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潘老爷子调任巴州政协,主持编写《巴音郭楞文史》第一辑,沧桑巨变,他有机会从国民党起义人员、巴州蒙古贵族的回忆中了解了四师十二团进军焉耆时他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
让潘老爷子感兴趣的是国民党的焉耆专员,因为这个人是左宗棠的曾孙,1944年来新疆任焉耆专区专员。黄埔六期,官拜陆军中将,文化人,解放前去了台湾,后来,不再从政,没事时拍电影写诗歌,原本此人很有政治抱负,也想干出点成绩,当个模范专员,所以,到了焉耆做了不少事,情商智商均属一流。
焉耆,又名喀喇沙尔,这里是通往南疆的咽喉,开都河由北向南入博斯腾湖。土地肥沃,适宜耕种,向北是和静,再就进入大山,有广袤的牧场,与伊犁草原相连,是回归的南土尔扈特蒙古的牧场。向西是铁门关,当年的铁门关是两座山峰,中间一条狭窄的通道,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雄姿。焉耆地处要冲,物产丰富,市面繁华,客商云集,是进入南疆的第一个重镇,有城池,因为地下水位高,屡塌屡建。
1948年,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已摇摇欲坠。在焉耆政界,已预感解放军势如破竹,进军新疆只是时间问题,于是,由左曙萍带头,焉耆军、政和社会名流共同组合,搞了一次金兰结盟。目的是“共赴国难,生死与共”,也有人说是左曙萍为竞选模范专员拉帮结伙。
(左曙萍)
这次活动搞的很神秘,瞒着驻焉耆国民党128旅的钟祖荫。有意思的是,“9.25”起义前夕,陶峙岳司令邀驻喀什的42师师长赵锡光到焉耆密谈,也是瞒着钟祖荫,这个钟祖荫据说是军统特务,国民党人都对他敬鬼神而远之。
左曙萍在焉耆时为了稳固当时的形势,做了大量工作,练兵、固城、修桥、修路、办教育。
当时,新疆省主席“民选”结束后,即将进行各地专员的“民选”。左曙萍为事先做好连任的竞选准备工作,就得拉一帮人,这帮人得代表各方势力范围,这就如同当今的西方民主选举,说是民选其实都是各方势力角逐的结果。
左曙萍上演的是一幕十七金兰拜把子的戏,除左曙萍之外另十六个人是:任兆泰(保安副司令),掌握着兵权。刘鉴,专署人事处长,昌生祥,和静驻军383团团长,徐为然,公路段主任,周淑予,女,小学校长,骑兵团长文升乔之妻,郑风冈,专署主任秘书,胡海滨,和硕县长,刘霄,省公路局总工程师。
维吾尔族有:哈德仁,库尔勒县长,达泽春,库尔勒副县长,沙吾提,轮台副县长。
回族有:苏效泉、马学敏,两人均是专署的处长。
蒙古族有:乌静彬,女,和静县长,殷英,和静驻军参谋长,昌德文,焉耆蒙文会主任委员。
此十七人中左曙萍当年41岁,年长,是大哥,苏效泉最小,当年20岁。
众人焚香顶礼,歃血为盟。集体向关帝庙中的塑像行跪拜礼。维、回族由于不向偶像跪拜,但是为了利益,宗教不是问题,几人均磕头、饮血酒,各剌破手指,滴血入酒,之后共饮之。
仪式结束,在骑兵团长文升乔家大摆宴席,庆同安共乐,患难之深,结盟之快。
结盟有盟书,由当时的和静县长乌静彬保存。
(乌静彬)
这次结盟后,由左曙萍提议,让在和静驻军昌生祥团长给乌静彬县长做寿,场面很大,十分隆重,把焉耆、和静所有的达官贵人、名流学者都请到了。
当年结盟,乌静彬排行老七,是满汗王满楚克扎布的福晋,乌静彬的父亲贡桑诺尔布,是蒙古亲王,曾任蒙藏院总裁,清华大学校长。
满汗王是东归英雄传中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的后代,满汗王还有一个侧福晋叫西谋珍,也是蒙古贵族之后,两位夫人都是女强人,有意思的是,乌静彬和西谋珍不单在家里对立,在政治上也是对立的,而此时满汗王已被盛世才修理的得了精神病,疯了好多年。
以乌静彬的文化水平,政治历练,为了树立自己权威,务须拉拢军队。
