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帝元恪常常在宫中，亲自讲论佛经，广召僧众，辩明义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级官员、百姓也都更加信佛，宣武帝延昌年间，北魏各州郡的僧尼寺庙，有13727处，僧尼不计其数。
佛教在洛阳盛行，仅西域来的僧人三千多人，朝廷专门为西域僧人兴建了永明寺，寺内房舍一千余间，招待食宿。
元恪的佛学造诣不是一般的高，还在皇宫式乾殿给和尚及官员讲解《维摩诘经》。由于元恪钻研佛经，就忽视了研读儒家学派的经典。有大臣上书劝诫道：刘秀、曹操这些帝王驰骋疆场之际也不曾放下书，孝文帝一生卷不离手，陛下在皇宫讲佛经，虽可使人顿悟。可是治国需要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而不是因果与轮回，治国的经典是首选的读物，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都应兼顾，不能因念经而忽视了国计民生。
宣武帝元恪对这种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应，漠视。从人性来说，当着迷一件事上瘾时，很难自拔。北魏与南梁的连年战争在双方信佛的皇帝心中，不是杀戮而是解救对方百姓的大乘学说。但是，佛祖并没有保佑宣武帝元恪长寿，且早早的把他接走了。
公元515年正月13日，北魏第八任皇帝，宣武帝元恪病逝于洛阳式乾殿，时年33岁。5岁的太子元诩登基。北魏司徒高肇，此时正在益州与南梁作战。北魏朝堂临时由高阳王元雍、任城王元澄辅政。为防兵变，朝廷招回出征大军。高肇得到消息，知道自已的靠山没了，惊愕不已，日夜哭泣，将到京城时，夜宿瀍涧驿亭，不见家人与朝官，第二日到达皇宫放声大哭。哭祭完毕，进入西厢，立刻被人按倒，用绳索勒死。
洛阳皇宫开始了权争与密谋，原本想杀死太子元诩亲生母亲胡妃的皇后高英，因是高肇的侄女，放逐到瑶光寺当尼姑，不得进宫。三年后，被秘密处死。
在北魏朝中为了权力内斗、相互倾轧正欢时，南齐发生了一件大事。
为了对付北魏的进攻，梁武帝干了一件蠢事，在淮河上修了一段坝，投入人工20万，修坝的目的不是防洪，不是灌溉，而是拦阻河水，倒灌北魏所占的寿阳城（安徽寿县）。大坝位于淮河中下游的浮山峡上，史称“萧梁堰”，大坝完工后，首先遭殃的是上游的百姓。大坝以上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一片泽国，难民哭声震天，浮尸遍野。而寿阳城的北魏军队却未伤毫发。他们早就在八公山上筑城，水涨起来了，就到山上躲避。这个大坝修建历时一年七个月，那年冬季奇寒，突然降温冻死15万人，夏季瘟疫流行又病死无数，但是大坝建成只维持了5个月，一场暴雨，大坝决口，瞬间崩塌，下游百姓被淹，又造成十余万人淹亡。在南梁与北魏的历次战争中从未有这么大的伤亡。为了一个小小的寿阳城造成如此之重的损失，不能不说梁武帝愚蠢与固执，而修坝水淹三军的主意竟然是投降南梁的北魏官员提出的。大坝兴建之初，有经验的工程人员就提出，淮河沙多水急，河床不稳，修了必垮，但是，当权力成为知识时，大权在握的官员认为可以筑成，其间还为谁主持修建，大打出手，河流原本是大自然调节宣泄天地间不平之气，不可能长久阻塞，如此简单的道理梁武帝萧衍想不明白，而指出问题的人成为唱反调的捣乱份子。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516年，而这一年，在西域一场角逐同期上演。
