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这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实际上，德国人热爱、崇尚文化绝非仅在一个形式化的层面上，他们是动了真格的。
书摘：《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
BY 【德】WolfLepenies
（1945年初，）德国的空防部队越来越难以确定英国与美国轰炸部队的行程与目标。战斗机飞行员经常只能利用地面上的一些偶然线索来猜测敌军到底飞向什么地方……
（2月13日，一架战斗机）首先飞往斯特拉斯堡待命，并在斯特拉斯堡上空盘旋，希望能够从地面接收到飞往准确目的地的命令。然而，命令却始终没来。机务人员包括一个飞行员、一个观察员、一个机枪手，还有一个无线电发报员。当地面侦察站突然转播了电台的一个节目，即理查德?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的一段华尔兹舞曲时，飞机上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战士——两名成员有博士学位——便认为他们明白了目的地所在：维也纳。于是他们调头飞往这座为《玫瑰骑士》提供背景的城市。然而，他们飞行得越远，他们就越发怀疑，维也纳是否真的是盟军攻击的目标。之后，机枪手想起来，德累斯顿才是真正的目的地，1911年1月26日，《玫瑰骑士》在这里进行了首次公演。于是他们飞回德累斯顿，去阻止他们不再可能阻止的事情。
德累斯顿上空的炸弹和空中的《玫瑰骑士》打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形象，在我看来，这种形象似乎表明，战争与文化、教育与毁灭、政治与诗歌、精神与暴力的紧密结合已经成为构建德国精神的一部分。
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像德累斯顿这样的名字是一种提醒，它让人们更多地想到有多少文化遗产遭受灭顶之灾，而不是丧失了多少生命。
在德语用法中，‘文明’指的是有真正用途的事物，但无论如何，这种用途的价值只能屈居第二，它只是由人类的外部表现和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象组成的。最令德国人引以为豪的、用以阐释他们自身成就与自身存在状态的词汇则是‘文化’。”（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
法语和英语中的文化概念也能指涉政治和经济、技术和运动、道德与社会现实，“德国的‘文化’概念则在本质上指向思想、艺术和宗教，而且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这类事物和另一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
德国人对文化的兴趣与热爱，加上对日常政治打着官腔的嘲讽，形成了“德国精神”中不容置疑的、深刻的反政治本质。这种状态最终滋养了德国作为“文化之邦”的自豪感，德国因此断言自己要优越于仅仅拥有“文明”的西方国家。
德国人也自负地认为只有他们拥有“文化”，而其他人只是穷于应付“文明”而已。
他们（德国人）将文化视为政治的替代物，同时对政治嗤之以鼻——这里首先把政治理解为议会政治，他们认为政治就是思想狭隘的利益集团进行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竞技场。
文化作为政治的“高贵”替代物的观点是首先在魏玛古典主义的全盛时期提出的。这种以文化的名义远离议会政治的态度，是魏玛共和国为什么没能保持住其民众对它的广泛接纳与情感支援的根源。如果当时能够保持住民众的支持态度的话，那么魏玛共和国便不会沦为纳粹的猎物。
我非常清楚这种“观念史”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德国诗人兼先知们对议会政治所持的怀疑态度，是导致魏玛共和国走向末路的一个因素，但是，与凡尔赛的幽灵、通货膨胀的冲击、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国家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想的复辟相比，这绝对算不上是决定性的因素。。。政治冷漠与文化激情在战后的西德蔓延开来，至少这是许多知识分子观察者眼中的事实。然而以实用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政治领导人，却使国家在政治与经济方面迅速得以复苏，这些领导人指导如何管理工会、组织政党、发放养老金。
