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看西域三山夹两盆的地形，便可以了解纷争年代，为什么天山以南那些弱小的城邦国在经历来自天山以北草原上游牧集团的长年的掠夺后还能完整的存活下来的理由。
天山以南的盆地中，人类可以长久生存的地方只限于大沙漠和周边大山支脉围成的绿洲地带，由于降水稀少，气侯干燥，这里的居民只能完全依靠沟渠来灌溉农作物，畜牧也严格的限于河畔狭长的丛莽之间。这便可以说明占有天山以北草原上先后出现的匈奴、月氏、乌孙、悦般、柔然、高车等游牧政权，屡屡越过天山，侵入沙漠边缘的城邦，迫其称臣纳贡，控制贸易路线，但是并不会将其地永久的占据，他们自己即然享有辽阔的牧场，这些以灌溉为生的农耕人勤劳逼仄的生活，根本不是他们所需要的那种地绿、天蓝、白云飘的美好。何况一年有六个月的时间，穿越天山的峡谷和达板会大雪封山，将游牧与农耕分成两个世界。他们只需要在春季来临商道畅通，临时派出小股军队沿商道诸城收取过路费，或者秋收时节，封山之前抢掠整个冬季他们所需要的冬储物资便可以了。他们只喜欢这里的物产，并不适应这里的气侯。这就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什么柔然人在高昌会设立一个傀儡政权，而不是管理这里。
柔然斩杀沮渠安周后所立的第一代高昌王便是高昌汉人大族代表人物阚伯周。
十八年前，高昌郡太守阚爽兵败逃往柔然属地，估计此时早已故去，所以他的后人便成为了高昌王，作为柔然势力在高昌的代言人。由于高昌干旱，阚氏立国，当年就改年号为“甘露”。这至少两层含义，与民以“甘”饴，与地以“露”雨，以祈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公元460年，甘露元年，在这一年的出土文书中记录了政权交替时的流血事件：三月上旬，柔然人突袭了高昌郡的酒泉城，城破时双方有二百人战死，其中包括汉人和柔然人。之后，高昌其它城池随即投降。
当时一位城内的僧人目睹了事件全过程，于是在城中的内斋中写下祷文，祝愿遇难者早日解脱转世。这里的酒泉城是位于高昌附近的一座卫戍城（现今的吐鲁番洋海乡），沮渠无讳占据高昌时的爵位是北魏册封的酒泉王，虽然已背叛北魏，但军士中很多人来自甘肃酒泉，占领高昌后，为解思乡之苦，就将高昌的门户地新筑的城，称为“酒泉”，也许沮渠氏的政权所在地就是这里。
高昌奉行佛教，在沮渠氏割据政权统治时期，名义上尊南朝为正朔，附属于南朝刘宋的地方政权。沮渠安周是南朝刘宋任命的西域戊己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当政时期在高昌的酒泉城附近一处沙质岩的山沟中依照莫高窟的制式开凿石窟，并建立了一座丁谷寺，称为吐峪沟佛窟。
历史有限的碎片式记忆，给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春季来临，柔然军队自伊吾翻越天山向高昌逼进，或许之前酒泉城内已混入了阚氏家族派遣惑众的眼线。此时，歌舞升平中的沮渠安周并没有得到消息，也未组织有效的抵抗，于是，一场小规模的冲突便轻而易举的打垮了高昌沮渠氏政权。
从地势上说，越过东天山，兵出伊吾的柔然铁骑沿戈壁攻击高昌的酒泉城一路平川，无险可拒。胜金口是一道天然屏障，可扼守高昌，但似乎未起到作用。在沮渠安周当政的十多年里，高昌并不太平，连年灾荒至使百姓大量逃亡或死亡，加之不断的与车师前国争战耗费财力、人力。当时西出阳关的首站鄯善国已面临沙土化，高昌成为西域贸易的中转站，理论上应当富裕，但是，如果百姓富裕自然会在政权的带领下奋起保卫家园。但当王权苛政，百姓流离失所时，便会让政权稳固性丧失，形同散沙，不堪一击。
一个政权的灭亡，根本则是失去民心导致的民心思变，这也许是沮渠氏政权失败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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