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着"占山"在，不怕没柴烧

从饮食可以判断出一个民族的性格，在电视片《舌尖上的中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不同地域丰富的饮食文化，也可以判断出中国菜很复杂，吃复杂菜系的民族性格自然也复杂，包括人际关系、处事方式、当然也包括爱国心。

日本是一个穷国家，人口众多、土地狭小、资源匮乏，除了相扑队员，谁见过日本的胖子，吃过日本料理的人，什么时候见过日本餐饮里有大块肉、大碗酒，日本料理多是生食或冷食，为什么，中国菜系中的“煎炒烹炸”所在消耗的木材和煤，在日本是消耗不起的，所以日本形成了不同与儒家文化圈内其它国家的饮食习惯。因为穷，日本人从明朝开始就不断的到朝鲜和中国沿海掠夺。

日本要生存，就必须向外扩张、向外掠夺，只是不同时代掠夺的方式不同而已。

1931年的时候，日本一样很穷，“脱亚入欧”的日本人先是尝到了“米骚动”对政府的冲击，然后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没有土地。日本的土地继承权在长子身上，那么就意味着老二就不可能拥有土地，所以从1913年开始，日本组成了开拓团进入中国东北，这些开拓团的成员多是在乡军人（预备役）和没有土地的老二。“9.18”事变后，日本开始以“开拓团”为名，大规模的向中国移民，这些人在中国东北进行军事化训练，并集中进行荒地的开垦，也兼或抢占中国农民的土地。这些被军事化管理的年青人，因为压抑的环境，常常为了发泄而用暴力袭击中国妇女和孩子。

而出生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儿童，自小就进行了军国主义教育。下面这首日本的歌曲足以证明当年日本对国民的教育。

“我的哥哥，为什么而死的？我的爸爸，为什么而死的？用赤血去换宝贵的满洲，夕阳染红了满洲的丘，夕阳照黄了满洲的草，有泪痕历史的满洲，破我们的家，杀掉破坏和平的敌人，倾我们的国，讨伐破坏和平的支那，死守，死守，我们的权利薮。”

据日本退休职员吉田彰男回忆：昭和十年（1935年），我上三年级，那时我认为进行战争是当然的，打败中国人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长大，从小，我们对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要当兵，就没有半点怀疑，我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进行的是“圣战”，只有极少数人认识到战争必败，但他们被贴上“非国民”的标签。

而同一时期，中国普通农民是怎么想的？

“国家”是个啥东西，身边能代表国家的就是保长，保长好像只管收各种捐税，别的啥也没管过。看来国家和老百姓的关系就是国家要向老百姓收税，除此之外啥也不管。国家这可有点不地道，你和它打交道就是有来无往，他找你收税是天理，你要是有了难处找国家帮忙，比登天还难，如果只是收税也就罢了，咋个国家打仗老百姓也得管，老百姓被饿死国家不管，等国家需要有人流血卖命了，这时候又想起了老百姓，这世上最不讲理的，恐怕只有“国家”了。

这就是上世纪30年代，“国难”当头时，中国普通老百姓最朴素的想法。

日本陆军的装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只能算个三流军队，但日本有一流的战斗精神，“9.18”事变，我们并没有输在武器上，我们输在了国民的素质和军人的战斗精神上了。

我们的爱国教育和历史教育有很多问题，中国的文化过多的宣传了“仁”的一面，而仁本身就是虚伪的假像，在这种思想意识的主导下，历史的真像往往被掩盖，而宣传则是空洞的“唱高调”，因为我们所接触的教科书上的历史从来没有去讨论过人性。

人性是什么样的？从江桥撤下来的马占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以他的人性，他手下的这群兵可能在极短时间内与日军同归与尽。他和他的部队已被压缩在很小一个区域了。马占山不只是中国人的英雄，对日本民族来说，“尊敬强者，欺负弱者”似乎是脱亚入欧的原理之一。马占山和张海鹏比，张海鹏虽然俯首贴耳，但马占山则是民族英雄，对昭和军阀的少壮派们来说，只要对日本有利，他们宁愿扶持个抗日的傀儡政权，因为日本人知道，对付中国人，有时候，给个面子要比给他生命还重要。关东军也不愿与马占山的部队死磕，因为关东军的伤亡如果让日本国内知道，也是一件麻烦事，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友好的停战，双方各达成自己的利益。

对马占山来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日本人来说，“留着占山在，不怕没柴烧”。

所以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后，并没有兑现诺言让张海鹏当黑龙江省长，因为日本人认为黑龙江到手与张海鹏没什么关系。张海鹏只能自认倒霉，这段时间还有一件让张海鹏见了日本主子低三下四的窝心事，参谋长哈玉良带着军需处长和现金跑就跑了吧，跑到关内荣华富贵他也不会再计较，反正老土匪早习惯了打家劫舍，人在江湖走，哪有不失手。但让张海鹏恨的咬牙切齿的是哈玉良带着人和钱投奔吉林抗日义勇军去了。

而此时，马占山的黑龙江临时政府已被日伪军不断的挤压成为了黑龙江流亡政府，但流亡政府依旧举着抗日的大旗。不断有来自华北、东北等关内的青年学生越过层层防线进入海伦加入马占山的抗日队伍。但这些力量相对日本庞大的战争机器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马占山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援助也得不到友军的援助，已无退路。无奈的马占山向国民政府发电：“江省情形，已如釜底游鱼，环境实属险恶。惟恳迅即决策，以解危亡。”

蒋介石不是不想帮助马占山，毕竟南京政府当时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但蒋介石鞭长莫及，在蒋、马之间还夹了一个张学良，离马占山最近的部队都属于东北军势力，也只有张学良可以调动，在没有张学良的指令时，众多未撤入关内的东北军，如：李杜、丁超等部队都在观望，在抗日与降日之间徘徊。

在军阀混战时期，不可能有爱国主义的教育，所有拥兵自重的军阀所倡导的都是爱家乡，以达到爱守军的目的。而中国历代诗词中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诸等文字，也只是知识分子在借酒浇愁时的呻吟。

反抗有两种，第一种是有条件的，中国人自古都是将职业当饭碗，当生存之道，只有极少数人才将职业，当事业、当使命。对有使命感的军人来说，国家大于小家，军人的荣誉来自对国家的忠诚，当国家被入侵时，奋起抵抗就是使命。正因为有使命感的极少数军人带头，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为了一口饭吃的羊群会跟着头羊走，历史发展的方向偏离不大。跟着头羊走的羊群是有条件的。

第二种是无条件的。当日本的军刀架到脖子上，你是求日军砍轻点，还是奋起抗争。中国老百姓是逆来顺受的一个群体，但面对死亡时的挣扎和抗争是出于动物的本性。所以为了活下去，那就在保长的带领下与同你操一样语言的人拿起武器，向入侵者进攻。这就是最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