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

本报记者 单颖文
　　陈列馆有三大特点：一是“传统的精品博物馆强调对象美学的价值，我们更重视典藏文物所属的历史脉络或考古情境”；二是作为研究型博物馆，“馆内展品都是真品”；三是收藏文物以考古发掘为主，“所有展品都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采集、挖掘或产生的”。
　　
　　“要论一级‘国宝’数量，我们史语所收藏的比台北故宫要多，他们还常问我们借展。”在一次高朋满座的饭局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黄进兴向在座的大陆学者介绍道，台北故宫博物院有16件“国宝”，史语所历史文物陈列馆的“国宝”达27件。
　　话音未落，惊叹声四起。史语所所在的南港区位于台湾台北市东南侧，是台北市人口最少的行政区。陈列馆展厅总面积为800坪（约合2640平方米），不及台北故宫展馆面积的三分之一，藏宝量却如此惊人。
　　那么，“中研院”史语所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为什么要设立历史文物陈列馆？这个陈列馆与其他博物馆在功能上有什么不同？它有着怎样的陈列特色？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前往史语所一探究竟。
　　
呈现脉络回归“博物”本质
　　史语所建筑群位于“中研院”西侧，毗邻胡适故居。来到标有“历史文物陈列馆”的红砖大楼前，“国宝”云集之所便近在眼前。推门入内来到大堂，却不见通常博物馆中展厅门洞大开或半开放式入口的场景。即使是在公众开放日，也只有零星几名游客从展厅一侧与玻璃幕墙融为一体的小门中走出，而无人由此入内。
　　“我们的展厅共有两层，观展请从二楼开始。”历史文物陈列馆馆员吴秀玲指着大堂中的一段楼梯引导道，展厅常年展出约4000多件文物，还不定期举行各类特展。
　　顺阶而上时，吴秀玲简单介绍了二楼展区的情况。这个名为“历史空间”的展区，依照史料类型区分，包括居延汉简、珍藏图书、内阁大库档案、中国西南民族、丰碑拓片、台湾考古6大主题展厅及特展区。每个展厅都由介绍文物入藏的经过及其学术价值开始，有趣的是，这些独立的展厅都由强化玻璃制成的廊桥彼此连接。
　　“这是本馆设计师李伟珉特别设置的，他的理念是将一、二层连通为一体。”吴秀玲说。比如，参观完第一展厅中的“居延汉简”后，走过玻璃桥即可俯瞰一楼玻璃地板下压放的“东周文化”山标镇等比放大的墓坑照片，以及商王大墓中出土的各类青铜器，好似深入地底空间，给人身临考古现场之感。
　　从二楼拾级而下来到一楼的“考古空间”。这个展区一改多数博物馆以立柱区隔空间的形式，换之以一道道玻璃墙构成虚拟的历史断代，以时间为轴串连起包括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殷商、西周、东周这些相延续的上古文明。更妙的是，脚下考古照片中文物出土前的样子，与玻璃展柜中的文物相映成趣，连结起了时空。
　　一楼中最大的展厅，是史语所内出土文物占库藏量70%的“殷墟遗址”。难能可贵的是，在“寸土寸金”的陈列馆，这里商王大墓陈列的最大特点，是将整个墓葬按照当时“亚”字形墓室形状布局，保留墓葬中物品的位置。吴秀玲说，即使部分展品缺失或不适宜展示，也会选择放置照片，而不是代之以其他墓葬物品的陈列，“以凸显考古出土物的脉络与特色”。
　　在一楼被称为“小百科区”的展示区域，陈列了石、骨、绿松石、陶、玉、青铜、木器遗痕等几件上古时期有代表性的器物。其中，一套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164号车马坑出土的马羁饰组颇为引人注目（见封面）。
　　“这一组17件的马羁饰被列为‘国宝’。”吴秀玲说，单看这17件或扇贝或玉石雕琢的制品，也许看不出什么名堂，对象也不算名贵，但经过史语所研究员的智力转换——根据考古现场的遗迹比对拼复，价值就大大提升了。在马羁饰组展柜，不仅贴有考古发掘时配戴该饰物的马头骨照片，还在拼复的马羁饰旁勾画出马匹佩戴这组饰物的复原图，并标有17件器物的名称。
　　“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陈光祖说：“作为以研究人员为支撑的博物馆，我们不同于普通博物馆的一点，就是关注每件器物与其他器物之间的脉络关系，并将它呈现出来。”
　　史语所原所长杜正胜曾在2002年6月陈列馆整修开馆前说过，新馆根据史语所从1929年至1947年在大陆发掘的文物来布置，呈现考古情境，“不是摆美，也不是选精品给人家看，而是体现一种知识追求与探索的态度。”