简言之，思想的历史只是社会历史与政治历史的附属物，而非替代物。在很大程度上说，思想的历史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历史，即知识分子的历史。只有知识分子自己才把知识分子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影响视为理所当然。。。人们也许把思想史或观念史视为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这座壮观建筑上的一件装饰，可以轻易地被清除干净。不过，在清除之后，这座建筑虽然不会坍塌，但却不再是从前那座建筑了。。。它提醒我们，人类历史不仅仅是由人们的所作所为构成的，还包括人们的所言所说、所思所想。
仅仅通过探讨德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人们当然不能了解德国历史，然而，通过考察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人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德国历史。
基于文化期待与文化成就，人们一直坚信德国走的是一条特色之路，一条“特殊的道路”，这种信仰在这个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始终是一种骄傲。在政治性国家建立的一百多年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魏玛的古典主义文学以及古典与浪漫的音乐风格早已联手建立了一个内在的精神王国。
他（俾斯麦）的政治成功摧毁了文化，之后，作为一种讽刺性的安抚，他又把政治转化为一件艺术品。
尼采曾说他是最后一个对政治漠然的德国人，也就是说，他对俾斯麦成功达成的政治与文化之间的结合不屑一顾。。。对于尼采来说……在普鲁士打败法国后，德国文化便失去了价值。只有政治失利才会带来德国文化未来的复苏：“在政治的病榻前，在民族精神被重新发现时，民族文化通常才会重新焕发活力；反之，对权力的追逐于袒护则会导致文化的日渐丧失。文化发展首先归功于政治的长久衰落。。。当文化讲授者和文化倡导者意欲借助武力保护文化时，会最终毁了自己。就像期望通过参加军队，通过紧密防范、夜间巡逻和恐怖噩梦来改变居所周围的安静氛围，最终却只能导致安静氛围被离奇地破坏。”（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
托马斯·曼在《战争思考》中写道，民主精神与德国人格格不入，因为德国人只在道义上赞同民主精神，在政治上却毫无表示。他们只对玄学、诗歌、音乐感兴趣，对选举权、国会体系的正确程序却反应漠然，对他们来说，康德的《纯理性批判》被人权宣言更令人激动。
德国的传统思想体现在“文化、灵魂、自由和艺术上，而不是文明、社会、选举权和文学”。因此，托马斯·曼深深地相信，“德国人永远不会爱上民主政治，原因很简单，他们本来就不喜欢政治，而且备受谴责的‘独裁主义国家’永远是最适宜的、德国人最习惯的，也是他们从根本上渴望的国家形式”（托马斯·曼《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1918年>）。
俾斯麦的政治和瓦格纳的音乐征服了欧洲，二者都代表了德国精神中颇具浪漫色彩的霸权思想。
“社会提高了诗歌的地位，并赋予了诗歌意义，而诗歌使社会有了灵魂与人道精神。”（《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书信选》）
出于道德尊严和美学魅力，独孤一直是德国人比较欣赏的思想状态。
《泰晤士报》只是调侃地谈及元首的艺术抱负，而戈培尔把这种艺术抱负当了真，以至于很不明智地揭露了纳粹政体的扭曲、不人道的本质。他写道：“后来我跟元首谈及普遍兴趣等许多话题。他很期待战争结束的那一天……那时候我们就能全身心地投身于美术、戏剧、电影、文学和音乐。我们渴望重新成为真正的人。”（《戈培尔日记，1942~1943》）
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曾建议容许出色的犹太艺术家留在德国。戈培尔在与他的争辩中坚持认为，作为一名政治家，他不需要任何来自艺术家的指导，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本身就是最优秀的现代政治，因此代表了最高形式的艺术。
