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克李·布拉姆
跟一群模特一起泡夜店还能赚钱?听起来是个美差。曾经在米兰做过全职模特的我,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就请我在上海的模特朋友带我一起去了。
我们约定好了时间,我还事先在网站上搜索了评价,结果人人都说这家夜店 “非常高大上”,评价里还提到夜店门外总停满了赛车、店里的客人大部分都是富二代和土豪。这里一桌的最低消费是两万元,服务员不停地将装了几十瓶 dom perignon (一个法国香槟品牌)的推车推向客人的桌子,把一瓶一瓶香槟摆上他们的餐桌。以老外为目标读者的杂志评论这家店的客户是 “大佬中的大佬”,尽管我去的那晚,店里除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生意人之外就没有其他外国客人了 —— 店里所有的西方人都是模特,一共有四十多个。不过那只是个普通的星期二,而周末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模特。
晚上十点半,模特们开始在地下停车场排队。我假装我是个签了上海经纪公司的外籍模特(因为我有以前在米兰做过全职模特的经验,所以这不太难),他们把我的名字也写到了名单上。停车场里停着的是那些太过普通以至于不能停在夜店门口的汽车,还有一些摩托车,在边上有一个桌子,桌子后面有个名叫 Roman 的巴西人和一个韩国人(我没听清他的名字),他们是这次面试模特面试的筛选人。
幸运的是,被模特们称为 “The Korean Door Bitch” 的另一个韩国人今晚不在,这似乎意味着这次模特面试不会太严格。我没见过模特们掉眼泪,但我听说只要这个人在,严格的筛选让模特们流泪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们有序地排队,到达桌前,在名单上找到自己的名字,然后被仔细地检查:如果他们穿的衣服不对,或是长相不好,就没法在名单上被打勾,也就没有人给他们手环,进不了夜店的他们就只能折返回家。
当天晚上的主题是 smart sexy,因此男人会穿西装,女人则穿鸡尾酒会裙。我在上海并没有西装,去之前我临时跟一个朋友借了一套;但我比他高个几寸,所以从下出租车到排队,我好像突然又重新经历了一次青春发育期:我担心别人看出来我的西装不合身,所以小心地控制自己,避免任何做出任何会让我的袖口卷上去的动作,这让我感觉自己好像一只企鹅。
终于轮到我了,我走到桌前,Roman 一边向我打招呼,一边在名单上寻找我的名字。
“你是第一次吗?”他问道。
“不。” 我骗他说我已经来过,上次是以前的经纪人、一位名叫 Felix 的人安排的。
“好的” 他说,“那么你已经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他在我名字旁边打勾的时候,韩国男人摇着头,把发刷和发胶从他的口袋里拿出来。他指了指一辆摩托车,让我用车上的镜子捯饬一下我的头发。然后,我就可以回到桌边拿手环了。
这个手环要等到第二天早上三点模特工作结束时才能剪断,同时他们也给了我两个小型塑料盒子并绑在了我的手腕上。盒子上面写了夜店的名字,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两个盒子有什么用,直到我一进了大厅,它们就开始跟着音乐发光,我才发现所有的模特都戴了这个。
你得知道, 那家夜店的大部分客人都不跳舞,他们只坐在卡座里买醉,或者与姑娘们玩骰子,就是很少进舞池。因此,从晚上10:45到早上3点,只有模特们在舞池里跳。我进入舞池以后,反复打量那个手腕上的发光盒子。克服了对它的好奇以后,我掏出手机给我的朋友发短信,试图解释这个经历有多么超现实主义。
