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1932年本题记
中国文学批评史,现时惟有陈钟凡著一种。观其所述,大体略具,然仓卒成书,罅漏时有。略而言之,盖有数端。荀卿有言,远略近详。故刘知几曰:“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者久矣。”又曰:“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今陈氏所论,唐代以前殆十之七,至于宋后不过十三。然文体繁杂,溯自宋元,评论铨释,后来滋盛,概从阔略,挂漏必多。此则繁略不能悉当者一也。又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震于盛名,易为所蔽。杜甫一代诗人,后来仰镜,至于评论时流,摭拾浮誉,责以名实,殊难副称。叶适《读杜诗绝句》曰:“绝疑此老性坦率,无那评文太世情。若比乃翁增上慢,诸贤那得更垂名。”而陈氏所载杜甫之论,累纸不能毕其词。此则简择不能悉当者又一也。又文学批评,论虽万殊,对象则一。对象惟何?文学而已。若割裂诗文,歧别词曲,徒见繁碎,未能尽当。有如吕本中之《童蒙训》,刘熙载之《艺概》,撰述之时,应列何等?况融斋之书,其指有歧,宁能逐节分章,概予罗列。然中土撰论,大都各有条贯,诗话词品,曲律文论,粲然具在,朗若列眉,分别陈述,亦有一节之长。此则分类不尽当而不妨置之者又一也。述兹三者,略当举隅,旨非讥诃,无事殚悉。今兹所撰,概取简要,凡陈氏所已详,或从阙略,义可互见,不待复重。至于成书,请俟他日。
黄世中《李商隐无题诗校注笺评》序
两宋以后,论及唐代诗人,经常推重李杜,有时并举韩、白,但是提到李商隐的时候,就出现了大量的分歧。有人认为商隐之诗,语语皆有寄托,精妙入微;有人认为诗中所言,多半为冶游之作:事涉聚讼,语无断限,实在令人望而却步。
中国诗导源于《诗三百篇》,《褰裳》之诗是不是有寄托呢?当然不是,但是《左传》昭十六年郑六卿饯韩宣子的时候,子太叔赋《褰裳》,确实是有寄托的。所以韩起说:“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诗三百篇》的传统是“由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指出不理解《诗三百篇》,就不能运用古代的诗句,申明自己的主张。因此后人提出作诗之志和引诗之志的分别。举例说,《褰裳》诗的作者可以指古代男女间的来往,但是在赋诗的当中,不妨作为对外政策的引申。这是春秋中期的情况。
唐宋以后,情况完全两样了。作诗者和引诗者是“一身而二任焉”。他引的正是他自己所作的。那末这样的一首诗是作者的意义,还是引诗的意义呢?我们读《诗三百篇》的时候,借助于古人的记载,可以理解引诗的意义,不必同于作诗。但是读到唐宋作家的时候,我们无从作出这样的区别。读商隐诗就遇到这个困难。张采田《李义山诗辨正》固然是深造有得,但是直到今天,苏雪林教授还在宣扬她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
是不是可以作出结论,判定诸家论义山诗的是非呢?读书有不同的读法,有人是襞积细微,深造有得,但是也有人略通大义,不为章句之学。究竟是那一种好些?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必要求一致,也实在无从要求一致。即如王茂元的为人,《新唐书·李商隐传》说,“王茂元镇河阳,爱其才,表掌书记,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但是近人考证,王茂元并非李德裕之党,那么商隐即使就婚王氏,也不至于干令狐绹之忌。这就是说商隐之诗不一定和当时的牛李党争有关。论诗如聚讼,论商隐之诗更是如此。
倘使我们放宽一些立论,那么不妨说商隐之诗,一部分是有寄托的,一部分是无寄托的。平心之论,未必能得到各方的同意,但是在评论商隐作品的时候,我们祇能作出这样的结论。
黄世中先生《李商隐无题诗校注笺评》是一部极有意义的著作。他平心精气,罗列诸家的见地,使读者可以从此备见古今论断,最后作出自己的认识。我深信读者从他这部书中可以得到不少的教益。
一九八二年,朱东润序于师友琅琊行馆。
林东海《诗法举隅》序
东海同志作《诗法举隅》,既成,问序于予。
东海所举的诗法,既详且尽,其实已经不是一隅了,即使我想写一篇序,也实在感到无可补充,因而也就无序可写。
虽然,有可言者。
古人说:“诗言志。”又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亲,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托兴观群怨之感,尊之则上同于君亲,贱之则同于鸟兽草木,实在有些不伦不类。诗人之志,似乎不应如此。
虽然,有说。
段玉裁注《说文》云:“《周礼》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识。’盖古文有志无识,小篆方有识字。……今人分志向一字,识记一字,知识一字,古祇有一字一音。”推是以论,诗言志者,诗言识也,诗者志之所之也,识之所之也。事君事亲则有识,鸟兽草木则有识,其尊卑诚有别,其记载则宜无异。荷马之歌,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之篇,乃至拉萨尔王子之传,其与“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固无二义。诗之言志,其义固在于此。
言志是第一义,其次是言情。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是一个最详尽的解释,也是诗的进一步的解释。诗至于言情,则宜无可加。尾生抱柱而死,叔先雄自沉而死,乃至《楚辞》作者之投湘而死,庐江小吏之自挂东南枝而死,其情之沉挚痛切,宜可以与天地并而不朽。情之所至即诗之所至,诗而至此,不可与言法,亦不宜于言法。平上去入,阴阳翕合,作者无此一念,即举者亦无可举。东海深于诗者,以为何如?