政治是一个自足的领域，是不确定的艺术，妥协与折中是其主导。它不应该与精神与艺术的王国混为一谈，因为在精神与艺术的王国里，纯粹与绝对才是主宰。
“歌德认为德国人民是远离政治、聪明智慧的民族，他们关注人类价值，从所有人中汲取营养，并且教化所有人。即使是在激烈地过度弥补失误和全民性的自我修正时期也是如此。”（托马斯·曼《歌德的文学生涯》）
雪莱曾以一句铮铮论断语惊世界——“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虽然未获认可”，不过只有德国人才拿这句话当了真。
德国的虚无主义是有关生死的哲学思考，而美国的虚无主义是一种过了周末便忘在脑后的短暂情绪。
“一个战场上被打败的国家，虽然作为政治形态被消灭了，然而却通过将其思想之绳索在征服者的身上，从而抢夺了胜利的最辉煌战果。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
第三帝国的经历使我变得更加宽容——或者说，不只是宽容。‘30年代’的伟大发现就是分界线不是在左翼和右翼之间，而是在正派的人民与政治强盗之间、在宽容忍耐的人民与极权主义者之间。不是在那些留在国内的人（也许他们不得不介入第三帝国的日常生活）和不管因为何种原因移居国外的人之间，而是在那些喜欢第三帝国的统治气氛并从中渔利的人和那些不管是否居住在德国但内心却与纳粹势如水火的人之间。（亨利·帕赫特《流亡生涯》）
“日耳曼民族不会拥有其他民族可能拥有的性格，因为通过良好的文学影响与明智的教育传统，德国性格已经集之大成，结之高贵，成为一个世界之邦，被整个人类视为智者良师。的确，我们是，我们曾经是，我们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师长、哲学家、理论家、宗教教育家。这是我们的天赋所在，是我们理想中的民族大统、民族骄傲和民族使命，我们决不用之与英法两国成为民族的事物（或者只是幻象而已）相交换。”（博古米尔·戈尔茨）
他（歌德）说：“像犹太人一样，德国人必须进行迁移，散居到世界各个角落！”它补充说：“这是为了充分发扬他们心中的善，并最终使这个民族受益。”。。。这样，德意志人使自己像犹太人一样，随处都会受到镇压和驱逐，但是也会像犹太人一样“坚不可摧”。德国人只有在失去祖国后才能紧密团结。像犹太人一样，他们不会被消灭，因为他们都是强大的个体。
1949年，即联邦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德国阿伦斯巴赫研究中心，相当于美国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心，对德国人展开了调查，期望了解他们对歌德的认识以及与他们的关系问题。。。1999年，即在隆重热烈地庆祝歌德诞辰二百五十周年的时候，有关歌德的民意调查再次展开。。。歌德的民意调查中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其得到的回答，而是调查者和公众都把这些调查看得相当重要。很难想象英国的BBC会就莎士比亚去做同样的调查，或者在佛朗哥死后，西班牙电视台会通过询问公众是喜欢桑丘还是堂吉诃德来检验国家的新民主体系是否得到接纳。然而在德国，人们对歌德的印象却成为国家政体的一张试纸。
“歌德对于毫无政治目的、在智力上独显优长的德意志人们的认识集中在人性价值方面，并认为这种价值吸取了其他各民族的精华，同时成为其他各民族的圭臬。”（托马斯·曼《歌德的文学生涯》）
托马斯·曼这位新生的欧洲人，却对美国文化极尽赞美之辞。美国的大城市是辉煌艺术的聚集地；波士顿、纽约和费城有全世界最优秀的乐团；美国的电台保证每天晚上、每个地方都能听到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报告厅不像欧洲那样只能坐满几百人而已，而是能容纳上千的听众；社会小说在美国达到了新的高潮；美国文化批评的文雅精致和敏锐感受也可以与法国相媲美。然而美国文化却并不仅仅限于精英阶层——大量的公众也从中受益。。。最终，与其说托马斯·曼对美国的民主传统与政治充满崇敬，不如说他崇敬美国的乐团和图书馆、美国的文学、美国的评论风尚以及美国的博物馆。美国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几乎）永远也不会关闭：因为文化是主角。
一个像样的德国，应该再次具有与西方价值观保持距离以及抨击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权力。（托马斯·曼1941年）
