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的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及其应用
【 作 者】唐久红/唐岳驹
【作者简介】唐久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在读博士生
唐岳驹，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430072
【摘 要 题】信息经济学
【 正 文】
一、前言
2001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Akerlof)、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斯彭斯(A.MichaelSpence)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以表彰三位美国学者对微观信息经济学（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及其应用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书中说，本年度的获奖者在20世纪70年代用不对称信息(Asymmetricinformation)为广泛的市场理论奠定了基础。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的贡献形成了现代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其实际应用非常广泛，不仅包括传统的农业市场，而且包括现代的金融市场。关于三位获奖者提出的所谓“柠檬”（Lemons，二手车在美国被称为“柠檬”）作用力量及其有时反常的结果的信息市场理论，西方著名学者、瑞典隆德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斯·博里林评论说，许多人之所以本能地不信任二手车经销商，其理论就在于此，因为他们往往比顾客更了解待出售的二手车。同样，公民也比税收当局更了解自己的个人财务状况。这就是“不对称信息”。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说明中还特别表明，在三位获奖者中，斯蒂格利茨对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贡献最大。斯蒂格利茨在经济理论方面的许多贡献，诸如道德风险(MoralHazard)、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信息甄别、信贷配给、市场效率、组织与财务结构、新古典增长以及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等许多方面，都改变了经济学家分析研究市场运作的方式。
斯蒂格利茨的不对称信息理论与阿克洛夫的“柠檬”原理及斯彭斯的劳动市场模型等相关理论构成了当代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牢固基石。这不仅在西方，而且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二、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的生平业绩
乔治·阿克洛夫，1940年6月17日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196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66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任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1978～1980年任伦敦经济学院货币银行专业卡塞尔讲座经济学教授；1980年至今任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85年荣任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1990年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理查德·伊利讲座高级讲师；1994年任布鲁金斯小组经济问题高级顾问及研究会资深研究员；1995年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他还是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和《美国经济评论》副主编。他既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又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阿克洛夫的研究范围较广，包括货币理论、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学等，并曾在贫困和失业理论、犯罪与家庭、社会习俗经济学等领域发表过大量研究论著，其中有：《稳定增长——在危急关头吗？》(1967)；《资本、工资与结构失业》(1969)；《“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1970)；《种族制度经济学与无休止的激烈竞争及其他可悲的陈述》(1976)；《货币需求基金流通理论的微观模型》(1978)；《失业影响的社会习俗理论》(1980)；《货币需求短期趋向：对老问题的新展望》(1982)；《礼物互换与效率工资理论：四种展望》(1984)；《一位经济理论家的故事书》(1984)；《劳动力市场效率工资模型》（与耶伦合编，1986）；《非理性行为的理性模型》(1987)；《泡沫经济学》(1989)；《合理工资前提与失业》（与耶伦合著，1990）；《惩罚与服从》(1991)；《社会悬殊与社会制裁》(1995)；《自我控制与退职救助》(1998)；《经济学与恒等式》(2000)。在上述大量研究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不完全信息论。