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

(上接7版)江家资金周转不灵、难以运营几近破产时，乾隆还两次拿出帑银共计55万两资助江春。
　　为迎銮接驾，扬州盐商纷纷置办家班，皇帝来了演给皇帝看，平素就供自家娱乐消遣。江春的康山草堂里就蓄养了春台班、德音班花雅两班，还供养了很多曲艺文人。戏曲家蒋士铨《藏园九种曲》中的两种，就是在康山草堂里编成的。韦明铧说：“现在的人很难想象这样的情景：上午写出剧本，下午给家班排练，晚上家宴就请朋友来看戏。”有史料记载，家班光是供家宴演出需要，一年就要花三万两银子。“在乾隆时期，三万两银子可以买三万石优质的白米，或者买1200亩良田。”王世华认为，徽商讲究生活的旨趣、情调，这些都是需要雄厚财力支撑的，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戏曲事业的发展。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就是著名的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四大徽班进京”，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京剧”并不姓“京”，如果往源头上追溯，是寻得到扬州和扬州盐商这里的。
　　
“亦儒亦贾”留下珍贵文化遗产
　　康乾年间，徽商由于地缘、文化上的优势，无论从财力规模还是绝对数量上来看，都已成为扬州盐商的主体。“亦儒亦贾”是徽商的传统，一些盐商深知创业的艰难困苦，勤俭持家有道，同时还带头提倡风雅，文人辈出。
　　明清时期的徽州“穷山恶水”，于是就有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俗语，意指男孩子到了十三四岁，就要奔走他方做学徒。
　　安徽歙县棠樾人鲍志道（字诚一）11岁时外出，因为家里太穷，出门时身无分文，母亲便将他幼时虎头帽上缝着的一枚“康熙通宝”拆下来，让其带上路。鲍志道去过鄱阳、金华、扬州、湖北，一路奔波，跋山涉水，最终在扬州立足经营盐业，并以“资重引多”担任总商二十年。王振忠介绍，在当时扬州盐商“七八千万两资本”中，鲍氏就有“三千万两白银”。可这样的榜上首富，生活却非常节俭。《扬州画舫录》中记载：“自诚一来扬，以俭相戒。”鲍家每餐饭都很简单，夫妻俩相对而坐，不像有的盐商家，还要佣人抬着饭桌到跟前。鲍志道受礼学影响较深，提倡高雅的文化，长子鲍漱芳从小也受良好的家风熏陶，热衷行善，捐款救灾。现在安徽歙县棠樾牌坊群中的一座“乐善好施”牌坊，就是嘉庆皇帝为表彰鲍氏父子而立。鲍漱芳素爱古籍收藏，搜罗来很多古人的法帖，汇编成《安素轩法帖》，他寻思着怎么把纸质法帖永久保存下来，便请著名篆刻家党锡龄钩摹镌刻，共花了三十年时间才完成，光运石头就用了大量的财力、人力。解放后，鲍氏后人、著名画家鲍娄先将一百七八十方石刻献给了国家。“鲍家用刻碑的方式留存下珍贵史料，不仅是对文化的热爱，更是对文化的尊重。”韦明铧说。
　　扬州城里的东关街是明清时期盐商的聚居地，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又称街南书屋）就坐落于此，虽然现已改造成了洋气、时髦的会所，但古朴、幽静、清冷中依然透着浓浓的诗书气息。《扬州画舫录》说：“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为最盛。”王世华认为，盐商中不乏附庸风雅之辈，但“扬州二马”投身文化事业是天性使然，兄弟俩自幼喜好诗文，分别著有《沙河逸老小稿》《南斋集》等诗集。“二马”“有未见书，必重价购之”，“以故丛书楼所藏书画碑版，甲于江北”（阮元《淮海英灵集》）。与很多藏书家吝借的态度相比，马氏兄弟大方太多了，丛书楼下设有居室，文人雅士不仅可以借阅或得赠书，甚至可以长期住在马家搞学问。全祖望的《困学纪闻三笺》，厉鹗的《辽史拾遗》《宋诗纪事》等都完成于马家。不仅购书、藏书，“二马”还把不同版本的校勘视为非常重要的事。王世华为我们还原出一幅当时的画面：“丛书楼上灯火通明，兄弟俩相对而坐，笔墨在旁，发现有出入就高兴得不得了，喝酒庆祝一下又埋头继续。行人看了都笑他们迂腐。”仰仗雄厚的家财和丰富的藏书，加之兄弟俩乐于传播学术文化，“扬州二马”刊刻了不少图书，时称“马版”。谢国桢就曾在《明清史谈丛》中对“马版”赞誉有加：“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仿宋雕刻的《韩柳年谱》，是一部雕刻精美的书籍。”马氏经营盐业的历史鲜有人乐道，藏书家的美名却闻名于世。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朝廷向天下广征图书，马氏一家就贡献出了700多种自藏孤本。
