢复预期不稳定，加上制造和服务智能化会持续替代劳动力，结果可能造成每年失去约500 万个就业机会。二是应届毕业生待就业规模增大。2021 年需要就业的应届毕业生规模空前巨大，估计在1100 万人左右，其中包括2021年应届毕业生909 万人，2020年未就业的毕业生100万到150 万人，以及选择在国内就业的留学回国人员。三是中年就业人群关注度不足。2020年，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国家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业提供大量政策性就业岗位，但对于工作经验丰富的大龄就业者并没有政策倾斜。大龄求职者不论能力、学历如何，因年龄问题，求职应聘屡屡受挫的事例众多。此类年龄人群的就业问题，将严重影响家庭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的影响也远超大学生就业问题。四是农村农业就业空间狭小。农村土地不能为利用农村劳动力要素提供创业和就业的理想组合条件，是农村就业空间狭小和就业困难最主要的深层次原因。近年，农村并没有出现资本要素从城市向农村流动的理想状况，反而从农村向城镇反向流动了20万亿元左右，每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2.5%～4.5%投入三农领域。农民基本没有使用自己的土地要素进行建设和创业等权利，限制了农民使用土地要素来自己创业就业的可能。农村内部种植业因收益相对越来越低，涵养和吸收农民从业的能力越来越弱，除去在农村从事非粮食种植和二、三产业的就业劳动力，农村总就业的3.3 亿人中，至少有45%的剩余劳动力。
我国目前的就业形势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成了社会动荡社会风险的新原因，因此，需要有新的思路，有针对性地提出措施，去解决问题和化解风险源以防范风险暴发。为此，建议：
1.将失业率作为地方保就业保民生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将解决就业困难与谋求经济中高速增长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将其看成是最重要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解困经济工作。由国家统计局和第三方调查机构客观地对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就业、收入和生活质量等三项指标进行实时精准的监测，并进行公布。对失业率高的，对地区主要领导要进行督导和予以问责。
2.保护和建设扩大就业的微生态。国家对企业劳动者的年龄分布作出强制性规定，企业内员工的年龄分布必须符合国家人口年龄分布规律，符合行业内技能发展年龄分布规律，解决就业年龄歧视问题，并根据行业特点进行政策细化。适当保留和保护实体商业、餐饮街巷和社区，完善城市市郊农贸、建材、杂货等市场，宽容对待地摊就业，允许游商串街走巷。为解决大学生就业岗位不足，可以考虑适当放开对社会举办幼儿及老人教育培训、文艺培训、非遗传承培训、群众体育健身培训等方面的限制，以容纳更多就业。
3.土地要素相互组合形成创业就业的生产力条件。盘活城乡闲置和低利用土地就是将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与促进创业就业结合起来。淡化建设用地指标管理，对已有的建设用地，放宽放松规划用途管制，用于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用地向农民创业就业倾斜，鼓励农民利用荒地坡地，扩大农民对农村土地要素使用、建设、创业、经营、就业和收益权。鼓励城镇企事业单位充分利用闲置低效率土地，创造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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