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德国人,著名的古典哲学代表人物,“欧洲中心论”的标志性学者。十九世纪初,他曾在柏林大学主讲《历史哲学》,在讲稿中提到:“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她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介于黑格尔在欧洲学界的影响力,他的观点几乎代表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西方对中华文明重新认知来源于另一位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949年,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中国现在还不具备决定性的力量,但是它的重要性会逐渐增长。中国所拥有的巨量人口,连同其深远的、无可替代的传统,会变成人类的一个基本要素。”1962年,他再次断言:“长远来看,随着人类的继续发展,中国必将成为第一等的世界力量。”
不了解中华文明的西方人永远不可能理解中国存在有其深层次原因。
隋唐之前,在欧洲及南亚次大陆先后出现了庞大的帝国:波斯帝国、亚力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提拉帝国、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笈多王朝……还有中国史料记载的嚈哒、柔然人建立的汗国,这些帝国是不同人种征服组合的政权,也都形成了昙花一现的命运结局,被入侵的其它古老文明因此断顿不再延续。这些帝国衰落后,没有任何子民会畅想延续他们先祖曾经的辉煌。整个欧洲及南亚次大陆的古老国度,他们或以血脉为纽带或以宗教为联系,分裂后水火不容。在他们心中,普遍认为曾遭到某个强大帝国的入侵与奴役。
唯有中华帝国以王朝的模式短暂的割据后又会长久的统一。这种情况让西方人无法理解。
中国历史上所建立的王朝,虽然周而复始的更替,但每个入主中原的政权或者偏安一方的势力,都以一统华夏为己任。五胡十六国时期,就连胡夏政权的皇帝赫连勃勃都想“一统万城”。五胡割据时,每一个“胡”都给自己先找一个合法正统祖先,匈奴人是夏后氏的淳维的后代,黄帝的第十九代孙,而鲜卑人自称是黄帝轩辕氏的子孙,昌意的后代。
传说中,黄帝有25个儿子,分封到各处,有在中原,有在荒蛮,鲜卑就是分封到荒蛮的一支。《魏书》中记载,鲜卑人先祖有一名叫“始均”的人,还曾入仕尧帝的王朝,应功劳大,舜帝时被任命为“田祖”,也就是农业神,用以强调与中原的血脉关系。
洪荒时代,尧有四个下属:共工、欢兜、三苗、鲧,因为作乱,被尧分别流放到四方的边疆,他们的后人形成了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中央之地则为中国。虽然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自称为“中国”,但谁承继了华夏的文明谁就是中国,这让“中国”这个最初的地域概念用了数千年,直至今日。
有了共同先祖的认同基础,文化则成为“大一统”的凝结剂。中华文明让生活在九州方圆上的百姓形成了共同的“三观”,自强不息的人生观,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和睦万邦的世界观。
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贤明的君主多能“课农桑,行乡约,不事捶楚,专务以德化民。”所以数千年来,中国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统一的,都是一个完整的超级大帝国,这让西方人很难理解,其它文明古国先后消失,唯有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长久不衰。于是,西方的学者推出一个理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因为中国历代帝王实际上是同一文明的统治,所以不会断绝,而西方的那些帝国只是某个君主的统治,终将灭亡。
农耕与游牧的每此大冲突后所建立的王朝,都会认为继承了前朝的大统,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而不是新的国家,并以五行相生相克来解释,以确认前朝的正统性,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这就是文化的魅力,不同地域人口的大流动,大融合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特色,建立在融合基础上的伦理认同,让意志更加坚定,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推向新的高度,为隋唐的统一奠定基础。
秦汉四百余年产生了”大一统“的观念,魏晋南北朝的四百年,地域政权旋起旋灭,都有“客观上存异,主观上求同的意志”。这一时期,以中原之地为核心的四夷南下北上,东进西入,形成了十六国时期“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随着南北朝由对立到融合,这让两汉之后,隋唐之前的四百年中,融合的形式多样化,汉化远大于胡化,成为主流,彰显了华夏文明的主体地位。“改汉制、随汉姓、崇儒学、尚佛法、尊天道”,汉语成为内迁胡人的通用语言,地域特点的姓氏、服饰、习俗逐渐消失,杂居通婚、血脉相融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谁代表了中华正统成为“华夷之辨”对冲点。辩论的结局:王朝发展的整体性趋于大一统,文化、伦理的认同趋于一致。这一时期的割据是为进一步统一作准备。中华民族的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成为血脉相连,血浓于水的共同体。
在这种大历史的背景下,中国怎么可能不复兴。
《史记》中,司马迁写下了《货殖列传》,商人的传记,有钱不是坏事,贫贱并不耻辱,为富不仁才是祸害,“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这是人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是天理、是规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农抑商,所以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资本控制政治的现象。这是东方与西方最大的差别。
我们再回顾本书的开篇,关于一块石头的故事。
大秦帝国国运很短,但留下了完整的体制遗产。秦始皇一扫六合之后,“设郡县,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外,还有那块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代表着君权神授的传国精神。一方小小的玉石,给后世确定了“天下”的概念。从玉玺的本源故事和氏壁,我们可以得知,玉玺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天命所归,也是这块玉玺的传奇功效。秦始皇开了头,后代皇帝把这些制度遵守强化了两千多年并不断的在变化中完善,这便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或许会短暂的衰落,但永恒不灭,就是这个原因。秦之后的汉、唐、宋、元、明、清形成中华帝国的主体。在英语中,中国的词源不是“瓷器”,而是“秦”。西辽统治西域时期,形成了今天斯拉夫语中的“中国”,发音源于契丹,西域地区对中原皇帝的称谓“桃花石汗”,则是拓跋氏汗的音译。另一半中国史中的辽、金、西夏、西域等不同时代的强大帝国,最终融于中华文明里,他们都是中国,只是换了不同姓氏的皇帝而已,百姓没有变,这块土地没有变。
我们的国土,正如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教授所说:“中国也经历过统一和割据,但几千年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说割据时期她就不是中华民族,就可以把这个或那个民族从中华民族中任意割出去。更不能说只有汉民族掌握中央政权时,中国才是中国。别的民族掌握中央政权时,中国就不是中国。”
中华文明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来解释:“夷狄而华夏者,则华夏之”,认同了我们的文化,就是中国人。
中国之外的帝国,都有崛起和灭亡,但中国不一样,我们一直说自己在复兴。中国一直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偶尔衰落,终将复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像中国这么强。这种强大是文化的基因。
中国大历史上似乎有一个规律,形成的割据政权统一的模式后,都是北方统一南方,南方的政权,要么命短,要么命苦。
中国历代君主的使命也只有一个,统一中国。这也是中国人共同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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