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51年，唐王朝开始走向没落。但繁荣尚在民间，海上的那些商船，自由的往来于东洋和西洋之间，而西域古道上的驼铃常常唤醒沉睡的大地。
大唐盛世时，大食（阿拉伯）人对东方的中国认知上有一种说法，他们将大地的形状比作一只巨鸟，中国是鸟头，印度是右翅，易萨是左翅，麦加、汉志（沙特）、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是胸腹，北非是尾巴。（注：出自《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国》）带着这样的向望，阿拉伯人纷纷前往中国，最先来的，当然是商人。因为他们的先知曾说：“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往求之”。对商人来说，原动力，并非求知，而是求利。
那个年代，一位常去印度半岛经商，名叫苏莱曼的阿拉伯商人听人说“唐”是一个大国，若要从波斯湾取道去唐朝的广州，得历时数月，渡过七个海，所经之地、海景、海色、海风、海鱼各不相同，这条道要比走陆路进入西域沿参天可汗道到达长安要快。于是，这个阿拉伯商人乘着商船来了，并写就了一本书，被称为《中国印度见闻录》将在唐朝和印度的所见所闻做了比较。这让我们今天可以从一位外来商人的视角看远去的大唐背影。
苏莱曼提到的唐朝第一个城市被称为“汉府”，即大唐帝国的广州都督府。
在广州，这个叫苏莱曼的阿拉伯商人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他认为在巴格达很少看到唐朝的商船，因为广州常有火灾发生，把准备出海的商货都烧了。苏莱曼并不知道在中式文明中，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文化。常有火灾是因为港口的居民房是用板做墙，芦苇为顶。此外，来自东方的商船很少到达巴格达还有一个原因是海船在半途中沉了、翻了，遭到抢劫了，或者沿途将货零售卖掉了……
当时的广州是重要的商埠，海上丝路的起点，这里是唐王朝商船和阿拉伯商船汇集的地方。在苏莱曼的眼中，唐朝的商船非常大，大到甚至不能通过一个有漩涡的两山之间的海狭。并举例说，唐的商船拉的商货物多的可以从中途一个叫马来亚城体现，在那里，每艘“唐”的商船要交纳1000迪尔汗（dirham，当时一种交易的货币）的关税，其它国的船根据大小，只交1-10个迪尔汗。
让人遗憾的是“唐代的中华航海史”，因为重农抑商，只留下了“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的感慨。
在苏莱曼眼中，唐朝的百姓不论老幼，都穿丝绸做的衣裤，最好的丝绸要留给皇帝，余下的百姓都可以穿，能穿多好就穿多好。在广州，百姓吃米饭，把杂烩的菜浇在上面，而在长安的皇帝吃最上等的麦粉制成的馒头，以及各种肉。唐朝有很多种水果，官员、百姓喝用米酿成的酒和醋。女人梳头盘发，插上各种首饰，也可以任由垂长，而男人则戴帽子。
在这位阿拉伯商人的眼中，把唐朝与印度半岛诸国作了比较。
当时的“印度”是一个地域概念，并非王朝概念，有很多小国，至于有多少，苏莱曼说只有天知道。在他的眼中，印度没有丝绸，但有棉花织成的布。
唐朝官府用金、银、铜制作货币而印度诸国则用一种小贝壳当财富。
苏莱曼听说，唐朝的境内有二百多个象广州一样的大城，大城管辖着小城，广州的官员管理了二十个小城，每个城有四个城门，每个城门有十个鼓，更夫根据精准的计时工具向全城人报时。
唐朝有精圆的珍珠，生丝、熟丝的织物，产量丰富，用钱币交易。由海外输入唐朝的货物有象牙、香料、玳瑁、棉麻织品，其中犀牛角，唐朝官员、百姓做成装饰品挂在腰带上。
唐朝有一种品质很高的陶土制成的碗、杯，非常薄，可以看到里面装着的液体。
关于贸易，苏莱曼这样说，商船进入广州，官员会将所有的商货名称、数量抄去，并将货物由官府统一保管，直到随季风而来的最后一艘船货物到达。官府会抽取三成的货由官方买走，货物都按最高价付现钱，从不亏待外商，余下交还货主，官方选剩下的可以在市面自由出售，但只能卖出一半的价。
在唐朝，老人去世，子女们要守孝三年，如果有人不遵守就要被打板子。唐人通常采用土葬的办法，停灵时间，要供上食物，百姓认为去世的人是可以吃饭的。停灵在家里的时候，死者的亲人们不停的哭泣，不停的供食物，百姓为了隆重的丧礼，可以花完所有的积蓄。而唐朝的皇帝、官员下葬时，要将生前所有的物品放入墓里。后来，这种风气有所改变，因为有人挖开墓，盗走了陪葬品。
唐朝的百姓不论穷的、富的、老的、幼的，都学习写字、读书。
唐朝的百姓告状要将内容写在纸上，官员判案时，如果错误，有监督的官员指出并纠正，而且在审案时必须吃饱喝足，以免审错。
唐朝的皇帝每10个月要与百姓见一次面，皇帝认为权威来自专制的手段，而官员认为，百姓不懂什么是公平正义。
