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隐实假：如明代隐士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
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
以隐求仕：通过隐逸来博得名声引起朝廷的关注，然后出仕，即所谓的“终南捷径”。如唐代的卢藏用在考中进士后，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他曾对友人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
无奈而隐：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真隐而仕：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是诸葛亮。
隐士与后现代
何晓鹏
“隐士”这种意识方式是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一种需要，也是对现代性生活的一种补充，尽管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
当今中国的“隐士”们与中国传统的隐士思想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联?他们在面对东方圣贤与西方哲人时，对自我是一种怎样的关照?隐逸山林是否真就是消极遁世?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我们会得到一种不同的认识。
对此，我们采访了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黄玉顺先生。
记者：你在什么地方“隐居”呢?(记者笑问)
黄：(笑)我还没有。不过我有时也到朋友那里去玩，在他们乡下的居所。但现在确实有不少大学教师的生活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艺术学院的教师更是如此，他们喜欢到郊外、到乡下去搞
创作，或者与朋友们相聚。
其实不只是高校教师，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倾向。比如说大都市里的白领阶层，也非常典型，你会发现：他们在八小时之内，会规规矩矩地在现代性社会架构下谋求自己的生存发展；但在八小时之外，他们追求一种后现代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记者：现在的“隐士”们与中国古代的隐士传统有无相通之处?
黄：有同有异。跟中国古代的隐士相比，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对现行的社会架构的一种回避、拒斥，甚至反抗。其实不只是中国如此，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现代的“隐士”们普遍具有一种“后现代”的色彩——自我放逐。
20世纪以来，东西方的知识分子开始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现代性体现在诸多方面，而表现为一种社会架构，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人们生活在其中，会觉得非常辛苦、冷酷，感受到一种压迫，于是产生逃避、甚至反抗的反应。在思想界，这会产生一种反思；而在个体身上，则会产生一种“隐士”的生活态度。这与古代的、比如魏晋时代的隐者是相似的，都是对现存的某种社会架构的一种拒绝和抵制。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古今存在着相通性。
但我们要认识到的是，这毕竟是不同的时代。现在这些“隐者”，这些具有“后现代”自我放逐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古代的隐者、比如道家思想影响下的人物是不同的：一个是面对的现代性的架构，一个是面对的前现代的架构。
记者：那么，你认为现在这种“隐士”现象是受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而不是缘于中国古代的隐士传统?
黄：不是这么简单。一方面，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思想观念本身是在生活方式中产生的。比如今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要把“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状况”作一个严格的区分：后现代状况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在这个生存方式中才产生了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一切都是生活本身给出的。
比如魏晋玄学时代，那些玄学家们有一种隐士倾向，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架构保持着一种回避、不合作的态度，这是由他们的生活境遇决定的，他们当时所处的生存环境非常险恶。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样一种险恶的生存环境，但我们的社会架构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压迫，比如大家现在觉得每天都非常累，人与人之间非常冷漠，精神上空虚、甚至很痛苦等等。这些是现代性的一种普遍问题，东西方皆然，是由生活方式造成的情绪。
但另外一方面，这种生活方式既是现代性的，同时也是民族性的。因此，当今“隐士”现象也与中国古代隐士传统有关。
但我想说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不论是古代的隐者，还是今天的具有后现代倾向的知识分子，你会发现，所有那些具有最典型、最强烈的自我放逐倾向的人，往往都是在当时既有社会架构下生存得最
成功的人，他们恰恰是完全依赖于这种既有制度而生活的。举例来说，后现代思想的发源地法国，那些思想家都是教授，他们恰恰依赖现代性的制度而生存。现在一些年轻人、“新新人类”之类，他们有一种很“后现代”的生活态度、人生态度，但他们都是依靠父母辈在现代性制度下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来维持他们那种很“后现代”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