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倡导当生之乐,摒弃虚伪功名。
一、贵己乐生
贵己,杨朱认为,己身最宝贵的,是生命。“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 生难遇,死易及,短促一生,应万分珍重。贵己,以存我为贵。“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让我无私奉献,不做;请我侵害他人,不为。使人人贵己,各得其所。
乐生,摆脱束缚,但要知止。因“生之暂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从性而游”,不妄此生。其享受的是,“丰屋美服,厚味姣色”,衣食住行好,妻子也好,就可以了。不可奢求,“有此四者,何求于外?”
有生之年,如何养生?借管仲之语说:“养生之道,关键是随心所欲,对身心欲望,不要阻碍,不要遏制。”“放任耳朵所想听的,放任眼睛所想看的,放任鼻子所想闻的,放任嘴巴所想说的,放任身体所想处的,放任意愿所想干的。”不可扼杀人的天生本性。
追求今生的快乐吧,无需考虑死后的事情。
二、死最公平
而世界上的事,死才最为公平。杨朱曰:“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
又曰:“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而事实则是:“舜耕于河阳,陶于雷泽,四体不得暂安,口腹不得美厚”。虽然受禅于尧,但年已长,智已衰,儿子又不才,只得禅位于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是“穷毒者也”。
禹,父被舜杀,继承父业,服侍仇人,一心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累成半身不遂。待受禅于舜,又心事重重,直到老死。是“忧苦者也”。
周公,成王幼弱,摄天子之政。召公怀疑他,名摄政,实篡政,心怀不满,四处散播流言。周公只得,避居洛阳三年。后诛杀叛乱的哥哥,放逐谋反的弟弟,才得以保全自身。忧愁惶恐,直到老死。是“危惧者也”。
孔子,精通治国道理,接受君主聘用,却在宋国遭到,砍倒大树的暗算,只得仓皇出境;在卫国受别人造谣中伤,只能销声匿迹;在商周地方被囚禁,在陈、蔡之间被围困,受季氏的贬低,遭阳虎的侮辱,悲悲戚戚地活着,直到老死。是“遑遽者也”。
夏桀,凭借祖宗基业,高居尊贵帝位;智谋足以对付群臣,威力足以震慑海内;尽量满足耳目的欢娱,为所欲为,舒适快活地活着,直到死亡。是“逸荡者”也。
殷纣,凭借祖宗基业,高居面南之尊;威令没有人敢不执行,意志没有人敢不顺从;放情欢乐,通宵纵欲;不用礼义约束自己,舒适安乐地活着,直到死亡。是“放纵者也”。
前四位圣人,虽人人赞颂,却辛苦一生。后两位恶者,虽人人痛恨,却欢乐地活一辈子。最后,大家同样归于死亡。所谓名声,本来就不是真实固有。至于赞誉,惩罚,死后却不知晓。
三、全性保真
杨朱认为,全性,就是顺应自然之性。否定“君臣纲常、礼义教条”,让君臣之道止息,批评礼义是伪名,是追逐个人名利的遮羞布。主张人应按照自然的天性,去生活,去处理人际关系。
保真,就是保持自然所赋予,我身之真性,自纵一时,勿失当年之乐;纵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纵心而游,不逆万物所好;不要考虑一时之毁誉,不要贪求死后之殊荣;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财。这样就可以,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刑。顺应自然之天性,主宰自己之命运。
杨朱认为,人既已活着,就听之任之,尽量满足自己的欲望,以等待死亡。将要死亡,要顺其自然,什么时候死,由他去,直至命终。没有什么不可放弃的,没有什么不可放任的,为什么还要为生命的长短而担心呢?
人,应顺应自然,不应逃避自然,不应为名所累。
四、摒弃虚名
杨朱认为,“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就是说,务实的没有名,求名的没有实;所谓名声,都是虚假的。
从前,尧、舜假装,把君位让给许由、善卷,因而不失天下,得以长久,享受天子之位。伯夷、叔齐,真的让出孤竹君位,因而亡国,饿死在首阳山。正是:真实者有失,虚假者得利。
自伏羲以来,已三十多万年,其间的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归于湮灭。顾惜一时毁誉,使心神焦虑,肉体受苦,以追求死后名声,这样活着,又有什么快乐呢?应弃造作虚伪,不为功名所误,不为利禄所累,乐生逸身,任性纵情。
老子曰:“名者实之宾。” 鬻子曰:“去名者无忧。”不可“守名而累实”,应摆脱人世间,名利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自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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