寿典后不久,乌静彬搞了一场隆重的答谢还席活动,宴请昌生祥的驻军。还席宴上,乌静彬亲自把盏劝酒,特别对中、下级的军队和士兵,更是殷殷劝酒,博得了驻军对乌静彬和王府的好感。乌静彬自己讲,这次活动是成功的,在1949年9月新疆和平起义后,各地有兵变,焉耆也发生兵变,而和静很稳定,实际是保护了王府。
但为利益而形成的结盟,终以闹剧终结。1949年8月,国民党大势已去,左曙萍由迪化飞广州,然后去了台湾,离开焉耆时,这位“大哥”没有跟自己这些结盟的弟弟、妹妹们说声“再见”。
从客观上讲,左曙萍算是国民党中的“清流”,在任5年为焉耆的稳定和发展做了一些事。
而在结盟的兄弟中128旅383团团长昌生祥则为焉耆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128旅旅长钟祖荫是国民党的嫡系,江西人,黄埔三期,少将,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北伐、东征,抗日战争参加过六次对日会战,1946年调任新疆。
陶峙岳对这些国民党嫡系高级军官并不放心,这些人都是蒋介石任命的,策划起义不可能先征求这些人的意见。一旦传出去可能后果不可预见。而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则是可以信任的人,赵锡光兼42师长,有五个整编旅和边卡大队,虽然也多是胡宗南的部队,指挥不畅,但毕竟南疆关系新疆命运的一半。赵锡光是中将,不是黄埔系,云南讲武堂出身,抗战中九死一生。
(赵锡光)
1949年8月,陶峙岳以视察部队为名,密电赵锡光到焉耆面谈。他俩在焉耆城内三号桥路128旅旅部一间办公室密谈,只说叙旧,不让第三人参加,门外有警卫持守,任何人不许接近。两人谈了什么,没人知道,主题就是和平起义。但是,两人也为起义后自己的出路考虑了很多。晚年的陶峙岳将军回忆时曾说,当初与赵锡光商量等全国解放后,他们交出部队,解甲归田,没有想到共产党会如此信任并重用他们。
与陶、赵二位将军所想不同的是,少将旅长钟祖荫不想解甲归田,人各有志,天各一方。
新疆和平解放大局已定时,陶峙岳电令钟祖荫到迪化开会,征求他对起义的意见,当着陶将军和众多支持起义的将领面,钟祖荫犹豫不决,勉强在起义通电上签名。散会后,陶峙岳将军还专门请钟祖荫到办公室聊了一会,探听他的决心,得到肯定的答应后,嘱咐他,焉耆大桥年久失修,解放军车队进南疆有问题。现在经济困难,挤出了3000银元,命他回焉后,迅速把焉耆大桥加固修整一番。钟祖荫誓言旦旦,坚决完成任务,于是提了现款返回焉耆。今天,我们可以推测,在从迪化返回焉耆、过吐鲁番、进甘沟、翻榆树沟,穿和硕的数百公里路途中,钟祖荫动摇了。
1949年9月27日,钟祖荫带着家眷和细软连同3000银元的修桥费跟着“和平撤退”的马呈祥、叶成等人跑路了。得到消息的陶峙岳将军立即下令任命陈俊为旅长,由迪化立刻到焉耆接管部队。陈俊,湖南人,黄埔四期,少将,当时是联勤总部新疆供应局驿运处长,负责由南疆向北疆部队运粮。
当时的焉耆,驻有128旅旅部外,还有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挽马团,一个兵站一个辎汽营。陈俊刚到任,对部队并不熟悉。
于是,驻焉耆部队得知旅长钟祖荫跑了,开始军心不稳,
1949年9月30日晚11时,骑兵团的部分士兵,在副团长赵飞雄的煽动纵容下,放火烧了蒙文会,接着开始了挨户砸门抢劫。刹那间,焉耆城火光四起,居民纷纷外逃,城内居民有38人被枪杀,多处商户化为焦土,不少难民,扶老携幼,涌向和静。抢劫后的士兵散入乡村,这些散兵游勇,打家劫舍,村民躲入苇湖避难。
而此时,陈俊可信任的离焉耆最近并可用的部队是昌生祥的383团,之前,包尔汉已托西谋珍带信给昌生祥,要维护一方平安,准备迎接解放。
昌生祥带兵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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