唐朝不收土地税，只收人丁税。外来的商人要交税，享有被保护的权利。当粮食短缺，价格高涨，皇帝会命官员把仓库中的粮食调出，以廉价出卖，平衡物价。
在唐朝众多物产中，官府专营的是盐和茶。据说这种被称为茶的干草可以治病，官府的收入来自人丁税、盐和茶。
唐朝有许多石刻，上面会刻有治病的方法，穷苦人没钱看病，医药费由官府支出。唐朝没有不动产税，只有人头税。孩子出生后必须到官府登记，长到18岁就得交税，到了60岁官府将收回所分的土地，不再赋税，可以由官府提供养老。每个城都有学校和老师，百姓的孩子上学所需的食物和费用由官府供给。在唐朝不满40岁的男人不能做主管一方的官，唐人认为，只有到了这个年纪，阅历才能配得上做地方官。
唐朝的百姓都讲公道，如果有人借钱，双方都会给对方出据一份文书，两份文书要叠放在交错处按上手印，称为“花押”，然后各执一份。如果对方赖帐，可以用于打官司。赖帐的人会被关进牢房，然后还会被当众拉出，让其他人举报此人是否有财产匿藏可以抵帐，如果此人确实破产偿还不上，官府会帮欠债人还帐。
在唐朝，每一座城中的官府都有相同一样东西，被称为“钟”，钟上有个绳子，当百姓遇到不公正的事件时，可以敲响钟，官员会出面解决。但凡有人要远行，必须要开具两份证明，一份上面写着要去的地方和出行人及同伴的信息，另一份上写着出行人所带的钱和货物的数量，在路上，每到一地，有士兵检查这两个证明，目的是如果财物丢失或行人死了，官府可以查明后帮助寻找或交给死者的家人。
而在印度诸国，有人被判了死罪，将会受到火刑。办法是这样的，犯人的手上会被覆上树叶，然后将烧红的铁块放在犯人的手上，犯人捧着铁块直到变为常温，然后抛去铁块，将手插入一个皮袋内，捆住，三天后解开皮袋，官员将稻子放在犯人手中，命其将壳磨去。或者在烧开的水中放入铁环，让犯人从滚烫的水中捞出铁环，如果犯人手上没有受伤的痕迹，他便可以免去死罪，被认为是冤枉的，原告会被处罚一曼（当时的计量单位）的黄金，交给国王使用。这可能是在说明印度半岛有些小国犯罪与否由神来判，而不是由人来判。
印度半岛的男人死后，采用火葬的办法，而他的妻妾可以跳入火中陪着一同烧死。
在印度，苏莱曼曾遇到了一个苦行僧，这类人不与他人往来，吃林中的野果，祼着身体，用兽皮遮着隐秘处，每日面朝太阳。16年后，苏莱曼再次路过那里，那位苦行僧还是当初的样子站着，盯着太阳，苏莱曼很奇怪，这人的眼睛为什么没被阳光照瞎呢。
在苏来曼的眼中，唐朝的官员、百姓喜欢享乐，会吃能喝。而印度人则习惯苦行，不喝酒吃醋。印度的王国之间也相互打仗。而在唐朝，地方节度使想要脱离皇权，就会被处死。
唐朝与印度相同的是，结婚男女双方都会送礼，而盗窃和抢劫都会被处死刑。
…… ……
唐朝是一个比印度更漂亮的国家，印度大部分地方没有城市，很荒凉，而唐朝正相反，各地都有把守得很好的大城池和耕种的土地，气候也好，空气清净，疾病少，看不见瞎子和独目人、畸形人，这一类疾病在印度则很多。而且唐人比印度人好看得多，高高的身材，白里透红的皮肤，黑黑的头发。好看的不单是长相，还有衣着，唐人的衣服跟阿拉伯人衣着相似，穿长袍，系腰带，而印度人则不分男女，一律披两块布当衣服，头上一块，身上一块。
苏莱曼认为，每一位国王，都拥有一个帝国，将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统合起来，就形成了世界，对应的有大唐帝国、阿拉伯帝国、东罗马帝国，排第四位是印度诸国，之所以列上了印度，是因为印度半岛位于欧亚大陆之间，从阿拉伯到中国去，无论陆地，或者海洋，它都是必由之路，三大帝国，阿拉伯居中，西与罗马为敌，东同中国贸易，连接东西方。呈现出当时世界的格局。
苏莱曼认为，神所创造的人类中，唐人在绘画、工艺以及其他一切手工方面都是最娴熟的，以至于阿拉伯人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在这些领域超过唐人，唐人用他们的手，创造出可能做出的任何作品。
印度僧人曾在唐朝以前就给东方大国带来了佛陀，给他们讲经说法，总之，印度人的“佛”先入为主，后来，来自其他国度的“神”虽然可以在唐朝立足，但都难成主角，在唐朝，也没有由于不同的“神”的原因引起冲突和战争，形成了各得其所的共和共融的大格局。
苏莱曼听说，在唐王朝的东北有一个高丽半岛，他们会给唐朝的皇帝上贡，高丽人认为，如果不上贡，他们那里就不会下雨，朝贡之路，原本就是为了讨取大国赏赐的说辞，可说着说着，说成了传奇。阿拉伯人不去高丽，所以没人告诉苏莱曼那里的情况。他只听说高丽有白毛的鹰。
由大海到达“中国之门”的海域，必须等待南风，只有南风起时，方可扬帆，乘风北上，直抵一条大江的喇叭形河口，从河口上行，便到达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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