但就在一瞬间,那个我记不住名字的韩国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告诉我绝对不能再拿出手机来了,因为在他们看来,模特们看手机会显得他们很不尽兴(事实的确如此)。当天晚上有好几次,他和 Roman 命令我要笑得更夸张一些、跳得更兴奋一点,他们要我高举双臂,大声欢呼,扔那些五彩的纸屑 —— 总之就是假装我正特别享受和沉迷于这场活动。这个经历让我对所谓的 “模特级尊贵待遇” 产生了怀疑,我可能再也不会相信了。
现在我知道了,“跟一群模特们一起泡夜店赚钱” 这个听起来特别好的差事,其实就是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份工资特别低的、不能维持生存的工作:整个晚上每个模特只能赚三百元。加拿大超级模特琳达·伊万格丽斯塔曾说: “如果日薪不到10000美元,我不会离开我的床”;然而,这个晚上我还是遇到了四十个愿意在一个普通的周二晚上,为了赚三百元人民币而被 “国际杀手” 式的经纪人逼着跳舞的模特们。
你可能也想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答案必定很长也很复杂,又可以写成一篇论文。简单地说:上海的模特行业,和其他国家的模特行业一样,也是一塌糊涂。
“首先是因为模特太多了。” 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精品模特经纪公司的 Martin 如是说。此外,“这个行业没有具体的成文规则。” Stephan Mosckovic,Models.com 的总编和创意总监,与他的 “新面孔”(new faces)网页编辑 Rosy Daly 都同意,“虽然上海对一个刚入行的模特来说还有一些机会,可是这儿还有很多自由职业模特非法工作,这样就会有冲突。”
上海的模特行业没有职业壁垒的这个事实,让恶劣的竞争变得更加严重:没有经纪公司的自由模特们也能随便来面试,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模特开始通过泡夜店赚钱 —— 他们真的赚钱无门了。一位已经在上海有过三次长期工作经历的英国模特 Adam 告诉我:“你得知道:大部分在上海的模特,在合同结束之前一块钱都赚不到。”
一位在上海签了经纪公司的外籍模特,可能拥有全世界最不光鲜亮丽的模特生活。这些模特大部分是刚在起步阶段,或者是在欧洲或美国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瓶颈,试图来上海找一个相对包容的市场。但是上海的市场却并不包容:据 Martin 和几个接受采访的模特估计,上海一共有三十多家经纪公司,只有六个 “靠谱” 的在 Models.com 的网站上有资料。Stephan 和 Rosy 介绍说,他们合作的经纪公司都是那些跟国际模特行业有关系的、有一定行业基础的公司。此外,他们也提到,大部分跟他们有合作关系的经纪公司并不一定是签约外籍模特的经纪公司。许多公司只是跟本地华人模特合作,目的是把他们送到比较发达的时尚市场,比如巴黎、伦敦、米兰和纽约。
当然,模特在全世界都是一个 “被剥削” 的职业。一个外籍模特去年曝光了她在纽约川普模特经纪公司的 工作经历,说她被强迫谎报年龄、非法无签证工作、每月花费一千六百美元与六个模特一起住在一间地下单间公寓里,她的床最靠近窗户,一天她起床时发现床湿了,抬头看到一个流浪汉正在窗户上小便。她称这段经历为 “当代奴隶制”。
不过在上海,现实更加残酷,因为靠谱的经纪公司更少,而且经纪公司都并不透明:在加入之前,你不知道他们会对你怎么样,也不知道你在当地的市场前景如何,尤其是你正身处千里之外的他乡。Stephan 和 Rosy 强调,如果一个外籍模特想签中国的经纪公司,一定要找一个能提前给你提供签证(z-visa)的。因为只有合法的经纪公司才能获得签证,这可以作为一个衡量标准。中国也会时不时整顿没有签证的非法模特,Adam 则回忆说,有一次整顿模特行业时他正在上海学习中文,学期开学时教室里坐满了学生,大概有四十多人;但大概两个星期之后,上课的学生就减少到十来个,因为那些为了获得学生签证而报名的人都溜走了。