　　在他看来，这样的态度传承可以追溯到1928年史语所建立之初——史语所第一任所长傅斯年就曾考虑要在这样的学术单位设立博物馆，而且是natural history museum（自然历史博物馆），与收藏展示古董的博物馆截然异趣。其实，原本“博物”一词就是泛指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学等各门学科知识的总和，“博物馆”是指集合各种学问的地方，而不是现在人们通常认知的“artmuseum（艺术博物馆）”，也就是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皇室贵冑交流、观赏所谓“艺术精品”的“珍物陈列室”。他感到，从博物馆学角度来说，博物馆不只是为了展示令人赏心悦目的文物，更重要的是推广知识、供学者研究，“这也是本馆规划、设计的初衷”。
　　“传统的精品博物馆强调对象美学的价值，我们更重视典藏文物所属的历史脉络或考古情境。”史语所研究员、历史文物陈列馆主任李宗焜说，1948年冬天，史语所人员、图书、标本、文物等分批渡海到台湾，直至1986年历史文物陈列馆大楼启用，博物馆始有雏形，并逐步开放申请参观。1997年整修闭馆前，史语所研究人员就多次赴海外考察，借鉴多方经验，最终确定了如今呈现脉络关系的布局规划。现在，人们不仅能见到完整的器物，还可以看到残片。除了展品本身，一些展柜上贴有器物底部、内部等视角的描摹、拓印图片，以及文物出土时的照片，帮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文物信息。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缪哲认为，不同博物馆承载的使命不同，对史语所这样的研究机构而言，“馆内藏品精美与否不是最重要，能否传达历史信息才是第一位的。”
　　比如，在“殷墟遗址”展厅，有一排青铜矛头的展示区域，其中有些矛头中填塞了白色物体。“这是无酸泡棉。”吴秀玲解释，由于矛身多为木杆，历经千年早已腐朽，唯有极个别矛头中留有木杆痕迹，研究人员就撒上了防腐剂保留这些木屑，“对我们来说，这些古木也很珍贵”。
　　再如，有些其他博物馆不可能展出，甚至不会收藏的展品，在历史文物陈列馆也占一席之地。在“居延汉简”区就展出了一则名为“《父母恩重赞》抄本”的展品，抄本上的书法不算精美，而且这部佛经写卷第一句中的“如是我闻”还被误写成了“如是闻我”。它最终得以展示，正是因为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当时戍边战士或庶民文化水平的真实反映。
　　在陈列馆二楼的“珍藏图书”展区，除了有很多罕见的秘籍或海内外孤本，及名家书信等珍贵文献，一些俗文学也登上了这处大雅之堂。比如一本名为《升官图》的书，记述的内容其实与升官之道无关，写的全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的精彩演出。“内文描述直接大胆，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页可以陈列给观众看的。”吴秀玲说，作品中书法精良，一些关键词配以满文“马赛克”，显然是供清室子弟阅读的。
　　同样在这一展区，观众还能看到清乾隆朝的文化运动——纂修《四库全书》时进呈的书籍底簿、采用书籍底本、四库全书底本等。重要的是，通过陈列内页展示的从图书征集到纂修时校、改、抄、删的概况，人们便可了解这一中国文献编纂史上最显赫丰碑的铸造经过。
　　黄进兴认为，历史文物陈列馆作为专业研究型文物馆，“布局、陈列体现的是准确、深度与学术架构，展现的是考古成果的条理性与系统性”。
　　
“全真派”月供200万
　　在“殷墟遗址”展区，陈光祖在两只石鸟的展柜前蹲下、站起了数次，又从各个角度观察了这组器物后，对李宗焜说：“现在灯光还是有点亮，最好再调暗些。”尽管在普通人看来，馆内的光照已经很暗，暗到用相机捕捉一张器物的照片都常常失焦。
　　“调暗灯光是为了保障文物。在非公众开放日，馆内所有灯光都是关闭的。”吴秀玲说，陈列馆对灯光的要求很高，目前采用的是光纤而非电灯，以避免紫外线给文物带来伤害。
　　“这主要是因为馆内展品都是真品。”黄进兴说，作为研究型博物馆，即使特殊情况需要展出复制品，在陈列时也会特别标注。事实上，除了几件青铜器，馆藏极少有复制品。
　　没有复制品，又要供研究与展出之用，这就迫使史语所研究人员对待每一件展品的保护都格外用心。吴秀玲介绍，现在研究人员做考古研究前，至少要戴口罩、手套，用无酸纸包裹文物等。
　　“对所有文物，我们都给出至少为期半年的‘休眠’时间。”陈光祖介绍，陈列馆中的展品一般半年更换一次，二楼的纸本展品在展出三四个月后就要“轮休”。由于换展品时不对外公告，有些为了某件展品慕名而来的游客，可能会遭遇“一直在扑空”。更遗憾的是，有些展品如果对外界环境非常敏感，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长居库房。比如，馆内的一件“国宝”——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牛头骨刻字因为很脆弱，不适宜展出，如今只能“家里蹲”，仅供研究人员进库房拉抽屉看实物，“也许以后也不会再展出了”。所以，现阶段的典藏工作重点，除了积极将所藏中原考古文物重新整理外，更投入精力将文物影像、数据数字化，让观众有机会上网一睹芳容。
