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

《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1932年本题记
　　中国文学批评史，现时惟有陈钟凡著一种。观其所述，大体略具，然仓卒成书，罅漏时有。略而言之，盖有数端。荀卿有言，远略近详。故刘知几曰：“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者久矣。”又曰：“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今陈氏所论，唐代以前殆十之七，至于宋后不过十三。然文体繁杂，溯自宋元，评论铨释，后来滋盛，概从阔略，挂漏必多。此则繁略不能悉当者一也。又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震于盛名，易为所蔽。杜甫一代诗人，后来仰镜，至于评论时流，摭拾浮誉，责以名实，殊难副称。叶适《读杜诗绝句》曰：“绝疑此老性坦率，无那评文太世情。若比乃翁增上慢，诸贤那得更垂名。”而陈氏所载杜甫之论，累纸不能毕其词。此则简择不能悉当者又一也。又文学批评，论虽万殊，对象则一。对象惟何？文学而已。若割裂诗文，歧别词曲，徒见繁碎，未能尽当。有如吕本中之《童蒙训》，刘熙载之《艺概》，撰述之时，应列何等？况融斋之书，其指有歧，宁能逐节分章，概予罗列。然中土撰论，大都各有条贯，诗话词品，曲律文论，粲然具在，朗若列眉，分别陈述，亦有一节之长。此则分类不尽当而不妨置之者又一也。述兹三者，略当举隅，旨非讥诃，无事殚悉。今兹所撰，概取简要，凡陈氏所已详，或从阙略，义可互见，不待复重。至于成书，请俟他日。
　　
黄世中《李商隐无题诗校注笺评》序
　　两宋以后，论及唐代诗人，经常推重李杜，有时并举韩、白，但是提到李商隐的时候，就出现了大量的分歧。有人认为商隐之诗，语语皆有寄托，精妙入微；有人认为诗中所言，多半为冶游之作：事涉聚讼，语无断限，实在令人望而却步。
　　中国诗导源于《诗三百篇》，《褰裳》之诗是不是有寄托呢？当然不是，但是《左传》昭十六年郑六卿饯韩宣子的时候，子太叔赋《褰裳》，确实是有寄托的。所以韩起说：“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诗三百篇》的传统是“由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指出不理解《诗三百篇》，就不能运用古代的诗句，申明自己的主张。因此后人提出作诗之志和引诗之志的分别。举例说，《褰裳》诗的作者可以指古代男女间的来往，但是在赋诗的当中，不妨作为对外政策的引申。这是春秋中期的情况。
　　唐宋以后，情况完全两样了。作诗者和引诗者是“一身而二任焉”。他引的正是他自己所作的。那末这样的一首诗是作者的意义，还是引诗的意义呢？我们读《诗三百篇》的时候，借助于古人的记载，可以理解引诗的意义，不必同于作诗。但是读到唐宋作家的时候，我们无从作出这样的区别。读商隐诗就遇到这个困难。张采田《李义山诗辨正》固然是深造有得，但是直到今天，苏雪林教授还在宣扬她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
　　是不是可以作出结论，判定诸家论义山诗的是非呢？读书有不同的读法，有人是襞积细微，深造有得，但是也有人略通大义，不为章句之学。究竟是那一种好些？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必要求一致，也实在无从要求一致。即如王茂元的为人，《新唐书·李商隐传》说，“王茂元镇河阳，爱其才，表掌书记，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但是近人考证，王茂元并非李德裕之党，那么商隐即使就婚王氏，也不至于干令狐绹之忌。这就是说商隐之诗不一定和当时的牛李党争有关。论诗如聚讼，论商隐之诗更是如此。
　　倘使我们放宽一些立论，那么不妨说商隐之诗，一部分是有寄托的，一部分是无寄托的。平心之论，未必能得到各方的同意，但是在评论商隐作品的时候，我们祇能作出这样的结论。
　　黄世中先生《李商隐无题诗校注笺评》是一部极有意义的著作。他平心精气，罗列诸家的见地，使读者可以从此备见古今论断，最后作出自己的认识。我深信读者从他这部书中可以得到不少的教益。
　　一九八二年，朱东润序于师友琅琊行馆。
　　
林东海《诗法举隅》序
　　东海同志作《诗法举隅》，既成，问序于予。
