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行的饺子接风的面,这一定是北方人的习惯。
“我多想吃一碗热腾腾的面呀”,在回新疆的飞机上,我想起了《又见平遥》的结尾,王掌柜的血脉繁衍的众多子孙,每年过年时都要吃一碗面,吃面不是因为饥饿,而是远在他乡对家乡的回忆和留恋。
我从哪里来,我的血脉中是否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几千年来,我的祖上是否有过辉煌或者悲惨的历史,血脉相传的故事,我不知道,家族历史的点点滴滴我永远不会知道。
我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而父亲出生在陕西富平,我多次去过那个陕西富平塬上的祖屋。问过大伯:我们家的祖坟在哪,我爷爷奶奶埋在了那里。大伯带我去了村边上的一块空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划了一个圈,说:就在这烧点纸吧,坟头没了,以前就在这,这里离唐王陵太近,政府规划时把这一带的坟都平了。
远处就是大伯说的唐王陵,我从小就听父亲说过这个陵,高大的土冢堆集成巨大的山包,大伯说,那个不是土冢,是沙冢,是当年怕盗墓,唐朝的士兵,从渭河里淘出的沙堆集而成的,大伯说他小时候那里还有很多石人石马,方圆几里地都是,后来都没有。
大伯说的唐王陵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陵墓,唐高祖献陵。
弟弟常给朋友们开玩笑说我家是李世民的后代,李世民他爹的墓就在我们老家的村上,其实我的爷爷那辈并不是陕西人,是湖北人,因何迁徙到陕西,父亲也不知道。我问过父亲,我家有家谱吗?父亲说以前有,文革时让你大伯烧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谁敢去炫耀自己的身世,而家谱可能就是最大的罪证。我家到现在为至,都是村子里唯一的“李”姓人家。
大伯和父亲是同一个父母所生,所以他们兄弟俩感情很好,我听父亲说过有一个大姑,但没见过。有一次我回乌鲁木齐的父母家,见父亲和一个和他差不多年龄的老头在聊天,父亲说这是你大哥,你大姑家的儿子,从老家来。可能爷爷去世后,已成家的大姑对这两个弟弟照顾比较多,所以大伯和父亲对姐姐感情比较深,大姑去世早,父亲每年回家,去大哥那里也要住一段时间。
有一年我出差路过陕西,去老家转了一圈,在堂哥家门口看到一个小老头,和父亲长的很像,一直盯着我看,我问堂哥,这老头是谁,堂哥说:这是三叔,我才知道,父亲还有一个的弟弟。直到我写这个日志时,给堂姐打电话问家里都有什么亲戚,才得知了爷爷那辈的事。
我爷爷那辈是地主,娶了三个老婆,大奶奶没有生育,二奶奶生了大姑,三奶奶生了大伯和父亲,当年整个堡子(村子)的地,都是李家的,后来,来了部队,村里的无赖找到爷爷说把地里瓜摘一些送当兵的,爷爷说瓜还没熟,没答应,这无赖给那些兵说了什么就不知道了,后来,这些士兵骑着马把几十亩地的瓜都踩了。爷爷一气之下,卧床不起,不久就去世了。爷爷去世后,三奶奶又招了女婿生了三叔四叔,还有两个姑姑。父亲的弟弟妹妹们姓张,我估计这个张姓爷爷当年是我家的长工,在农村,十五六岁就成家了,只有穷人才可能找带着两个孩子的三奶奶。
爷爷去世的时候,大伯七岁,父亲五岁,这样推算,爷爷应该是1938年去世的。这个年代是抗战初期,这些士兵应该是胡宗南的部队了。爷爷如果1938没有去世,那肯定也逃脱不了1948年的“打土豪,分田地”。爷爷去世后,家道已开始败落。
大伯和父亲都上过学,在同村人里也算文化人,这也说明解放前,家境还可以。
父亲十六岁那年当兵了,那一年新疆和平解放,父亲说部队从陕西开拔奔赴新疆,行军至甘肃时,朝鲜战争爆发,他们师又从甘肃向东北开进,进入丹东。部队番号是第一野战军步训师。我问过父亲步训师是干什么的,父亲说:是向前方补充兵员的,朝鲜战争,志愿军牺牲人很多,有些人早上还一起吃饭,晚上就被裹着白布抬回来,有些就地掩埋了,都是十七八岁的年青人,埋的时候很多人的名字都不知道,插上个木牌写个无名烈士。
父亲说问过连长:这些一起上战场的战友,爹妈生下来都是有名有姓的,怎么死了连个名都没留下。
连长说:各部队补充的人太多,来不及造册就牺牲了,就是有名字也对不上号。
家里最老的一张黑白照片就是父亲穿着鼓鼓囊囊的军服,左胸有一枚军功章,上衣口袋上白色标识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父亲的床头,还有一张大照片,百十来人的合影,上面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陕西籍老兵进疆五十周年留念。我问父亲这张照片里的人还有多少在世,父亲说一半都没了。我还和父亲开玩笑说,最终里面的每个人都会变成一张照片挂墙上了,那时候关于你们这代人的故事也就消失了。
一九五一年十月,朝鲜战争进入谈判阶段,父亲的部队从朝鲜战场下来后,重新调往新疆驻防。
小时候听父亲说过,进疆后,部队在巴仑台山里剿匪。那时候父亲是班长,我记得父亲说,每天吃饭他都最后一个打饭,我以为父亲是党员做表率,而父亲说,表面是这样,其实不是,当年吃的都是稀饭,越是锅底越稠。
现在想想,父亲是老实人,但老实人也具备了“湖北佬”的潜质,再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那时候,太小,也没打听过这些事,父亲也不说,现在每次到父母家,我问父亲以前的事,他不是说记不清了,就是我说的什么他听不清,父亲今天八十岁了,耳朵背了。经常会我问东他说西,所以我也就放弃了了解进疆后的故事了。
我听舅妈说过,那时候她们女兵连,冬天拉着爬犁到八道湾拉煤走到现在的钱塘江路那里,早上带个馒头出门,晚上才能拉一点煤回来取暖,进疆后生活很苦,并不是当时入伍到新疆宣传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时候,乌鲁木齐还有城墙,部队驻地都在城外。
大伯十三年前去世了,大姑家那个早当爷爷的大哥也三四年前去世了。我和陕西的一个朋友去过我大哥的家,我朋友问我,怎么没见你大哥,我说那不是,在墙上挂着呢嘛!
