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受害者承受二次折磨站出来控诉，我们也希望社会能逐渐配得起这种勇气，让更多人接受这个信号：社会不全是盲的，反击不只是司法的，也可以是道义的。
文丨特约评论员 寇庄
最近几天，性骚扰、性侵害等事件波及某些公益人士和前媒体人，这些不同程度的性暴力事件激起了广泛的谴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愤怒声讨施暴者的舆论中，出现许多相反的声音，把强奸看作“顺奸”，指出受害人“醉酒”，不晓得反抗，诘问为啥不早揭露？
这些对受害人处境的另样理解，对受害者揭发的举动抱着怀疑态度，责备性暴力的受害者动机，并非这一次舆论才出现。在此前，性暴力揭发风波蔓延北上广高校时，同样出现过类似的言论。但因为高校的封闭性，这些言论的能见度远不如现在这么显著。
质疑受害者在性暴力场景下的无措，推敲她们事后检举揭发带着阴谋，其实有很多原因。一个是观念上的，认识不到熟人强奸的情况下，受害者因为震惊无助而导致反抗无力，也无法理解性侵害对受害者的心理摧毁，站出来发声前，她们经历了艰难的心灵重建。
除了观念上的模糊，还有一个原因是利益上的。迄今为止，公益圈有三名中青年代表被揭发有性暴力前科，但公益群里充斥着许多针对受害人的“荡妇羞辱”，从动机到行为到过程，统统怀疑否定，这些人与被揭发者有着各种形式的利益关联，这么说并不奇怪。
这些年来，公益界内部的生态建设，发展出许多小型的公益组织群，他们之间共享一个自上而下的资助流程，公益领袖掌握着这些人的利益，性暴力的检举揭发不仅会粉碎公益领袖的光环，也会毁坏他所在的公益小生态。这时候，对性暴力文过饰非，其实是利益的统一战线使然。
无论是观念上问题，还是出于利益上的精明算计，小圈子的亲亲相隐都会爆发出同一个症状，那就是追求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比如，受害人必须在遭到性侵犯时反抗，如果反抗不成那一定是“心里有鬼”，不在事后揭发而是等待时机，一定有阴谋，是为了陷害施暴者。
这种“完美受害人”理论并非第一次出现在性暴力舆论中，在以往多个社会事件中，比如小贩刺杀城管，都有类似论调。这种“完美受害人”理论从抽象的舆论原理，逐渐为一般大众掌握，从官民冲突中逐步侵入所有舆论，为反转制造动力，试图颠倒是非，早已是舆论场的常态。
我们相信，即使在社交媒体时代，仍然存在着舆论领袖—一般用户的信息传输规律。所以，当大小不一的舆论中人祭出“完美受害人”理论，为施加性暴力一方辩护洗白，舆论中的部分声场也会发生变异，接受这种混淆，导致是非感下降，反过来让受害者承受更大的压力。
性暴力尤其是被强奸的受害人，不是活在真空中，而是要面对人数不等的社会群体的眼光和评判。因为众所周知的文化积淀，对性暴力受害者的不宽容、苛责受害者等比比皆是。即使在认知与传播品质都有提高的今天，性暴力受害者受到的歧视和攻击不会比从前更少。
性暴力、强奸等发生在失衡的权力框架中，而权力本身决定着利益分配，所以为性暴力施加者开脱罪责也就在所难免。如果考虑到舆论传播中各怀心思的信息截流、扭曲，责备“完美受害人”的错误认知就会成行成市。类似高校、公益圈和媒体圈中出现的性骚扰，与这种观念“土壤”大有关系。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即使施暴者被揭露出来，迫于公众压力，需要一个解释的时候，他们依旧可以沉默、可以颠倒黑白、可以将性侵害现场描绘为纵酒的失误，甚至将强奸扭曲为你情我愿的男女情事。这些人之所以敢这么说，除了自保的算计，也是吃定了“完美受害人”的社会风气。
迄今为止，无论是高校还是公益圈或涉及公知圈，性侵害事件都处在走不出校园、走不出圈子的处理范围，没有法律介入，司法基本是围观。无论是举报给大学党委纪委，还是举报给舆论大众，都说明性暴力事件尚无有效的法律约束，这也是舆论批判盖过法庭审判的尴尬所在。
但话又说回来，既然强奸文化、性骚扰文化的成因中大部分肇始于观念问题，即使司法跟不上举报，司法不下大学、不入朋友圈、不进公益圈，受害者勇敢发声揭露，掀动舆论，也是对旧观念的冲击。观念的事，也许只能靠观念去涤荡，这是性暴力受害者及其支持者的价值。
但在另外一方面，当受害者承受二次折磨站出来控诉，我们也希望社会能逐渐配得起这种勇气，让它在司法力所不逮之处产生积极作用，在现实的某些方细节上引发响应，让个案所牵涉的那些施暴者遭受挫折，让更多人接受这个信号：社会不全是盲的，反击不只是司法的，也可以是道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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