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行的饺子接风的面，这一定是北方人的习惯。
“我多想吃一碗热腾腾的面呀”，在回新疆的飞机上，我想起了《又见平遥》的结尾，王掌柜的血脉繁衍的众多子孙，每年过年时都要吃一碗面，吃面不是因为饥饿，而是远在他乡对家乡的回忆和留恋。
我从哪里来，我的血脉中是否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几千年来，我的祖上是否有过辉煌或者悲惨的历史，血脉相传的故事，我不知道，家族历史的点点滴滴我永远不会知道。
我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而父亲出生在陕西富平，我多次去过那个陕西富平塬上的祖屋。问过大伯：我们家的祖坟在哪，我爷爷奶奶埋在了那里。大伯带我去了村边上的一块空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划了一个圈，说：就在这烧点纸吧，坟头没了，以前就在这，这里离唐王陵太近，政府规划时把这一带的坟都平了。
远处就是大伯说的唐王陵，我从小就听父亲说过这个陵，高大的土冢堆集成巨大的山包，大伯说，那个不是土冢，是沙冢，是当年怕盗墓，唐朝的士兵，从渭河里淘出的沙堆集而成的，大伯说他小时候那里还有很多石人石马，方圆几里地都是，后来都没有。
大伯说的唐王陵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陵墓，唐高祖献陵。
弟弟常给朋友们开玩笑说我家是李世民的后代，李世民他爹的墓就在我们老家的村上，其实我的爷爷那辈并不是陕西人，是湖北人，因何迁徙到陕西，父亲也不知道。我问过父亲，我家有家谱吗？父亲说以前有，文革时让你大伯烧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谁敢去炫耀自己的身世，而家谱可能就是最大的罪证。我家到现在为至，都是村子里唯一的“李”姓人家。
大伯和父亲是同一个父母所生，所以他们兄弟俩感情很好，我听父亲说过有一个大姑，但没见过。有一次我回乌鲁木齐的父母家，见父亲和一个和他差不多年龄的老头在聊天，父亲说这是你大哥，你大姑家的儿子,从老家来。可能爷爷去世后，已成家的大姑对这两个弟弟照顾比较多，所以大伯和父亲对姐姐感情比较深，大姑去世早，父亲每年回家，去大哥那里也要住一段时间。
有一年我出差路过陕西，去老家转了一圈，在堂哥家门口看到一个小老头，和父亲长的很像，一直盯着我看，我问堂哥，这老头是谁，堂哥说：这是三叔，我才知道，父亲还有一个的弟弟。直到我写这个日志时，给堂姐打电话问家里都有什么亲戚，才得知了爷爷那辈的事。
我爷爷那辈是地主，娶了三个老婆，大奶奶没有生育，二奶奶生了大姑，三奶奶生了大伯和父亲，当年整个堡子（村子）的地，都是李家的，后来，来了部队，村里的无赖找到爷爷说把地里瓜摘一些送当兵的，爷爷说瓜还没熟，没答应，这无赖给那些兵说了什么就不知道了，后来，这些士兵骑着马把几十亩地的瓜都踩了。爷爷一气之下，卧床不起，不久就去世了。爷爷去世后，三奶奶又招了女婿生了三叔四叔，还有两个姑姑。父亲的弟弟妹妹们姓张，我估计这个张姓爷爷当年是我家的长工，在农村，十五六岁就成家了，只有穷人才可能找带着两个孩子的三奶奶。
爷爷去世的时候，大伯七岁，父亲五岁，这样推算，爷爷应该是1938年去世的。这个年代是抗战初期，这些士兵应该是胡宗南的部队了。爷爷如果1938没有去世，那肯定也逃脱不了1948年的“打土豪，分田地”。爷爷去世后，家道已开始败落。
大伯和父亲都上过学，在同村人里也算文化人，这也说明解放前，家境还可以。
父亲十六岁那年当兵了，那一年新疆和平解放，父亲说部队从陕西开拔奔赴新疆，行军至甘肃时，朝鲜战争爆发，他们师又从甘肃向东北开进，进入丹东。部队番号是第一野战军步训师。我问过父亲步训师是干什么的，父亲说：是向前方补充兵员的，朝鲜战争，志愿军牺牲人很多，有些人早上还一起吃饭，晚上就被裹着白布抬回来，有些就地掩埋了，都是十七八岁的年青人，埋的时候很多人的名字都不知道，插上个木牌写个无名烈士。
父亲说问过连长：这些一起上战场的战友，爹妈生下来都是有名有姓的，怎么死了连个名都没留下。
连长说：各部队补充的人太多，来不及造册就牺牲了，就是有名字也对不上号。
家里最老的一张黑白照片就是父亲穿着鼓鼓囊囊的军服，左胸有一枚军功章，上衣口袋上白色标识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父亲的床头，还有一张大照片，百十来人的合影，上面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陕西籍老兵进疆五十周年留念。我问父亲这张照片里的人还有多少在世，父亲说一半都没了。我还和父亲开玩笑说，最终里面的每个人都会变成一张照片挂墙上了，那时候关于你们这代人的故事也就消失了。
一九五一年十月，朝鲜战争进入谈判阶段，父亲的部队从朝鲜战场下来后，重新调往新疆驻防。
小时候听父亲说过，进疆后，部队在巴仑台山里剿匪。那时候父亲是班长，我记得父亲说，每天吃饭他都最后一个打饭，我以为父亲是党员做表率，而父亲说，表面是这样，其实不是，当年吃的都是稀饭，越是锅底越稠。
