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全国最小的地级市，城市的形状怪怪的像个狭长的裤腿。我的老家在裤腿的东头，我老婆的老家在裤腿的西头。每逢过年过节，我们都需要驱车经历中间沿线坐落的乡镇村庄，往返好多回。
这么走了十多年，不用刻意观察就能发现其中的巨大变化。
十年前最大的特点，是各乡镇逐渐兴建起的密集的教堂、寺庙。虽然大多简陋，但不乏香火。十年后最大的特点，是教堂、寺庙依然在，但日渐冷清；相反，一座座明显是乡镇村庄里最为恢弘的建筑——家族宗祠却拔地而起，并且人气满满。
我的堂婶娘，就是在十余年前的热潮中参加的地方教会。每次见到她，几句话不到，她就要开始歌颂主的恩德，赞美主的力量，话里话外都似乎要圈我为粉。我是多年党龄的党员，当然每次都会客气地回避这些话题。而等到开始吃饭时，大家上桌了，婶娘却往往一个人跑到旁边的小房间呆好久。我让堂弟们去喊，他们往往带着三分不悦、两分嫌恶地说，在祷告，每天如此，莫管她。果然，十余分钟后，堂婶娘带着一脸的庄严和释然方才上桌。
在堂婶娘看来，我们这些亲戚朋友们在工作生活、婚姻家庭等等所有方面的困厄与不顺，都是因为不信主造成的；信了，主自会替你救赎和消除。
堂婶娘这样的农村大妈，并非个例。我了解到，在周边村庄，这样的信众非常之多，堂婶娘只是他们中的一个缩影，有的甚至全家加入，不知不觉中就形成了家庭教会。
今年再回农村，这种景象，明显就被以宗族祠堂为核心的话题吸引了。
比如在堂婶娘所在的上岩村，多以刘姓为主，乡民们豪气地集资三百多万，建起了三进院落、占地面积400余平方米的高大祠堂，名为刘氏宗祠。祠堂力求古色古香，前门矗立着近二十米高的牌坊，门边蹲立着威武的石狮子，石狮子前方则是巨大的铁铸供香炉。
走进宗祠，第一进院落为“同宗共荣”，宽大气派，起着仪房的作用。家族简介，功勋族人，捐建者名录，族谱家训等等陈列其间。两边耳房甚至设有广播室和会客室。第二进院落为“祖德流芳”，起着祭堂的作用。第三进院落悬匾“同气连枝”，是个库房、备料、烹制的多功能区。
当然，各村所建宗祠的名称、规制和布局结构是不尽相同的。比如旁边下岩村曾姓为主的乡民建起的曾氏祠堂以承担村里的红白喜事为主要功能，五里外的王埠村的王家祖堂则以乡民日常聚集、自发议事和文化活动为主。
这些祠堂，一般花费在200-500万之间。由乡民或几万、或几千、或几百地捐建而成。虽然其间难免有面子和攀比的裹挟因素，但自发自愿的共襄盛举的行为居多。
在这个过程中，从以往将美好的愿望和诉求寄托于未知的精神救赎不同，乡民们渐渐地走向了通过互帮互助、抱团取暖的方式进行现世的行为救赎。
我国的宗教政策是“保护合法，打击非法”，对于正常范围内的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活动，是不过多干预的。其兴，其衰，皆由大众选择。
十多年前，我国有8万余个基督教堂点，3万多处佛教场所，9千多处道教宫观，共计10余万宗教处所。这其中，位于乡村的，保守来说也有七、八万个，更不要说还有大量没有单独建堂所，而仅以教众聚会区或家庭教会形态存在的没法统计的场所。而中国目前有乡镇4万个左右，平均下来每个乡镇至少都有2个以上的宗教场所。说乡村以前热衷搞教堂、寺庙，应该是不为过的。
宗教处所盛行和信众众多，究其根源，无非是人们对于现实困境无力自行脱困，只好寄托于超越自我、超越群体的力量的帮助。但是，除了已经近乎被打了“思维钢印”的虔诚的宗教人士，那些临时性转向宗教力量的一般信众，其信奉程度、行为频次和持续热度，很大程度上都是具有弹性的——看回报。即刻而现实的回报大，信奉程度就深；久久不见回报，甚至发现困厄和无助在自己这里日益加大，余者的生活却六路花飞之时，即便信仰不灭，起码也不那么执着。
城镇化的过程，伴随着乡村空心化的阵痛。
村头的刘老三担心着有个病病痛痛，能及时送他到医院的青壮都没有。村尾的曾大娘，担心着办个孩子百日宴，连个摆酒席的地方都没了，说不定客人还来不了几个；村中年级已经八十好久刘四爷，甚至担心到他百年时，村里连抬棺上山的八仙都已经凑不齐……
更不要说，那些留守人群中的或鳏或寡或孤或独者。他们，几乎都要成为时代的余晖，静静的等着复归尘埃。
城镇化洪流中乡村的现实困境，促使村民们似乎找到了走抱团互助的道路；在中国消失或式微了半个多世纪的宗法治理力量和回潮诉求，似乎也由之找到了部分复活的契机。
红白喜事，由村中长者主持，在祠堂共同办理，免去力薄家庭的难处；邻里纠纷，尚不涉及法律的，由族中调解合理解决，减少邻里纠纷；年节时日，祭祀典礼，在村中共同举行，乡民精神纽带和向心力加强；游子归乡，在祠堂中追思缅怀，找到重新出发的力量；村中修桥补路、振兴发展之类的大事，村民群策群力，众人拾柴火焰高……
阔步行进中的中国，乡村永远是我们的根，也是最不该被冷落、落下和遗忘的地方。乡村美丽乡村的建设，在国家自上而下的规划和推进下，在加上适度复活的宗法力量，说不定，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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