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四》
(九)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建武十一年(乙未)
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阳,还幸章陵(舂陵);庚午,车驾还宫。
岑彭屯津乡,数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吴汉率诛虏将军刘隆等三将,发荆州兵凡六万馀人、骑五千匹,与彭会荆门。彭装(武装)战船数十艘,吴汉以诸郡棹卒(水军)多费粮谷,欲罢之(赏赐刘秀建议减少军队,他不听,致败)。彭以为蜀兵盛,不可遣,上书言状。帝报彭曰:“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由岑彭负责,刘秀回复很有道理,吴汉长期在陆地作战,如今战场发生改变,还按照老一套,肯定不行)。”闰月,岑彭令军中募(悬赏)攻浮桥,先登者上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时东风狂急,鲁奇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而欑柱有反杷钩(反拉的钩子),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势殊死战,因飞炬焚之(扔火把烧桥),风怒火盛,桥楼崩烧。岑彭悉军顺风并进,所向无前,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人,斩任满,生获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
半民:“夫战勇气也”,从刘秀和对手作战经历可以看出,但就战术、谋略,刘秀诸将并不比对手强多少,胜负全在执行战术的坚定性,即“勇气”上。
彭上刘隆为南郡太守;自率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长驱入江关。令军中无得虏掠,所过,百姓皆奉牛酒迎劳,彭复让不受(谦让不受)。百姓大喜,争开门降。诏彭守益州牧(代行益州牧),所下郡辄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号付后将军(攻占某郡即为太守,离开则由后任官接任)。选官属守州中长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粮多,难卒拔,留冯骏守之(难啃的骨头先看着);自引兵乘利直指垫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吴汉留夷陵,装露桡继进(坐敞篷船继续前进)。
夏,先零羌寇临洮。来歙荐马援为陇西太守,击先零羌,大破之。
公孙述以王元为将军,使与领军环安(人名)拒(据守)河池。六月,来歙与盖延等进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地名,属益州北地),乘胜遂进。
半民:岑彭、吴汉走东路,来歙、盖延走北路,进攻公孙述。
蜀人大惧,使刺客刺歙,未殊(还没死),驰召盖延。延见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视(哭得抬不起头)。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你怎么这样)!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巨卿,欲相属以军事,(喊你来是嘱咐军事)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邪?”延收泪强起,受所诫。歙自书表曰:“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愿陛下裁察(推荐段襄)。又臣兄弟不肖,终恐被罪,陛下哀怜,数赐教督(希望严管自己兄弟)。”投笔抽刃而绝。
半民:来歙是刘秀的表兄,虽然功劳很大,但和马援一样,因为是刘秀亲戚而没有列入“云台二十八将”中。
不过他忠勇卫国,智谋双全,完全是儒将作风。回顾此前病死的冯异、祭遵,后来研究经学的贾复等结合起来看,刘秀开国诸将多和他一样,都是儒生做派,这在历朝开国皇帝、将领中都别具特色。
为什么这么多儒将参与开国,最终能建功立业、大事终成呢?我推测:东汉严格意义上并不是改朝换代的“开国”,不是那种百年、乃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洗牌”,它只是刘家王朝的延续,很大程度上沾了刘邦的“光”,这时的百姓渴望的不是血与火的拼杀,而是重新安居乐业(人心思汉),这恰是刘秀一帮儒生之所长,换句话说,时代需要的不是打打杀杀的“韩信”,而是安邦定国的“萧何”,刘秀这样的一群并不怎么善战的儒生能在群雄中脱颖而出,是他们的优势,也是时代的“需要”。
补充一句,假如刘玄不那么窝囊,手下绿林草莽不那么“作”,也许当时他就坐稳天下了。
帝闻,大惊,省书揽涕。以扬武将军马成守(暂代)中郎将代之。歙丧还洛阳,乘舆缟素临吊、送葬。
半民:像对待祭遵一样。
赵王良从帝送歙丧还,入夏城门,与中郎将张邯争道,叱邯旋车(让张邯让路),又诘责门候(斥责门卫),使前走数十步。司隶校尉鲍永劾奏:“良无籓臣礼,大不敬。”良尊戚贵重,而永劾之(刘良是刘秀的叔父,鲍永都敢弹劾),朝廷肃然。永辟(任命)扶风鲍恢为都官从事,恢亦抗直,不避强御。帝常曰:“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你们都小心点二鲍)”永行县(巡视)到霸陵,路经更始墓,下拜,哭尽哀而去,西至扶风,椎牛上苟谏冢(杀牛祭祀苟谏)。帝闻之,意不平,问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奉我的命令,怎么能做这些事)”太中大夫张湛对曰:“仁者,行之宗(根本);忠者,义之主也。仁不遗旧,忠不忘君(不忘老友,不忘旧主),行之高者也。(多么高尚)”帝意乃释(消气)。
半民:国家还没完全稳定,宗亲豪族就气焰嚣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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