如他在1970年问世的重要著述《“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中，第一次提出“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因此同斯蒂格利茨一道，被并称为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他的这一论著阐述了一个简明但影响深远而又普遍运用的观点，具有典型的开创性特点，并使大量有益的观点得到了广泛应用，既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也为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迈克尔·斯彭斯于1942年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蒙特克莱市；1966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68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7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73～1975年，任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副教授；1976年重返哈佛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79年起任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教授。1984～1990年任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系主任；1990～1999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主任兼商学院院长；2000年起成为斯坦福大学菲利普·奈特讲座荣誉教授。
斯彭斯主要研究市场结构与运行，包括市场的信息结构、产品差别与垄断性竞争，以及竞争的动态问题，尤其是市场的演变、竞争战略和市场运作。同时，他着重探索市场价格与其他不完全、不对称信息的差异形式。他论著浩瀚，主要有：《劳动力市场中的信号问题》(1973)；《市场信号：雇佣及相关程序的信息传递》(1974)；《工资水平的竞争、可信任和获得工作的必要信号条件》(1975)；《垄断、质量与规制》(1975)；《产品的选择、固定成本与垄断竞争》(1976)；《产品的多样化和福利》(1976)；《消费者的错觉，产品的失误与生产者的责任》(1977)；《非线性价格与福利》(1977)；《新市场投资、战略与增长》(1979)；《广告宣传与进入市场壁垒》(1980)；《开放经济中的产业组织》(1980)；《开放经济中的竞争：加拿大模式》（合著，1980）；《学习欺诈与竞争》(1981)；《金融投资竞争组织》(1983)；《投资银行的竞争结构》（合著，1983）；《博弈论：经济学家的新工具》(2000)。
斯彭斯的专著《市场信号：雇佣及相关程序的信号传递》与论文《劳动力市场中的信号问题》均以人们受教育程度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信号。由于他的后续研究涉及诸多应用案例，市场信号理论的研究被经济学家扩展至不同的市场，其重要性得到进一步的验证。从“经济行为人”的角度来探讨不对称信息所形成的不良后果，此乃阿克洛夫的卓见，而斯彭斯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贡献，是阐明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人”怎样借助发布信号来抵销“逆向选择”的影响。信号在此是指“经济行为人”采取的可观察的措施，“经济行为人”采取这些措施，旨在使市场的另一方相信其产品所具有的价值与质量。
斯彭斯最主要的真知灼见，是断言只有当真假信号对发布者的成本差异足够大时，真实信号才可发挥作用。在此，他关键性的贡献是正式提出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并且揭示和分析了这个理论的经济含义。正因为这样，斯彭斯早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就获得系列荣誉与奖赏：他在1966～1968年间获罗兹奖；1972年获哈佛大学戴维·威尔士奖；1978年获加尔布雷思优秀成果奖；1981年获素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目前，斯彭斯除了担任美国几所高校的荣誉教授及美国经济学会和美国计量经济学会资深研究员外，还兼任美洲银行、奈克公司、西伯尔系统公司的董事。同时，斯彭斯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已作为信号传递理论的经典模型载入史册，而成为西方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42年2月9日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1964年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66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66～1967年，任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1968～1974年，任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1968～1974年，任耶鲁大学副教授、教授；1974～1976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1976～1979年，任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1979～1988年，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因业绩卓著，1979年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勋章。1983年，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1985年，担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兼《美国经济评论》副主席。1988年，荣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8～1994年，转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1994～1997年，调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主席；1997～2000年，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资深副行长；2000～2001年，成为美国布鲁金斯学院高级研究员；2001年至今，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贸易与国际事务教授。