蛰伏了几年的柔然汗国可汗郁久闾丑奴，凶狠彪悍，精于骑射，善于用兵，当柔然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后，再一次远征西域的高车王国的领地，并生擒高车王弥俄突。接着一段残忍的草原复仇方式被实施，丑奴命人用绳索捆住弥俄突的双脚，拴到一匹烈马后，鞭打烈马狂奔，把高车王弥俄突活活的拖死，然后砍下人头，涂抹上漆，做成了酒碗。算是为父亲报仇。邻近原本臣属柔然汗国，后又背叛投降高车国的小部落，逐个被击灭，柔然汗国的雄风再度崛起。但是，高昌国似乎没有受到影响，这当然是北魏支持高昌王麹嘉的结果。宣武帝元恪去世的前两年，高昌王麹嘉就被洛阳方面册封为使持节、车骑将军、司空公、都督秦州诸军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开国公。
弥俄突死后，高车国大部逃向焉耆属地，嚈哒人立即做出反应，送弥俄突的弟弟伊匐到高车国，立为新的高车王。这是嚈哒人第二次干涉高车王的册立。而伊匐继位后立刻遣使向北魏称臣，于是，洛阳方面下诏封高车王伊匐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开国公。高车国隶属于北魏，这让嚈哒人也不敢小觑。
高昌与高车所占的西域地盘从名义上是属于北魏的领地，麹嘉和伊匐成为北魏的诸侯王。
但是，高昌毕竟远离中原，高车、柔然、嚈哒在西域的角逐也未结束。
公元518年，高昌王麹嘉再次请求高昌国内迁中原。北魏派将军孟威出使高昌，带着孝明帝元诩的亲笔信安慰了一番，婉言拒绝了高昌东归的请求，陈述高昌地理位置的重要。洛阳已成为东去西来的贸易集散地，云集大量西域商旅、僧人。高昌在北魏的控制下，有利于贸易之路的平安。这之后，北魏再派将军赵义出使高昌，带来大量赏赐，安抚高昌，讲述东迁的不利，驻守的重要性，并承诺对高昌的支持与保护。这一次彻底打消了高昌王麹嘉举国内迁的念头。
后来，焉耆属地被嚈哒人攻占，焉耆首领被杀，嚈哒人抢掠后撤走，焉耆人不能自理，于是，焉耆贵族请求将焉耆并入高昌国，请高昌王麹嘉为焉耆王。于是，麹嘉派次子当了焉耆王，高昌国在西域的地位增高。
这个世界看似是男人的天地，但在历史事件中处处隐现着女人的影子，草原帝国的柔然也不例外。
“郁久闾”是柔然王族的姓，“丑奴”则是名。丑奴有兄弟六人，丑奴继位后，最小的弟弟失踪了。这个弟弟叫祖惠，丑奴和母亲派人到处寻找杳无音信。
当时柔然汗国有一个人叫屋引副升牟的鲜卑人，“屋引”是姓，东晋时，有一个叫房乾的人被朝廷派到草原联系鲜卑部落，由于中原的战乱，无法回归，只好留居在北方。在草原娶妻生子，便入乡随俗，将“房”姓改为“屋引氏”，房乾的后人回迁中原后又改为“房”姓。
这位叫屋引副升牟的人就是房乾的后人，他的妻子叫地万，二十来岁，是个女巫，经常装神弄鬼。而丑奴又极为相信地万的这一套。所以地万可以随便出入丑奴的营帐。夫妻俩为了荣华富贵就设了一个骗局。
祖惠丢失后，地万就给丑奴说：“你的弟弟在天上，我能把他叫回来”。听到这个消息丑奴母子非常高兴。于是就请地万做法将祖惠叫回来。按地万的要求，来年中秋月圆之时，丑奴在湖边设营帐，丑奴母子斋食净身七天，按地万的要求祈求天神归还祖惠。
第二天一早，祖惠果然出现在营帐中，而且说自己一直在天上，说了很多在天上看到的事。丑奴母子悲喜交加，设宴聚会，载歌载舞。然后给副升牟晋升爵位，赏赐牛、马、羊共三千头。给地万加封号为“圣女”，并将地万纳为妃子。这个地万会旁门左道的巫术，而且很有姿色，丑奴越加看重和宠爱。也极为相信地万的话，地万也乘机干政，惑乱柔然内部事物。此后数年，祖惠长大了，于是告诉母亲，其实他一直在地万家，并没有上过天，上天的事是地万教给他说的。这件事让丑奴的母亲很生气，于是，叫嚷着把前因后果告诉了丑奴。此时，丑奴对母亲的回答是地万有神灵之气可预知未来揭示过往，事事命中，不能不信，让母亲不要听谗言。地万得知这件事后，就向丑奴诬陷祖惠会在不久的将来谋反，于是丑奴派人暗杀了小弟弟祖惠。
北魏方面，南梁的重大损失让北魏朝廷无比兴奋，而西域的争端，已顺利摆平。元诩的亲生母亲胡灵成为皇太后，开启了后宫专权时代。