　　陈光祖说，在研究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对文物的伤害，当然有些是可修复的。比如，被称为“铜器癌症”的氯化铜现象，研究人员正以铜碎片为样本，尝试去除附着于其上的氯离子，探求降低氯化物被腐蚀的解决途径。他坦言，尽管1994年史语所就成立了文物维护实验室，但目前仍很缺乏“介入式修复”的专业人员，“这几年史语所一直很重视培养自己独立的文物修复队”。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陈列馆大楼和上世纪80年代的相比，至少有85%以上都是新的。”杜正胜表示，老的陈列室温湿度控制不佳，而且监控死角很多，为了给文物提供更好的保存环境，早在1995年他担任所长时就开始筹谋陈列室的修复。
　　历史文物陈列馆馆员林明信介绍，目前在二楼的展品多是统一控温控湿，一楼的器物比较敏感，大环境湿度设置在51%至55%之间，但一些要求特别的器物还被匹配了合适的小环境。比如，考虑到湿度过高会产生氯化物腐蚀青铜器，这一专室的湿度就控制在30%至40%之间。再如，湿度超过60%可能会导致有机物上滋生霉菌，因此甲骨专室的湿度必须在55%。相对而言，石器、陶器没有那么敏感，湿度控制在50%至60%之间即可。每个展厅都有监控设备，研究人员可以随时关注环境的变化。如果发生紧急情况，系统还会自动向监管人员发送短信息、email等报警。另外，陈列馆内的温度常年控制在20℃至24℃之间。
　　“现在，我们每个月仅仅是电费就要花费200万元新台币（约合40万元人民币）啊！”黄进兴说。
　　
来自碧落与黄泉
　　翻看史语所早年工作人员的老照片，发现这些20世纪的知识分子都是一身短打穿马靴，而不是刻板印象中长袍马褂的知识分子形象。杜正胜认为，这就是史语所“无征不信，实证求真”的精神源泉，所内前辈结合金石学和考据学的精华，加上西方考古科学的方法，创造出适合研究中国本土文化的“新史学”方法。按照史语所创始人傅斯年的说法，就是改变“读书就是学问”的传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作为史学研究的首要工作，强调使用“直接史料”来建构历史。
　　陈光祖说，这样的精神落实在馆藏上，就是史语所的收藏文物以考古发掘为主，“所有展品都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采集、挖掘或产生的”。在每件展品旁，都配有史语所相关领域研究人员撰写的简单说明，诠释文物的历史脉络与文化意涵。而在导览过程中，除了向公众介绍器物的收藏由来，更要解读出文物本身所包含的历史信息。
　　物质史料的出现，可能会改变对一种文明的看法。比如，黄进兴认为“殷墟遗址”中商王大墓的发掘，证明了商朝是确实存在的，这是对疑古思潮的回应，“将中国的历史推前了一千多年，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由于现存文字很少，而且依靠目前的科学定年误差也在50年至100年上下，截至目前商朝的墓中只有现存大陆的妇好墓能对上号，其他都“很难定位到某一任这么精确”，但根据填埋的位置推测，研究人员认为梁思永带队发掘的1001号商王大墓很可能是武丁墓。
　　透过物质史料，还可以分析出古人的经历与思想。比如，“龙山文化”展区中有个展柜陈列了大量新石器时代与商朝政权更替时的箭镞，这些器物本身看起来没有太大不同。陈光祖认为，这就说明即使社会顶层发生了重大变革，普通百姓的生活器具也不一定发生多大变化。而展区中陈列的石雕玉象，说明华北曾有象这个物种存在，研究人员推测，可能是11世纪发生的气候变化导致了当地象群的灭绝。再如，“殷墟遗址”中10个一捆的青铜矛头，体现了古人的数字观念。而马羁饰组中玉马衔两侧均为尖利的三角锥，在实际生活中会扎伤马嘴，研究人员据此推测这可能是明器。还有祭祀坑中10个一排的人头骨，从头骨上不止一处的刀痕来看，这些人生前似乎遭到了侧面袭击，可能是对俘虏、奴隶的扑杀。结合现有的文献记录当时“服羌”多少人，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是羌人的头骨，而且是在回填墓坑过程中祭祀用的。
　　“传承工作要有观众关注，有人来就有希望。”李宗焜说，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可以进研究院，更不知道有这处博物馆。如今，每周三、周六是公众开放日，但客流量并不多。公众对陈列馆的获知渠道，多是靠馆内举办特展时刊发的文化新闻报道，或是口耳相传，还有由高校、中小学组织的学生观众。傅斯年在创所初期曾提出，研究工作与博物馆并存，研究人员在勤于学术研究之余，也应兼顾普及教育和文化提升的责任，以引发人们对于学术的了解与兴趣，促进科学和文化的进步。“当然，我们也不想搞得车水马龙，否则研究就会受影响，原则上每次参观不希望超过200人。”
　　黄进兴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知识不再是典藏在象牙塔里的精品，必须走入公众领域。令他深有感触的是，英国人看大英博物馆很有感情，他希望史语所能建起历史与现代的桥梁，让公众不再有“文物是文物，我是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