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性，今年47岁。2008年因冠状动脉CT检查有血管狭窄，收入院冠状动脉造影，前降支狭窄80%，植入一个支架。2013年感觉胸部不适，与运动无关，又在北京XX医院做冠状动脉造影，医生说又有两处血管狭窄80%，又放了两个支架。术后大半年，症状不但不缓解，而且越来越重，又到北京XX医院复查造影，医生说支架与血管都没事。但此后三年，患者的症状一直挥之不去，日益加重。症状特点用河南方言讲是“利心”，即如同吃大蒜多了，烧心的感觉，用一片硝酸甘油症状可缓解，后来试着半片，再后来用1/4片也有效，更坚信心脏还是有问题。症状均发生在静息状态。剧烈运动如踢足球，觉得特别舒服，只是不敢运动，怕意外。
2016年到阜外医院看病，医生说不是心脏问题，应查查胃，做了胃镜，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上述症状不但越来越重，而且发作也越来越频繁，原来一周一次，之后两三天就犯一次，只要喝酒或熬夜，次日准犯。
2017年又回北京XX医院复诊，医院又让做了一次冠状动脉造影。患者的描述如下：“从我的手腕处穿了多次，进不去，又从大腿根穿，才穿了进去。”实际是，手腕处桡动脉多次穿刺造影，已闭塞了，改用从股动脉穿刺才成功。手术过程中医生说：“你看看，你的支架都很好，血管痉挛了，这是你心脏烧心的原因。”主诊医生给开了治疗血管痉挛的药。吃了大半年，一点效果也没有！此后，症状频繁发作，犯病时特别难受，开始出现濒死感。一次外出旅游时发病，觉得活不过去了。回来后，“心脏像泄了气一样”，整天浑身无力，也不敢运动。
患者的邻居，小时的同学曾带父母找我看过病，对双心医学有深切体会，建议患者来北京看双心门诊。
在与患者仔细沟通中，得知患者的祖父56岁死于心肌梗死，父亲47岁死于心肌梗死。家族史是患者心中的巨大阴影，一直担心自己的心脏出问题，这才开始了2012年开始查心脏CT的就医过程。患者工作压力很大，容易着急，对工作追求完美。血压、血糖正常，不吸烟，喝酒，热爱运动。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3.25mmol/L。
12年的就医经历使患者情绪越来越低落，精神紧张。5次造影，两次支架，胃镜也做了，为啥病不见好，症状还越来越重？看不到希望。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我问患者，您对两次做支架没有消除症状有疑惑吗？患者说：没有啊！我在网上看过流传特别广的那位据说在安贞有两个专用手术室，也在和睦家医院任过心外科主任，在国外名牌大学有任职的XX说的，狭窄过了75%一定手术的演讲印象深刻，我的血管狭窄程度是80%啊，比他说的还重5%。
疫情期间，工作压力轻了，在家做瑜伽，运动包括剧烈运动都感到很愉悦，但还是害怕，运动前一定先含硝酸甘油。
这位患者有明显的抑郁，同时又有焦虑和焦虑的急性发作——惊恐，最典型的是旅游那次，突然发作的濒死感、活不下去的感觉。
患者有两代人心肌梗死早发的家族史，对自己命运自然会很担忧，心里没底。加上工作压力大，和自己的追求完美，容易着急上火的性格。12年治疗，钱没少花，罪没少受，症状越来越重，越来越频发。这些综合因素导致患者郁闷和焦虑不安。而目前医患双方很少理解，焦虑和抑郁不仅仅表现于心情和情绪，同时会使身体不适，尤其胸部与腹部的不适，即躯体化表现。
人的心与身是互动的。情绪的低落、焦躁与胸腹部的不适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很少这类患者会去精神心理科就医，几乎全去心内科或消化科看躯体的不适。而心内科消化科医生在当下医疗体制下，问诊三句半，听风就是雨，有胸痛—做CT—CT有问题—造影——造影有问题，狭窄超过70%，“著名”外科专家XX改为75%，就支架。—不认真问诊，一问症状，二问心情，三问工作生活经历与事件，四问性格。一上午50个号，哪儿有时间问啊？！放完支架就“放羊、散养”。不随访。症状不缓解，回来再造（影），反复造，没问题，那就是血管痉挛。抗痉挛无效，无解了。
对这位第一次有冠状动脉临界病变的患者，除了详细问诊，应做运动（踏车或平板）心电图，看有无心脏缺血。患者12年就诊查到今年才有医生给做了运动心电图，无任何缺血。
35岁～47岁对人生是多么宝贵的一段时光啊！可这位患者却在荒唐的医疗流程普遍存在的定势中忍受误诊误治带来的巨大身心创伤。浪费了这么巨大的医疗卫生资源！
这12年就诊的医院可不是县医院、地市医院，更不是社区乡镇医院，而是北京规模最大，专家如林，床位数、门诊量、手术量、经济效益全国屈指可数的顶级医疗机构。
我们不需要认真反思吗？个别医生、个别医院出了问题，不难解决。如果我们的针对各种症状的诊治流程发生了失误，并成为影响各级医疗机构的定势，这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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