皇太后胡灵是安定郡临泾（今甘肃省镇原县）人，当初被选入皇宫后，因北魏有立子杀母的规定，所以其他妃子没人愿意第一个生儿子。胡太后怀孕后，密友们劝她堕胎，但胡太后说，如果有幸生了太子，死而无憾。元恪之前妃子所生男孩都不断夭折，甚至高皇后生了儿子，为了自保，也掐杀胎儿。这个孩子出生后，元恪挑选了众多乳娘抚养，皇后高英与妃子胡灵均不得接近。这才保下一条命。
宣武帝元恪是因为哥哥原太子元恂被废后重立，那一年是497年，当时元恪已14岁，他的亲生母亲高照容在宫室南迁洛阳时死于途中。也许由于幼年丧母，加之崇信佛法，元恪立太子时，并没有按旧规杀太子的母亲胡灵。
从胡灵之后的作法来看，胡太后并不是昏庸之人，也没有后宫当政时的淫乱传闻，她的问题主要是大兴土木兴建寺院与石窟。
胡太后信奉佛教，所以放开了步入沙门之路，民间有很多人家的孩子去当和尚，不结婚不生子。当时高阳王府的一个叫李玚的官员上书说：绝断祖先的香火，是最大的不孝行为。怎么能轻率的准许他们违背礼教，追求来生的利益，不知道生，怎么知道死是什么？天下之大，怎么能舍弃堂堂正正的生存之道，因和尚可以免除各种差役，寺庙所属田地，不缴田赋。世人皆投身“鬼教”，目前，南方还没有征服，各种差役层出不断，造成成年男子逃避兵役和劳役纷纷去当和尚。如果朝廷任由发展，王朝必将消失父慈子孝的天伦之情，使得天下所有的男子，都成了和尚，国家将走向灭亡。
当时南北朝都设有负责佛教的机构沙门统，针对李玚的谏言，沙门统僧暹等人对李玚进行抨击，认为将佛教诋毁为“鬼教”是一种亵渎，向胡太后哭诉。胡太后责问李玚。
李玚说：天称神，地称祇，人死之后变成鬼，光明的地方有礼仪音乐，黑暗的角落则有”鬼教“。佛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原本是人，死后他的魂魄则是鬼，这是现实，并不是诽谤，胡太后也觉得李玚的说法没什么问题，但是又不愿让僧暹等人没面子，于是，罚李玚黄金一两。
宣武帝元恪在洛阳兴建的瑶光寺，还没完工，胡太后又兴建永宁寺，在皇宫边，又在洛阳之南兴建石窟寺，永宁寺尤其华丽，高达一丈八的金佛像一尊，跟常人一样身高的金佛像10尊，玉佛像2尊，又兴建九层佛塔，高达九十丈，塔顶柱又高出10丈，夜深人静时，钟声远传十里。佛殿仿效皇宫太极殿，殿门如同皇宫的端门，和尚的房舍达一千间，官员百姓捐献的珠宝壁玉和绫罗绸缎多得让人目瞪口呆。自佛教传入中原，佛塔和庙宇从未如此豪华。当时，扬州刺史李崇上疏说：自迁都洛阳，已30年，明堂没有整修，太学早已荒废，城墙和官府，破烂不堪，这不是继承勤俭执家的传统，建立万国来朝的办法。而今，国子学有名无实。凡事不能兼顾，必须国事优先，最好停止皇家御库精美的雕刻，节省永宁寺土木建筑的费用及瑶光寺的木材砖瓦，解散石窟寺雕琢佛像的工匠，废除无关紧急的工程，“北斗”再壮观也不能装酒，兔丝再精细也不能织布。当务之急，应当推行礼仪教化，这才是上策。敬佛之事应当等农闲时再继续。
任城王元澄也上奏称：“今之僧寺，无处不有。充塞在市井街坊之中，就连卖酒肉的市场都建有佛寺，三五个小和尚就可以占有一个庙。寺院侵夺民田，广占田宅。应当加以限制”。对于这些谏言，胡灵太后虽然准奏、予以嘉奖，充分肯定，但坚决不改。佛教泛滥现象并未因几位诤臣的诤语而有所改变。
由于胡太后崇佛，一时间，京城内外，全国各地，遍地修建寺院，善男信女纷纷出家为僧为尼。公元518年时，洛阳城内有佛寺500所；在她当政后期，竟激增到1367所。十余年间，僧寺增加之快，可见当时佛事泛滥之状。各州郡佛寺，更是遍地开花，高峰时有寺院30000多所，僧尼达200万人。
史料中记载了当时洛阳的繁华与寺院香火的缭绕。但这一切也终将变为过眼烟云。
那时候的洛阳城和建康城已成为国际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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