斯蒂格利茨主要研究不完全和高成本信息怎样影响经济行为和市场均衡，以证明完全竞争的存在、特征和福利原理并不健全。他还把该理论具体应用于垄断者和政府行为，以及劳动力、资本与产品市场的均衡中。他的著述颇丰，主要有：《对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重新考察》(1969)；《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文集》（与宇泽合编，1969）；《递增风险：定义》（与罗思柴尔德合著，1970）；《递增风险：经济影响》（与罗思柴尔德合著，1971）；《“信息甄别”理论、教育与收入分配》(1975)；《欠发达国家的效率工资假说、劳动力剩余和收入分配》(1976)；《竞争性保险市场的均衡：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学》（与罗思柴尔德合著，1976）；《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与迪克西特合著，1977）；《公共经济学讲义》（与阿特金森合著，1980）；《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与韦斯合著，1981）；《商品价格稳定理论》（与纽伯里合著，1981）；《理性预期下的技术选择和市场均衡最优化》（与纽伯里合著，1982）；《作为工人纪律手段的均衡失业》（与夏皮罗合著，1984）；《公共部门经济学》(1986)；《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1986)；《质量依赖于价格的原因与后果》(1987)；《对道德风险的基本分析》（与阿诺特合著，1988）；《对可供替代的宏观经济理论的考察》（与格林沃尔德合著，1988）；《道德风险与非市场制度》(1991)；《经济学》(1993)；《社会主义向何处去？》(1994)；《发展中的参与作用》(1999)；《国际金融构架的前景》(1999)；《世纪之交的世界银行》(1999)；《世界贸易组织世纪回顾》(1999)；《跨越峡谷的新桥梁：俄罗斯及其他转制经济的宏微观战略》(2000)；《资本市场自由化、经济增长与不稳定性》(2000)。
斯蒂格利茨曾多次强调假如不考虑信息的不对称性的话，那么经济学模型很可能是误导性的。他的这一警示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因为就“不对称信息”来说，不同的市场会有不同的特征，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公共管理的研究领域。可见，斯蒂格利茨的一系列论著，不仅是进一步探索信息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文献，而且也是有关领域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他在信息经济学文献中，堪称被人们引用得最多的经济学家，在更广泛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领域内也是如此。
三、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及其应用
同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的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堪称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微观信息经济学用博弈论来研究信息的不对称性，博弈论的意识贯穿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始终。尽管博弈论方法不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惟一工具，但微观信息经济学是对博弈论的实际应用，力图促使人们从由于信息失真、信息阻滞，尤其是信息不对称而陷入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让社会经济更好地运转。
阿克洛夫、斯彭斯与斯蒂格利茨在以往20余年的研究中，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探索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并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机制与市场均衡等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阿克洛夫阐明，信息的不对称性可以导致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当放贷者或买车者拥有非完善信息时，赖账者和卖劣质车的人就会把市场上处于他们那一方的其他人都排挤出去，从而扼杀了本来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而斯彭斯则说明在这种市场状态下，知情的经济行为人通过采取可观察但代价高昂的措施，向不知情的经济行为人发布关于他们私人信息的信号，从而增加他们自己的市场成果。因此企业的管理者会宁愿承担额外的纳税成本，来显示企业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斯蒂格利茨则进一步表明，不知情的经济行为人可以针对某项具体的交易，向知情的经济行为人提出各种相互替代的合同以供选择，从而间接地获取信息，亦即所谓的借助自我选择对交易者进行甄别。于是保险公司可通过提供各种保险条款，将客户按风险等级进行分类排队，如较低的保险费率能换成较高的付赔额度。
阿克洛夫的名著《“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堪称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作出突出贡献的单篇论著，其所有特征均显示出是真正具有重大启迪性的文献。该文献论述了一个简明而广泛适用的设想，并为其大量被采用的前景提出了诸多有趣的启示与论点。阿克洛夫既指出不对称信息问题的普遍性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与深远影响，又阐明私人信息怎样导致市场机制的失灵。这涉及到老年人购买医疗保险时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各种劳工市场的社会隔离问题等诸多案例。