　　东海所举的诗法，既详且尽，其实已经不是一隅了，即使我想写一篇序，也实在感到无可补充，因而也就无序可写。
　　虽然，有可言者。
　　古人说：“诗言志。”又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亲，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托兴观群怨之感，尊之则上同于君亲，贱之则同于鸟兽草木，实在有些不伦不类。诗人之志，似乎不应如此。
　　虽然，有说。
　　段玉裁注《说文》云：“《周礼》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识。’盖古文有志无识，小篆方有识字。……今人分志向一字，识记一字，知识一字，古祇有一字一音。”推是以论，诗言志者，诗言识也，诗者志之所之也，识之所之也。事君事亲则有识，鸟兽草木则有识，其尊卑诚有别，其记载则宜无异。荷马之歌，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之篇，乃至拉萨尔王子之传，其与“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固无二义。诗之言志，其义固在于此。
　　言志是第一义，其次是言情。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是一个最详尽的解释，也是诗的进一步的解释。诗至于言情，则宜无可加。尾生抱柱而死，叔先雄自沉而死，乃至《楚辞》作者之投湘而死，庐江小吏之自挂东南枝而死，其情之沉挚痛切，宜可以与天地并而不朽。情之所至即诗之所至，诗而至此，不可与言法，亦不宜于言法。平上去入，阴阳翕合，作者无此一念，即举者亦无可举。东海深于诗者，以为何如？
　　一九八一年一月三日，序于师友琅琊行馆。
　　
徐培均《淮海集校注》序
　　培均治《淮海集》，既成，问序于余。余不学，近益衰耄，不足以知少游，虽然，不可以不为培均言之。
　　北宋之初，荡涤晚唐五代之瑕秽，士益有志向学，景德而后，骎骎盛世之音矣。然北困于契丹，澶渊既盟，时君愤切，亦羞言之，伪为天书，以自欺而欺世。及元昊勃兴，辽人索关南数州，富弼北使，益增岁币以噉辽，然南北俱惫，而西事方急。庆历而后，有识者多言陇右，不可谓不知缓急矣。
　　少游诗词，为北宋一大家，或者讥其词多脂粉，然小词云兴，本为酒饱饭余，歌儿舞女而作，虽从容亦何伤。况乎山抹微云，天粘衰草，感慨身世，幽凄怨断，与后主事相，亦复何异？其诗之回肠荡气，真有得于骚雅，而元好问讥之。少游之时，君虽不武，而国未大乱，好问值南渡之后，武仙崔立，不择人而噬，百姓重足而立，好问亦东依严实，乞命于毡裘之君，假息于崩角之帅，而可以女郎少少游哉！
　　余于少游之书，尤喜读进策三十篇，观其所得，盖导源于东坡，所见甚卓。其论选举与役法者，皆深造而有得，不为世俗之言。边防上下篇，虽贾谊、陆贽，何以尚之！西事既亟，宋人倾全力以事关中，迄无所得。范仲淹世得讥巡边穷塞主，韩琦以功名自期，然任福之败，死亡近万，琦虽以饬无轻进免罪，然听孀妻孤子哀号遍野，不能不荩然伤愧。梅尧臣读《孙子》，踊跃奋发，其成败不可知。独少游持论，大兴屯田，请分诸路之兵，岁各一出，如是三年，敌必大困，此真充国之遗计，破敌之上策。当时诸人，盖无有出其右者。
　　少游已矣，遗编尚在，世必有真能知少游者。培均其为嗃矢乎！
　　一九八五年东润序于师友琅琊行馆。
　　
《乔大壮书画篆刻集》序
　　一九四二年秋，余执教中央大学时，主持中文系者温州伍君叔谠，好以朴智自熹，然豁达能知人，余因得交大壮先生。大壮沉深有识度，不轻语笑，觌面时皆磬折，莫逆于心。及敌既降，中枢返京，次年大学东徙，校事益阨逆。余倦甚，治装欲去，一夕遇大壮，磬折毕，大壮曰：“能过我乎？”余曰：“幸甚。”大壮酌余，对饮既尽，大壮掀髯高谈，余亦应之。自国事校事，至立身治学，无所不及。披豁既尽，惘然若失。余始知大壮，大壮亦始知余也。一九四七年，余移席无锡，大壮东渡台湾。次年，台湾大学许季芾为贼所中，以大壮主系事。大壮移书于余，言不任系务，举余自代。余谢不敏，愿以菲才佐大壮。而大壮以仲夏归，自尽于清流矣。呜呼！国家杌陧，则举其长才大智而弃之，其幸存者又不自珍摄，而毕命于穷山绝壑，则国家又何赖焉？斯则余于大壮之死，俯仰徘佪而不能自已者也。大壮既死之三十四年，其孤抱其遗集曰《波外乐章》，曰书法，曰印蜕，共四卷，问序于余。余既髦，不足以尽大壮之学，叙二人之交游以应之。
　　一九八三年，朱东润书于上海师友琅琊行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