一九八一年一月三日,序于师友琅琊行馆。
徐培均《淮海集校注》序
培均治《淮海集》,既成,问序于余。余不学,近益衰耄,不足以知少游,虽然,不可以不为培均言之。
北宋之初,荡涤晚唐五代之瑕秽,士益有志向学,景德而后,骎骎盛世之音矣。然北困于契丹,澶渊既盟,时君愤切,亦羞言之,伪为天书,以自欺而欺世。及元昊勃兴,辽人索关南数州,富弼北使,益增岁币以噉辽,然南北俱惫,而西事方急。庆历而后,有识者多言陇右,不可谓不知缓急矣。
少游诗词,为北宋一大家,或者讥其词多脂粉,然小词云兴,本为酒饱饭余,歌儿舞女而作,虽从容亦何伤。况乎山抹微云,天粘衰草,感慨身世,幽凄怨断,与后主事相,亦复何异?其诗之回肠荡气,真有得于骚雅,而元好问讥之。少游之时,君虽不武,而国未大乱,好问值南渡之后,武仙崔立,不择人而噬,百姓重足而立,好问亦东依严实,乞命于毡裘之君,假息于崩角之帅,而可以女郎少少游哉!
余于少游之书,尤喜读进策三十篇,观其所得,盖导源于东坡,所见甚卓。其论选举与役法者,皆深造而有得,不为世俗之言。边防上下篇,虽贾谊、陆贽,何以尚之!西事既亟,宋人倾全力以事关中,迄无所得。范仲淹世得讥巡边穷塞主,韩琦以功名自期,然任福之败,死亡近万,琦虽以饬无轻进免罪,然听孀妻孤子哀号遍野,不能不荩然伤愧。梅尧臣读《孙子》,踊跃奋发,其成败不可知。独少游持论,大兴屯田,请分诸路之兵,岁各一出,如是三年,敌必大困,此真充国之遗计,破敌之上策。当时诸人,盖无有出其右者。
少游已矣,遗编尚在,世必有真能知少游者。培均其为嗃矢乎!
一九八五年东润序于师友琅琊行馆。
《乔大壮书画篆刻集》序
一九四二年秋,余执教中央大学时,主持中文系者温州伍君叔谠,好以朴智自熹,然豁达能知人,余因得交大壮先生。大壮沉深有识度,不轻语笑,觌面时皆磬折,莫逆于心。及敌既降,中枢返京,次年大学东徙,校事益阨逆。余倦甚,治装欲去,一夕遇大壮,磬折毕,大壮曰:“能过我乎?”余曰:“幸甚。”大壮酌余,对饮既尽,大壮掀髯高谈,余亦应之。自国事校事,至立身治学,无所不及。披豁既尽,惘然若失。余始知大壮,大壮亦始知余也。一九四七年,余移席无锡,大壮东渡台湾。次年,台湾大学许季芾为贼所中,以大壮主系事。大壮移书于余,言不任系务,举余自代。余谢不敏,愿以菲才佐大壮。而大壮以仲夏归,自尽于清流矣。呜呼!国家杌陧,则举其长才大智而弃之,其幸存者又不自珍摄,而毕命于穷山绝壑,则国家又何赖焉?斯则余于大壮之死,俯仰徘佪而不能自已者也。大壮既死之三十四年,其孤抱其遗集曰《波外乐章》,曰书法,曰印蜕,共四卷,问序于余。余既髦,不足以尽大壮之学,叙二人之交游以应之。
一九八三年,朱东润书于上海师友琅琊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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