父亲现在身体很好,吃饭比我还快还多。十六岁当兵离开家的父亲,在新疆生活了六十四了,近两年,每年都要回老家。五年前他回老家,我去西安出差,然后朋友开着车跟我回老家,进入那个村子,堂哥在院子干活,父亲穿的干干净净的拿着一个硕大的碗喝茶,就跟电影上的老地主一样,我当时想,爷爷当年是不是也这样坐在院子喝茶,看着别人干活。
农村人,见来了客人第一件事就是下厨房做饭。我蹲在厨房门口看大妈和堂嫂和面,那种很粗的面,不白。吃饭的时候,我嚼着新麦的香甜,如同小时候家里妈妈擀的手工面,这么多年,我山南海北的跑,各地的风味小吃几乎吃遍,坐在老宅里,嚼着自家地里的小麦,那种感觉如同品味家族血脉相传的亲情。
2007年我去上海开会,同屋住着宁夏的一个处长,听他说话口音和父亲的口音一样,我问他是陕西那的,他说的地名正是我的老家,后来我们聊起了老家的很多事,聊天的结果得知,他是我堂姐夫的侄子,把父亲叫二爷,论辈份还得管我叫舅。
大伯有七个孩子,堂哥在家是排行老三,也是大伯家唯一的男孩,而堂哥家也只有一个男孩,那次父亲在老家看堂哥的儿子高中毕业,没事干在家晃,就说让这个孙子当兵去,堂哥说在农村如果想当兵要有人,还要化很多钱。父亲说,我给你弟说。
父亲回新疆后,叫我回家,给我说了让堂哥儿子当兵的事,我没吭声。父亲也再没提起,父亲知道我这人从不管家里的事。后来征兵开始了,我给军区的一个哥们说,如果有去那块接兵的给我带个人回来,那哥们当时就说,没问题。
我当时想这是爷爷这一支第四代里的两个男丁之一,还有一个就是我儿子希希,这个事我还是要办的。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父亲第一次向我开口办家里的事,如果我再不管,父亲可能再不好意思回老家了。
父亲今年又嚷嚷着回老家过年,家里没人答应,一是年龄大了,二是老家冬天冷,没有暖气,弟弟说,要想回陕西,他去西安买套房子就行了。父亲说:我不是要到西安住,我是要回老家住。
我在网上搜索过李姓的各种家谱,并和一个也自称爷爷那辈从湖北迁徙到陕西的李姓老乡在网上聊过,他给我发一个家谱里的一段关于迁徙的记录。
族簿载,祖上从山西大槐树明朝弘武乙巳年迁移到“湖北”郧阳府郧县西南乡湾尖山保居住,到大清光绪癸未年一支移到陕西省富平县……明朝没有弘武这个年号,我怀疑应该是洪武,但洪武年间没有乙巳年,乙巳年是1425年,是明仁宗朱高炽的洪熙元年,而当年也没有一个武长省,可能是记载有误,当年郧阳府属湖广布政使司管辖,也不叫湖北武长省,大清光绪癸未年是1884年,这个族簿可能是清末的记载,并不是当时的记录。
关于山西大槐树的记载很多,元末,灾害频发,黄河水患严重,战乱纷争,民不聊生,人口大量减少,而山西自古少灾害,人口稠密,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开始从山西移民垦荒。当时是把山西很多地方人集中在洪桐县大槐树下,然后再分迁到各地。从洪武六年到永乐十五年,近50年内,先后从山西移民18次,这些移民被迁往十余个省500多个县市。
翻阅明史,发现当年确有大量流民迁入湖北郧阳府,历史上,郧阳毗连四川、陕西、河南为军事要道,境内山高林密,但人烟稀小,属于三不管的地带,所以成为逃避战乱的桃花源。明朝建立后,将郧阳列为禁区。“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据《明史纪事》记载,郧阳山区自“正统二年,岁饥,民徙不禁”,明成化二年,流民高达150万人以上。这些流民结棚扎舍,烧番为田,自耕自得,过着不交捐不纳税不当兵的自由生活。明成化十二年,国子监祭酒上书朝廷,建议对流民“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也”,这就有了郧阳府。
从时间推算,山西大槐树下大规模移民的时候还没有郧阳府。逃荒避战乱的可能性更大。
我查阅了富平县志,知道了当年为什么有大量外乡人迁入的原因,光绪年间,公元1876至1878年,陕西关中连遭三年大旱,饿殍遍野,十室九空。几次灾情过后,渭北平原人口剧降,土地大面积荒芜。清廷发布各省,将部分人口迁入陕西,听说“落户西安府,人人有饭吃,家家有地种,天天吃白馍”的号召,许多人变卖家产,靠乞讨、卖艺,一路跋涉来陕西富平、三原、蒲城一带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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