在中国当模特的工资并不高,“现在大部分的高端杂志和广告拍摄都在欧洲或纽约,而中国最好的工作机也都被本地的模特抢占了。” models.com 的团队说,“当然有一些模特能在中国生存,不过数量特别少。只有那些获得经纪公司特别支持的才能成功。我认为在每个经纪公司很可能有两三个模特是这样的,最多有五个,他们每个月的收入能达到大概十万块钱;其他的人则与他们天壤之别,只能得到差到极致的工作机会和低微的薪水。”
在中国的模特行业里,模特经常要做一些在其他国家不属于模特工作范畴的事:“我听说过模特要去开幕的商店,站在门外给客人送气球;我还听说过模特装扮成巨大的西红柿、汉堡、热狗等奇怪造型;我也听说过模特给人送外卖、男模特在鞋店门外半身赤裸等等。我从不让我的模特做这类工作,但是这种事到处都有。” Martin 告诉我。
“哈哈,确实有人一直在做一些很奇怪的事。” Adam 承认,“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整形大会。当时,我在舞台上站着,整形医生在一个巨大的面孔图片上画了几条线,好像意思是在标识出哪些地方可以做手术。那天观众大概有五百人,我至今也没有搞懂我在那儿是在做什么。”
在中国雇用模特特别便宜,一天的花费可能只有两千块,其中还包括给经纪公司的费用。因此,对那些富裕的中国客人来说,“租个外国人” 是个划算的买卖,而完成这些工作的,只能是这些外籍模特了。
我问 Adam 他听说过的最奇怪的工作要求是什么,他笑着说:“我的室友是个名叫 James 的美国人。经纪公司告诉他,他需要飞到另一座城市。等他到了那儿,客人会给他一本剧本让他硬背。他不懂,但是也没法抱怨,只好硬背。剧本里的大概内容就是对一幢公寓的描述和一些建筑知识,他只有一天时间背下这个剧本。到了第二天,工作开始,客人告诉他,一位中国本地的建筑师建立了一幢楼,但是他们想假装这幢楼其实是外国人设计的。客人送他上讲台,让他演讲,假装他对这个项目了如指掌。”
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女模特则告诉我,她曾经在一个离上海三个小时车程的三线城市的小广场上被装扮成美人鱼,在大门外摇了一个周末的尾巴。
因此,模特们经常处在 “眼下手头有点紧” 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晚上泡夜店变成了一个 “职业选择”。“泡夜店算是被零钱奴役,也是一个恶性循环。” Martin 这么告诉我。有时一个模特每个星期有四、五个晚上都泡在夜店里面,泡在无限的酒水中,在一个靠脸蛋吃饭的行业里,这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的状况。尤其因为平时的拍摄活动和面试都很早开始,而且无论模特有没有需要早起的面试和工作,巴士来接模特的时间都很早,也就意味着即使你的工作在下午,为了避免自己乘坐交通工具,依然要早起上车。“ 这种情况很快可以毁灭一个模特的潜力。” Martin 说。
“但是,公平地说,有的时候泡夜店也很好玩” Adam 说,“我去上海之前就已经听说这个情况。当时我很迷惑,因为在英国没有这种事。所以我第一次去上海的夜店时,看着桌子上放的几瓶酒,我还很担忧:总觉得有一个人会过来请我离开。刚来时,我试图保持享受的状态,每个星期都泡几次夜店,因为这确实是个放松一下的好方式。但是,也有些人把泡夜店当成了全职工作:
“泡夜店赚钱是一件多方位的体验。最高工资只有三百元,而且真的是在打工。我不能看手机,不能选择我站在哪里,一直有人命令我笑得更高、跳得更嗨。但是,在上海另外的一家夜店,一家在鱼缸里养鲨鱼的夜店,模特得到的只有两百五十元,但是会有更多的自由可以享用 —— 组织者会让模特们站在吧台旁,假装是喝酒的客人。假如我是跟我的好兄弟在一起,有可能这就会是个有趣的夜晚;可到了凌晨两点我就开始想回家了。到了三点,模特们都在排队拿工资,没有人看上去像是真的玩得很开心。这样的生活很容易让人感到厌倦。”
当然,泡夜店的另一个合理的理由就是:若你不愿意泡夜店,而经纪公司不给你钱,那么你怎么生存?