　　可以说，当时两淮地区的文人，很少和扬州盐商没有关系。商人借此弥补了社会名声，而广大诗文书画家也因获认可、资助而得以发展。韦明铧指出，“扬州八怪”就是一个和盐商依存度甚高的群体。清初，“四王”画派秉持“艺术趣味愈阳春白雪愈雅，愈接近一般下层民众愈俗”的观念（郑板桥《板桥偶记》），师法古人技艺，以正统地位雄踞于画坛，追求“我手写我眼”的“扬州八怪”自然就被当作“野狐禅”、“旁门左道”而受排挤。然而，“八怪”作品贴近生活、雅俗共赏，很容易就在传统观念相对薄弱、有着商品社会审美的盐商中流行开来。盐商们或为装点园林寓所，或为收藏存世，购买字画都是大手笔，还慷慨提供吃住，让书画家们生活无忧、潜心创作。郑板桥初到扬州时贫困落魄，马曰琯替他还清了旧债、修葺了房屋，两人后来结成忘年交。盐商经常在自家园林举办书画集会，邀请“八怪”交流切磋，甚至赞助其刊印著作，汪士慎的《巢林集》、金农的《画竹题记》就分别由马氏兄弟、江春刊印行世。其实，“八怪”不止八人，也全非扬州籍，得益于盐商的经济实力和癖好趣味，他们才得以自成一家。
　　“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固不能谓其于兹学之发达无助力。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扬州盐商、尤其是徽商群体对发扬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媲美于当时意大利豪商对文艺复兴的作用。
　　
浮华俱往，风流历史不只空有回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除了巨大花销、捐输报效，盐商家财产所剩无几外，道光中叶的盐政改革对扬州盐商来说是一致命打击。时任两江总督陶澍将两淮地区的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只要纳税，人人可以领盐贩运。盐商的世袭特权被取消，曾经金窝银窝都不如的“根窝”，瞬间成废纸一张，“一时富商大贾顿时变为贫人，而倚盐务为衣食者亦皆失业无归”（金安清《水窗春呓·改盐法》）。再加上后来太平天国战争的消耗，扬州盐商多数破产，城市日渐萧条。“作事轩昂，向曰‘扬气’，以江南盐商扬州为多，其作事尽事奢华也。今则竟曰‘洋气’。”（曹晟《夷患备尝记》）王振忠说：“从‘扬气’到‘洋气’的变化，深刻反映了一个城市地位的变迁。”
　　当然，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扬州人，韦明铧更多体会到的是盐商们为了消费、享乐打造出的一张张名片，对扬州这座城市、对扬州人的影响。
　　扬州盐商养活了一大批闲人，为了打发无聊时光，他们泡茶楼、下馆子、进澡堂，带动了民间技艺的发展。“扬州三把刀”——切菜刀、修脚刀、理发刀就是扬州服务行业的指代，这些“长物”至今都在扬州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盐商们斥巨资打造园林，才有“扬州以园亭胜”的美誉。韦明铧介绍：“城内大多数园林都跟盐商有关系。瘦西湖就是十几家盐商沿河造的别墅连接而成，当时都没有围墙，可供百姓参观。”还有扬州古典园林“个园”，其主人黄至筠就是扬州盐商八大总商之一。园内用不同石料堆叠成“春、夏、秋、冬”四景，将叠石造山的技艺发挥到顶峰，成为中国园林的孤例。
　　为了饱盐商们的口腹之欲，扬州的厨子竭尽精致之能事，光大了淮扬菜系。曹聚仁《食在扬州》中写到：“扬州的吃，就是给盐商培养起来的。扬州盐商几乎每一家都有头等好厨子，都有一样著名的拿手好菜或点心。盐商请客，到各家借厨子，每一厨子，做一个菜，凑成一整桌。”扬州干丝、灌汤包、扬州炒饭……指不定就是当年哪个盐商家的厨子，为讨主人欢喜潜心钻研出来的。
　　在不见烟柳琼花、有着鼓粘人湿冷的冬日里，扬州人依然过得温润、合意：定定当当地吃个早茶、舒舒坦坦地做个足浴……难怪韦明铧频频感慨：“扬州城的节奏，扬州人的生活态度，都好像定格在了那个繁华盛世里面，从没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