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谢、桓、庾”四大家族贯穿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全过程，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着帝王将相的风流倜傥，而一些落魄的士族则辈出才子佳人，书写着人生的风花雪月。
“衣冠南渡”的东晋王朝真的完整的延续了华夏文明吗？如果了解东晋十六国历史，五胡并没有毁了华夏文明，五胡的开国之君，基本是汉化的贵族，在北方诸国重视儒学、佛学教育时，南方的士族阶层则流行玄学的“清谈之风”。
我们从文化及文化人的角度看看东晋的世风与学风。
东晋百年历史中，由于北方政权争锋，无心南顾，有七十余年左右时期相对和平，这就造成了掌握权力的士家大族热衷功名、权力、享乐、斗富，朝野上下物欲横流。玄学、炼丹成为士族的炫耀之本。江南，山水的美景、食材的丰富、才女的优雅消磨了士族后代的斗志，收复中原不再是壮志雄心，奢靡之风引领着潮流。
文化名士、王公贵戚、文武百官、甚至风流皇帝也卷入清谈之风，他们漠视现实，从玄学之中寻求心灵的慰藉，用奥妙的言语、华丽的辞藻，探讨生命的意义，本与末、动与静、体与用、一与万物、名与自然，这些问题的思辨成为交谈的主题。在著书立说方面，以无为本，以玄为妙，言之无物，无病呻吟，形成了玄虚不务实的作风和学风。这些对治国与治民毫无帮助。空谈废了政务，浮文乱了纲纪，长久以往于国无利。
士家子弟不经努力就可以世袭官制与财富，进取心丧失，享乐与游乐成为主流，由于北方士族到达南方后，受不了湿寒，于是原本是用来治疗伤寒的“五石散”被炒作成为士族们争相品食的时尚。据传发散药力时，人极为舒服，且逐渐上瘾。以至成为身份的象征。而饮酒则成为吃药的辅助剂。从皇室到士族，拥有“男宠”成为常态。
王公大臣们还喜欢到野外聚会，吟诗作赋，谈仙论道，清谈辩论，
通过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农历三月初三，时任会稽太守的王羲之聚会日记《兰亭集序》就可见一斑。那次参加聚会的41位高官名士们谈论的不是国计民生，而是：命运由生到灭，由乐到悲，时间短暂，倏忽之间，如白驹过隙；生命的长短存灭，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取决于自然的造化，所以要及时享乐。此外，所谓“竹林七贤”的狂荡怪异行为更不堪一提。
士族做官的越多，清谈家就越多，官场中的清谈之风也就愈演愈烈，而那些出身低微，富有才华的干练之士也就越没有地位。明于政务，勤于职事的实干之士被鄙视。尚门地而轻人才，抑功实而隆虚名，是东晋九品官人法的最大弊害。根据这一选官法，只要是世家出身，即便无德无能，也照样有大官做。而非世族人家，即便才华横溢，也无法获得重用。其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种结果造成一类胸怀大志、出身寒门、守志不阿的官，处处被排挤，不入流，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隐居。最有代表的就是陶渊明。挂印辞官隐居后写了很多宁静平和的田园生活，已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百姓的敬重。
并不是没有士族认识到这些问题，桓温在北伐时，深感王朝的“外难未弭，内弊交兴”，曾提出著名的《七项事宜疏》：一、抑制朋党，杜绝因政见不同而相互倾轧；二、合并、裁撤冗余的官职；三、重视机要政务，提高公文处理效率；四、明确长幼之礼，奖励忠诚、公正的官吏；五、褒奖惩罚，应与事实相符；六、继承古制，弘扬学业；七、选派史官，编修晋书。桓温所提的自然是东晋王朝所缺的，他当权后，也极力想有所改变，但已于事无补。上层士族已经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
因为机构重叠，闲官太多，为清谈创造了说空话的人文气氛。“三台九列，坐而论道，州牧郡守，操纲举领，烦剧所重，其惟百里”1，官越大，事越闲，官越小，事越烦。大官是空谈道，中官是抓纲领，只有小官才干具体事。所谓官多政烦，烦的是老百姓和小官吏，上边则是官多必闲，由于闲，“坐而论道”，“没事找事”，只务虚不务实在高层蔚然成风。