在上海模特市场中,这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因为上海的模特大部分都不是真的在做模特工作,因为这些工作可以由自由模特或好看的留学生完成。而中国的社交媒体,尤其是微信,也可以帮自由模特和签了经纪公司的模特直接联系到客人。
Martin 认为:“微信是个平行的经纪公司。” 模特从全世界各地都来到上海时,很快会碰到其他的模特,他们会在微信上互相介绍经纪人和客人;经纪人会在朋友圈上分享面试和工作的机会,而模特可以给他们发图片,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工作机会。一个模特很快可以跟一些经纪人发展出稳定密切的关系,获得比较稳定的工作 —— 但是,这里说的只是指那些在广场里给人送气球的工作,而不是给大品牌走秀。
出于好奇,我请一些模特朋友们介绍了几个经纪人。一个模特名叫 Nila 的模特发给我许多名片,也拉我加入了几个外籍模特群,在那里我获得一些别人分享的工作机会。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叫珊珊的人发布了一份工作,我把一些我的照片发给了她,她请我第二天来参加面试。
我觉得当天可能有五十多个模特。我们先排队,然后他们给了我一张纸,纸上写着一个数字,让我们每个人都举着这张纸拍了照片,并告知我们几个小时后查一下微信,看看谁被选了。几个小时后,我在群里看到了我的图片。珊珊告诉我明天我得到徐家汇的一个广场准备早上十点的排练,这个排练需要呆一个小时左右,他们会给我两百块排练费,而第二天工作的费用则是一千五百元。我问她这是什么工作,她直接用英语回答:“car show”。
虽然不太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天早上还是如约坐地铁到了徐家汇。虽然高峰期已经过了,但人还是挺多的,尤其因为徐家汇是三线地铁相交的地方,下车的时候我像一颗石头一样,在人海中被翻来覆去地冲开,我迷路了。
当我终于到达广场时,我突然发现并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在哪里见面。此时我已经迟到了五分钟,我走进大厅。这次活动来的男生都是自由模特,只有两个人有经纪公司,不过他们当时是偷偷出来做 “黑工作” 的 —— 他们的经纪公司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工作,这样模特就不需要给公司中介费了。这很冒险,因为若是经纪公司发现这个情况,可能会把模特的合同取消。
珊珊问我愿不愿意帮忙翻译,因为这些模特都是从东欧和巴西来的,不太听得懂珊珊重口音的英语。珊珊让我告诉他们,我们要等待编舞者的到来。我讲完后,模特们开始抱怨,我也困惑地问她,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编舞者 —— 我以为即便是自由模特,也应该懂怎么走 “猫步”。
她告诉我,叫我们来不是要我们走猫步的,而是需要我们完成一套舞蹈动作:按八字形绕汽车两圈,在特定的位置摆好姿势 —— 为了展示汽车的 “各种优点”。虽然我能理解那些中文,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我起先以为我听错了,后来我感觉我可能没听错,只是不愿意相信自己听到的东西。
过了好一会儿,终于等到了编舞者,我们离开了广场,找到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避免被客人看见。编舞者先告诉我们明天的舞蹈动作,然后他把我们的外套放在地上做标识,告诉我们汽车会停在那里。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到了广场,他们先给我们打粉底和修整头发。化妆师给我打了很厚的白色粉底,因此我看上去就像是一位吸血鬼。珊珊跟我说,我们有个突发问题:舞蹈动作需要临时改变。
因此,我们再次离开了广场,回到了昨天的那个角落,重新练习动作。编舞者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做四次表演,而不是昨天说好的一次。几个模特特别生气,开始发脾气,他们让我跟珊珊翻译他们很不开心。我尽力避免伤害珊珊的情绪,但是他们正在说什么,她确实都听得懂。
我们再次到达广场,等待约定的表演时间 —— 十一点。十点半时,珊珊从客户那里收到了短信,他们又想要改变舞蹈动作。我看到珊珊翻手机时,脸都扭曲了。她挥了挥手,让我过来,低声说我应该让大家再次去外面。但是在我开口之前,模特们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 珊珊举起双手开始解释情况,但是她还没讲完时,有两个模特就生气地走开了,其他人也开始向她叫喊。
她突然哭了,此时我们都停了下来。看到她流泪了,模特们的气也很快消了,其他人试图让那两个离开的模特回来,不过没成功。珊珊拿她的袖子擦了擦脸,我们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边,然后一个特别高的乌克兰人拥抱了珊珊。一瞬间的功夫,所有的模特都抱着她,就像绕着月球的轨道一样,环绕着在中间流着泪的她。
最后,除了那两名离开的模特,剩下的模特都尽力完成了要求。结束后,珊珊把一个信封递给我,里面装着一千七百块钱。
我拿着钱离开了,可我的微信里还充斥着大量的面试请求、寻人做 go-go dancer 的招聘启示,以及找人接手转租的房间或是出售摩托车的广告 —— 后者都是来自那些终于打算离开上海的 “失败” 的模特们。
但是,一个人走的时候,又会有几个人来。一个已经饱和的市场,越发难以维持他们的生存,尤其是中国现在也不再有足够多的广场开幕式和华丽夜店需要邀请模特了。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不过 Martin 说过的一句话似乎一语道破天机:“在你做模特的时候,尽管你可能是一个很差的模特,但你还是会觉得你的生活比一个普通办公室里的职员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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