现在想想，父亲是老实人，但老实人也具备了“湖北佬”的潜质，再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那时候，太小，也没打听过这些事，父亲也不说，现在每次到父母家，我问父亲以前的事，他不是说记不清了，就是我说的什么他听不清，父亲今天八十岁了，耳朵背了。经常会我问东他说西，所以我也就放弃了了解进疆后的故事了。
我听舅妈说过，那时候她们女兵连，冬天拉着爬犁到八道湾拉煤走到现在的钱塘江路那里，早上带个馒头出门，晚上才能拉一点煤回来取暖，进疆后生活很苦，并不是当时入伍到新疆宣传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时候，乌鲁木齐还有城墙，部队驻地都在城外。
大伯十三年前去世了，大姑家那个早当爷爷的大哥也三四年前去世了。我和陕西的一个朋友去过我大哥的家，我朋友问我，怎么没见你大哥，我说那不是，在墙上挂着呢嘛！
父亲现在身体很好，吃饭比我还快还多。十六岁当兵离开家的父亲，在新疆生活了六十四了，近两年，每年都要回老家。五年前他回老家，我去西安出差，然后朋友开着车跟我回老家，进入那个村子，堂哥在院子干活，父亲穿的干干净净的拿着一个硕大的碗喝茶，就跟电影上的老地主一样，我当时想，爷爷当年是不是也这样坐在院子喝茶，看着别人干活。
农村人，见来了客人第一件事就是下厨房做饭。我蹲在厨房门口看大妈和堂嫂和面，那种很粗的面，不白。吃饭的时候，我嚼着新麦的香甜，如同小时候家里妈妈擀的手工面，这么多年，我山南海北的跑，各地的风味小吃几乎吃遍，坐在老宅里，嚼着自家地里的小麦，那种感觉如同品味家族血脉相传的亲情。
2007年我去上海开会，同屋住着宁夏的一个处长，听他说话口音和父亲的口音一样，我问他是陕西那的，他说的地名正是我的老家，后来我们聊起了老家的很多事，聊天的结果得知，他是我堂姐夫的侄子，把父亲叫二爷，论辈份还得管我叫舅。
大伯有七个孩子，堂哥在家是排行老三，也是大伯家唯一的男孩，而堂哥家也只有一个男孩，那次父亲在老家看堂哥的儿子高中毕业，没事干在家晃，就说让这个孙子当兵去，堂哥说在农村如果想当兵要有人，还要化很多钱。父亲说，我给你弟说。
父亲回新疆后，叫我回家，给我说了让堂哥儿子当兵的事，我没吭声。父亲也再没提起，父亲知道我这人从不管家里的事。后来征兵开始了，我给军区的一个哥们说，如果有去那块接兵的给我带个人回来，那哥们当时就说，没问题。
我当时想这是爷爷这一支第四代里的两个男丁之一，还有一个就是我儿子希希，这个事我还是要办的。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父亲第一次向我开口办家里的事，如果我再不管，父亲可能再不好意思回老家了。
父亲今年又嚷嚷着回老家过年，家里没人答应，一是年龄大了，二是老家冬天冷，没有暖气，弟弟说，要想回陕西，他去西安买套房子就行了。父亲说：我不是要到西安住，我是要回老家住。
我在网上搜索过李姓的各种家谱，并和一个也自称爷爷那辈从湖北迁徙到陕西的李姓老乡在网上聊过，他给我发一个家谱里的一段关于迁徙的记录。
族簿载，祖上从山西大槐树明朝弘武乙巳年迁移到“湖北”郧阳府郧县西南乡湾尖山保居住，到大清光绪癸未年一支移到陕西省富平县……明朝没有弘武这个年号，我怀疑应该是洪武，但洪武年间没有乙巳年，乙巳年是1425年，是明仁宗朱高炽的洪熙元年，而当年也没有一个武长省，可能是记载有误，当年郧阳府属湖广布政使司管辖，也不叫湖北武长省，大清光绪癸未年是1884年，这个族簿可能是清末的记载，并不是当时的记录。
关于山西大槐树的记载很多，元末，灾害频发，黄河水患严重，战乱纷争，民不聊生，人口大量减少，而山西自古少灾害，人口稠密，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开始从山西移民垦荒。当时是把山西很多地方人集中在洪桐县大槐树下，然后再分迁到各地。从洪武六年到永乐十五年，近50年内，先后从山西移民18次，这些移民被迁往十余个省500多个县市。
翻阅明史，发现当年确有大量流民迁入湖北郧阳府，历史上，郧阳毗连四川、陕西、河南为军事要道，境内山高林密，但人烟稀小，属于三不管的地带，所以成为逃避战乱的桃花源。明朝建立后，将郧阳列为禁区。“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据《明史纪事》记载，郧阳山区自“正统二年，岁饥，民徙不禁”，明成化二年，流民高达150万人以上。这些流民结棚扎舍，烧番为田，自耕自得，过着不交捐不纳税不当兵的自由生活。明成化十二年，国子监祭酒上书朝廷，建议对流民“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也”，这就有了郧阳府。
从时间推算，山西大槐树下大规模移民的时候还没有郧阳府。逃荒避战乱的可能性更大。
我查阅了富平县志，知道了当年为什么有大量外乡人迁入的原因，光绪年间，公元1876至1878年，陕西关中连遭三年大旱，饿殍遍野，十室九空。几次灾情过后，渭北平原人口剧降，土地大面积荒芜。清廷发布各省，将部分人口迁入陕西，听说“落户西安府，人人有饭吃，家家有地种，天天吃白馍”的号召，许多人变卖家产，靠乞讨、卖艺，一路跋涉来陕西富平、三原、蒲城一带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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