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公共服务业发展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并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公共服务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缩小4.124%和2.955%。
为了进一步探究两者关系，加入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各模型公共服务业发展系数均显著为负，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
公共服务业发展通过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直接效应）、提升农民生产力水平与促进劳动力流动（间接效应），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收敛的作用。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的系数为负值，可能是由于FDI有助于缓解我国资金短缺，提高投资质量，增加社会就业机会，促进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
当前产业结构正向高度化与合理化进行调整，城市工业、服务业能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动力，并且拥有较高的边际生产力，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
而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却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是由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仍具有较强的不平衡性，地方政府“唯GDP论”表现在城市迅速发展，而农村的发展往往被忽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当前中国可能存在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低、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即便普惠金融的实施也受到金融市场的限制，存在一定的金融门槛，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Log-likelihood系数分别为7221.630、7220.697和7228.905，表明拟合效果不错。空间回归系数ρ(λ)都大于0，且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其中SEM和SDM模型空间效应显著性更明显，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
这表明中国各城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受到相邻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相邻城市冲击扰动的影响。
从空间面板模型的LR检验结果表明，分别通过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SDM可以还原成SAR和SEM的原假设，同时SDM中R2和Log-likelihood的数值最大，表明模型拟合效果，最佳为此本文选择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
根据Hausman检验统计量的值为174.60，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由于LR检验分别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本文最终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双固定效应。
从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空间系数ρ为0.265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高—高、低—低”的空间集聚现象。
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高的城市在地理上聚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低的城市也产生集聚。
东部城市依托其经济与城市基础的优势有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中部城市次之，而西部城市由于资源分配不均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依然严重，体现了中国城市发展非平衡的特点。
公共服务业发展的系数为-2.344，并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进一步肯定了公共服务业发展的必要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收敛作用。
对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空间杜宾模型与基准回归的区别主要在于空间滞后项。
其中，公共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滞后项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负，且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相邻城市的公共服务业发展将会缩小本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由于周边城市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条件的完善，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公共服务业水平较高的邻近城市，增加本市农村居民就业人数，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进而缩小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而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滞后项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正向影响，即周边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加剧了本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影响效果不显著。
可能是当前中国金融和经济密切相关，金融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处于核心地位，经济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往往会颁布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丰厚的薪酬、优越的社会福利吸引劳动力。
但主要面对高人力资本，由于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差距会一定程度影响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相比农村劳动力，城市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更高，进而导致本市高人力资本的流动，进一步扩大了本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但随着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提出，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的缩小，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也不断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会缩小。
经济与金融发展具有双向影响效应，造成估计结果的不显著。产业结构的空间滞后项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邻接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扩大了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仍不合理，重点放在对工业、服务业的发展，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辐射作用还不强。
为此通过推动产业化转型，推进中国新型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和谐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滞后项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正向效应，原因可能是中国当前正面临新兴产业培育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政府对待外资的态度也从量转为质。
由于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优势，外商投资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增加了高人力资本的需求，进而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分析
从直接效应层面来看，公共服务业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的效应系数为负，表明这些影响因素的提高促进了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
而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效应系数为正，说明这两种影响因素的提高会对本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扩大作用。
从间接效应的层面来看，只有公共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效应系数为负，表明本市的公共服务业发展程度越高，将促进相邻地级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而其他各影响因素的效应系数都为正，表明本市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都会加剧相邻地级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为缩小城乡居民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公共服务业应按照不同类别、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合理调整财政投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在分配的过程中，注重“质量”与“均等化”。
即兼顾“公平”与“效率”，通过公共服务的渠道效应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第二，城市偏向的公共服务供给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的原因，以农村“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计划”为契机，以城带乡、城乡互补，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中国新型农村现代化，统筹城乡发展。
第三，改革现行政绩考核机制，取消以单一经济增长为考察指标的政绩评估标准，将民生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公众满意度、资源消耗等作为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
第四，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除了政府的主导，还需要个人与社会组织的力量，加强信息化公开建设，建立群众公共服务业评价与监督机制，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监督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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