官场的明争暗斗，与百姓无关，官员的空话连篇，也于百姓无关，百姓需要生存、繁衍，正因为官员的无为成就了民间的有为。
在东晋百年的历史中，史料没有记载一起与西域交往的记录。西域似乎与南中国毫无关系。真相并非如此，先民开通的贸易之路至少有三条，一条西北行的陆路由西域进入中亚、西亚至欧洲，第二条西南行的陆路由云南进入南亚次大陆至西亚、欧洲。第三条由海路南行至南亚次大陆。
中亚、西亚、南亚与欧洲之间贸易平繁，从未中断。所以，才有了从陆地而出，海路而归的法显在狮子国所见中国制造的白绢团扇。
王羲之任右军将军时，曾在街上看一老太太在卖团扇，没人要，让属下取来笔墨，在每把扇子上提了五个字，老太太看是官人，敢怒不敢言。写完后，王羲之说，你就说这是王右军提的字，每把可以卖几百钱了。后来，果真人人都抢着买提了字的扇子。老太太找王羲之再写一次时，王羲之当然不会再写，物以稀为贵。
这种白绢提字团扇就产于南中国，如此小的生活用品出现在南亚次大陆，那么大宗商品自然也不会少。
因地缘政治的权力转移，贸易的中心也在不断转移。经济的不均衡增长导致了财富流通，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士家大族必须为经济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早期的贸易之路正是基于此所探索和开辟。
晋都建康，已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百万，成为农产业、手工业的集散地，城内外有各类市场，水上运输发达。除此之外，成都、江陵、京口、襄阳、寿阳、番禺、泉州等地成为了商贸城市。
手工业，冶铁、养蚕缫丝技术显著进步，产量增加，造船业兴旺，可以制造两千吨的大船，制瓷、造纸、漆器等也都具有很高的水平。农业上，由于北方流民的大量涌入，垦田面积增大，北方牛耕、粪肥方式在南方得以推广，麦、菽这类北方作物开始在南方种植，北方旱开涝闭的筑堰围湖类的水利技术也在南方得以应用，这让江南真正成为了富裕的鱼米之乡，东晋末年，人口大增达到1746万人。
来自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海外使节、商旅众多。在阿拉伯人的《古行记》中记载：中国的商船，从公元三世纪中叶始向西，从广州至槟榔屿，四世纪至锡兰，五世纪至亚丁，终至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并独占商权。东晋时期，中国帆船已能远航波斯湾。东海、南海诸岛尽为中国所有，通过持续不断航海活动巩固了领海主权，并为后期隋唐宋元的航海奠定了重要基础。
因西域而来的海上丝路不仅促成南京成为早期佛事的中心，海上丝路的东延把佛教传向海东诸国。公元374年，天竺僧人阿道又从水路进入东晋至达高句丽，入丸都城，住持高句丽小兽林王创建寺庙就是个例子。
当时，航海的动力是季风，因为季风定期而至，所以被称为“信风”，海水连天，无参照物，不识东西时，主要以日、月、星宿的方向为参照，遇到阴雨天，就随波逐流。牵星术航海，即观日、月、星辰的位置确定船只的位置，这是天文导航航海。在罗盘航海之前，观日、月、星辰，以确定船舶在海洋上的位置，调整航海朝向目的港口的方向是最为普遍的。
这条海上的丝绸之路，不仅仅运输丝绸，而且也运输瓷器、糖、五金等出口货物和香料、药材、宝石等进口货物。
从西南陆路进入南亚、中亚的路，便是张骞当年回归时，受命所寻求的另一条通西域的路线“蜀身毒道”。中国巴蜀的物产从山路经天竺到达西域远及欧洲。这条道分东、中、西三条。最有名的一段中国境内线路被称为“茶马古道”。
西域当地也开始了养蚕缫丝，成为了丝绸的出口地之一。
1、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八。
2、葛剑雄 《中国人口史第一卷》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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