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四》

（九）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建武十一年（乙未）

 

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阳，还幸章陵（舂陵）；庚午，车驾还宫。

岑彭屯津乡，数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吴汉率诛虏将军刘隆等三将，发荆州兵凡六万馀人、骑五千匹，与彭会荆门。彭装（武装）战船数十艘，吴汉以诸郡棹卒（水军）多费粮谷，欲罢之（赏赐刘秀建议减少军队，他不听，致败）。彭以为蜀兵盛，不可遣，上书言状。帝报彭曰：“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由岑彭负责，刘秀回复很有道理，吴汉长期在陆地作战，如今战场发生改变，还按照老一套，肯定不行）。”闰月，岑彭令军中募（悬赏）攻浮桥，先登者上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时东风狂急，鲁奇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而欑柱有反杷钩（反拉的钩子），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势殊死战，因飞炬焚之（扔火把烧桥），风怒火盛，桥楼崩烧。岑彭悉军顺风并进，所向无前，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人，斩任满，生获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

半民：“夫战勇气也”，从刘秀和对手作战经历可以看出，但就战术、谋略，刘秀诸将并不比对手强多少，胜负全在执行战术的坚定性，即“勇气”上。

彭上刘隆为南郡太守；自率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长驱入江关。令军中无得虏掠，所过，百姓皆奉牛酒迎劳，彭复让不受（谦让不受）。百姓大喜，争开门降。诏彭守益州牧（代行益州牧），所下郡辄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号付后将军（攻占某郡即为太守，离开则由后任官接任）。选官属守州中长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粮多，难卒拔，留冯骏守之（难啃的骨头先看着）；自引兵乘利直指垫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吴汉留夷陵，装露桡继进（坐敞篷船继续前进）。

夏，先零羌寇临洮。来歙荐马援为陇西太守，击先零羌，大破之。

公孙述以王元为将军，使与领军环安（人名）拒（据守）河池。六月，来歙与盖延等进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地名，属益州北地），乘胜遂进。

半民：岑彭、吴汉走东路，来歙、盖延走北路，进攻公孙述。

蜀人大惧，使刺客刺歙，未殊（还没死），驰召盖延。延见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视（哭得抬不起头）。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你怎么这样）！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巨卿，欲相属以军事，（喊你来是嘱咐军事）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邪？”延收泪强起，受所诫。歙自书表曰：“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愿陛下裁察（推荐段襄）。又臣兄弟不肖，终恐被罪，陛下哀怜，数赐教督（希望严管自己兄弟）。”投笔抽刃而绝。

半民：来歙是刘秀的表兄，虽然功劳很大，但和马援一样，因为是刘秀亲戚而没有列入“云台二十八将”中。

不过他忠勇卫国，智谋双全，完全是儒将作风。回顾此前病死的冯异、祭遵，后来研究经学的贾复等结合起来看，刘秀开国诸将多和他一样，都是儒生做派，这在历朝开国皇帝、将领中都别具特色。

为什么这么多儒将参与开国，最终能建功立业、大事终成呢？我推测：东汉严格意义上并不是改朝换代的“开国”，不是那种百年、乃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洗牌”，它只是刘家王朝的延续，很大程度上沾了刘邦的“光”，这时的百姓渴望的不是血与火的拼杀，而是重新安居乐业（人心思汉），这恰是刘秀一帮儒生之所长，换句话说，时代需要的不是打打杀杀的“韩信”，而是安邦定国的“萧何”，刘秀这样的一群并不怎么善战的儒生能在群雄中脱颖而出，是他们的优势，也是时代的“需要”。

补充一句，假如刘玄不那么窝囊，手下绿林草莽不那么“作”，也许当时他就坐稳天下了。

帝闻，大惊，省书揽涕。以扬武将军马成守（暂代）中郎将代之。歙丧还洛阳，乘舆缟素临吊、送葬。

半民：像对待祭遵一样。

赵王良从帝送歙丧还，入夏城门，与中郎将张邯争道，叱邯旋车（让张邯让路），又诘责门候（斥责门卫），使前走数十步。司隶校尉鲍永劾奏：“良无籓臣礼，大不敬。”良尊戚贵重，而永劾之（刘良是刘秀的叔父，鲍永都敢弹劾），朝廷肃然。永辟（任命）扶风鲍恢为都官从事，恢亦抗直，不避强御。帝常曰：“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你们都小心点二鲍）”永行县（巡视）到霸陵，路经更始墓，下拜，哭尽哀而去，西至扶风，椎牛上苟谏冢（杀牛祭祀苟谏）。帝闻之，意不平，问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奉我的命令，怎么能做这些事）”太中大夫张湛对曰：“仁者，行之宗（根本）；忠者，义之主也。仁不遗旧，忠不忘君（不忘老友，不忘旧主），行之高者也。（多么高尚）”帝意乃释（消气）。

半民：国家还没完全稳定，宗亲豪族就气焰嚣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