阿克洛夫特别强调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例如他关于逆向选择的案例，就举的是20世纪60年代印度信贷市场的例子，说明那里的放贷者获取的利息率往往是大城市的两倍。他断言，该原理（逆向选择）其实能用来阐释诸多经济制度。他的预言与远见得到验证，他的分析方法启动了一个全新的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的探索，即经济制度怎样才能减轻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良后果？其论点可用一简例来说明：假设某商品有高、低两种质量，数量的固定比例为λ与1-λ。所有购买者对两种质量评价一样：一单位的次品值W[L]美元，而一单位的高质量产品值W[H]＞W[L]美元。每个销售者对其所出售的产品的质量是了解的，并且对产品的评价是，每单位低质量产品为V[L]＜W[L]美元，每单位高质量产品为V[H]＜W[H]美元。若低质与高质各单位存在相互分离的市场，V[L]和W[L]之间的每一种价格都会引起低质单位市场上买卖双方互利的交易，V[H]与W[H]之间的每一种价格，则都会引起高质量单位市场上买卖双方互利的交易。但若市场无规章制约，买主无从看出产品质量，低质商品的卖主将随心所欲地到高质单位的市场上进行交易。若果真如此，卖主对高质单位所定的价格高于消费者的平均估价。这一状况可用数学上的不等式V[H]＞W表示，其中，W=λW[L]+(1-λ)W[H]。
若交易按这种情况发生，买主对产品质量的理性预期就会恰好等于W。
斯彭斯阐明市场上经济行为人怎样借助发布信号以抵销逆向选择的影响。他的论著均以受教育程度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信号。斯彭斯认为，对整个社会来讲存在一个效率最高的信号均衡。他的信号模型形成了一个博奕论的探索高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斯彭斯为了区分其模型中的各种信号均衡而构建了“纳什均衡”的诸多明细化理论。他进一步验证了其他均衡的存在，诸如，使所有求职者都不愿意接受教育的均衡。如果雇主认为并不是由受教育程度来反映生产率信号，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市场上所有求职者的平均生产率不论受教育程度高低都是：W=λW[L]+(1-λ)W[H]。这样一来，雇主给予所有求职者一个相当于W的工资水平，而所有求职者最好的策略是选择最低教育水平S[L]=0，通常是能实现雇主的上述设想的。
斯蒂格利茨等的名著《竞争性保险市场的均衡》，可算是阿克洛夫与斯彭斯后续研究文献的最好拓展，堪称有关“逆向选择”的经典性论著，其中发现可能有“混同均衡”与“分离均衡”两种类型的均衡。斯蒂格利茨等对均衡的分类，已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公认标准：不仅是信息经济理论的标准概念，而且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典型概念。其理论观点在目前学术界一直保持着非凡的影响力。
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的分析框架，构成了当代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不少经济学家运用并拓宽了三位学者原创的理论模型以分析组织与制度，货币政策与就业政策等宏微观经济学问题。他们关于市场和信息不对称的分析，对现代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具有巨大的导向性。其研究成果使人们能深入理解现实市场上的诸多现象，而这些现象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是难以被全面阐释的。同时，从其模型还可看出，诸多社会规制的出现旨在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从金融市场到产业组织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这一理论模型的应用范围极为广泛。
四、结语
从1969年开始，截至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发33次。全世界已有49位经济学家由于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而获得了这项最高荣誉。通过对这49位经济学奖得主的综合考察，我们认为，大致显示出如下几个趋向：
其一，计量经济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愈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一是计量经济学（经济学中的定量分析）的重要性日益增长，这明显地表现在给拉格拉·弗里希、扬·丁伯根（1969年），瓦西里·列昂惕夫（1973年），劳伦斯·克莱因（1980年），理查德·斯通（1984年），特吕格弗·哈韦尔莫（1989年），詹姆斯·赫克曼、丹尼尔·麦克法登（2000年）的颁奖上；二是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重要性逐步提高，这突出地表明在给乔治·斯蒂格勒(1982)，约翰·豪尔绍尼、莱因哈德·泽尔腾、约翰·纳什（1994年），威廉·维克瑞、詹姆斯·莫里斯（1996年），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年）的颁奖上。
其二，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数位学者分享的趋向愈益明显。从一位、两位经济学家获奖，增加到三位经济学家共同分享。自1969年至2001年的33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中，除20届一人获奖，10届二人共同获奖外，已有三届增加到三位经济学家共同获奖。这除了表现在199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由默顿·米勒、哈里·马科维茨、威廉·夏普三位学者分享和199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约翰·豪尔绍尼、莱因哈德·泽尔腾、约翰·纳什三位学者分享外，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又是由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三位经济学家共同获奖。上述9位经济学家，除前三位在金融学领域作出贡献外，后6位学者都是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贡献不仅对西方世界，而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日益显示其实际应用价值。例如上一届（2000年度）詹姆斯·赫克曼与丹尼尔·麦克法登的微观计量经济学理论，以及最近一届（2001年度）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都把统计方法、博弈理论、数量分析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起来，其最终目的均在于解决人们最常见的、最普遍的社会经济问题，从而更具有广泛的实际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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