1945年后，许多德国人在“无力悲伤”的情绪中，渴望首先能重建他们的城市，回归正常的生活。在联邦德国，“正常”意味着成为西方经济与政治的一部分。。。随着西德经济的复苏并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快速增长，西德被迫加入了世界主义的大潮，他们比以往都更加急切地接受了这种思想。。。而经济奇迹是政治神话的必要前提——联邦德国很快取得了魏玛共和国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稳定局面。这种安定也意味着优雅而高尚的文化期待与现实政治的必然存在及妥协姿态之间的冲突变得越发晦暗不明，而这在过去，长期以来一直是德国公众讨论的重要话题。
柏林的大屠杀纪念馆在2005年5月落成，纪念馆的建设依据虽未言明，但却在政治上受到促进，即最严重的罪行要通过最大的纪念馆作为象征，并提醒人们永远铭记。然而，这样的纪念形式却可能导致对纳粹德国历史的灾难性阐释。它可能会支持这样的观点：策划并指挥令人无法想象的可怕罪行的严密而强悍的权力结构，实际上是来自于上层领袖。似乎只有少数的德国人成为这些罪行的帮凶——出于恐惧和强迫。正是因为这些罪行过于令人发指，令人难以想象，所以大多数德国人不可能有所了解。
将纳粹罪行“纪念馆化”冒着掩藏深深的道德问题的危险，这些道德问题体现在第三帝国时期德国人的日常行为中。当大多数德国人坚持说他们对集中营毫不知情或是知之甚少时，他们的话是值得信赖的。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不知道某个犹太邻居突然消失，犹太教堂被大火焚毁，或者某位朋友被迫离开这个国家，亦或被迫与其妻子离婚。德国人简直成了保持“微妙的沉默”的大师。由于绝大多数德国人保持沉默，他们非常害怕，因此不敢询问自己同胞的命运——这是德国从1933年到1945年这段历史当中存在的核心问题。
读了克伦佩雷尔的日记（《我要作见证》<1933~1944>），人们毫无疑问会谈论起汉娜·阿伦特所说的话，即：20世纪德国历史上的核心道德问题，不是要铭记纳粹所犯下的罪行，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的改变，正是这些变化使得普通的市民失去了正常的、体面的生活。
在柏林这个纪念碑林立的城市，人们会发现许多小型纪念馆，这些纪念馆反映的心态与格拉斯日记和克伦佩雷尔日记中所表达的观点相同。他们使人们记住，纳粹统治和对犹太人的迫害原本是对日常生活的痛苦折磨。比如，在国家剧院附近的倍倍尔广场，散步者会在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突然在停车场旁的人行道上碰到一扇玻璃窗。透过这扇玻璃窗，人们可以看到一排空荡荡的白色书架，这便是米夏·乌尔曼的“被吞没的图书馆”，是为了纪念1933年5月10日的纳粹焚书事件。巴伐利亚区的犹太人居民人数曾经非常多——戈特弗里德·贝恩于1945年后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诊所——当行人走过该区时，会对数十张纳粹制定的《反犹太人管理条约》感到震惊不已：“犹太人不得参加德国歌唱协会”，“犹太人除下午4:00至5:00之外不得购买任何日常用品”。如果你像许多柏林人一样，度假时乘火车从格林瓦尔德车站出发，你肯定会看到废弃的铁轨，这些铁轨会让人想起从柏林驱逐到死亡集中营的第一批犹太人。在柏林施泰格利茨的赫尔曼·埃勒斯广场，一面镜墙记录了将相邻的犹太同胞转运出去进行杀戮的悲剧。行人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这与你也有关系。
这些小型的纪念建筑——还有其他许多这样的纪念建筑——令人不安地想到，纳粹之所以能够犯下极其令人发指的罪行，只是因为一般的德国人对其日常事物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公民应当表现出的勇气。这些纪念物为每个公民竖起了一面镜子。他们提醒我们，人类生活的尊严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的。与这些小型纪念馆相比，规模宏大的纪念馆受到了更大的关注。他们传达了另外的信息：纳粹犯下的罪行太过严重与恐怖，令人不可思议，无法理解。因此，纪念政治有一定的危险，它会因为退却到令人敬畏的审美领域中，而使政治与市民之间产生不可逾越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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