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倡导当生之乐，摒弃虚伪功名。
一、贵己乐生
贵己，杨朱认为，己身最宝贵的，是生命。“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 生难遇，死易及，短促一生，应万分珍重。贵己，以存我为贵。“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让我无私奉献，不做；请我侵害他人，不为。使人人贵己，各得其所。
乐生，摆脱束缚，但要知止。因“生之暂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从性而游”，不妄此生。其享受的是，“丰屋美服，厚味姣色”，衣食住行好，妻子也好，就可以了。不可奢求，“有此四者，何求于外？”
有生之年，如何养生？借管仲之语说：“养生之道，关键是随心所欲，对身心欲望，不要阻碍，不要遏制。”“放任耳朵所想听的，放任眼睛所想看的，放任鼻子所想闻的，放任嘴巴所想说的，放任身体所想处的，放任意愿所想干的。”不可扼杀人的天生本性。
追求今生的快乐吧，无需考虑死后的事情。
二、死最公平
而世界上的事，死才最为公平。杨朱曰：“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
又曰：“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而事实则是：“舜耕于河阳，陶于雷泽，四体不得暂安，口腹不得美厚”。虽然受禅于尧，但年已长，智已衰，儿子又不才，只得禅位于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是“穷毒者也”。
禹，父被舜杀，继承父业，服侍仇人，一心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累成半身不遂。待受禅于舜，又心事重重，直到老死。是“忧苦者也”。
周公，成王幼弱，摄天子之政。召公怀疑他，名摄政，实篡政，心怀不满，四处散播流言。周公只得，避居洛阳三年。后诛杀叛乱的哥哥，放逐谋反的弟弟，才得以保全自身。忧愁惶恐，直到老死。是“危惧者也”。
孔子，精通治国道理，接受君主聘用，却在宋国遭到，砍倒大树的暗算，只得仓皇出境；在卫国受别人造谣中伤，只能销声匿迹；在商周地方被囚禁，在陈、蔡之间被围困，受季氏的贬低，遭阳虎的侮辱，悲悲戚戚地活着，直到老死。是“遑遽者也”。
夏桀，凭借祖宗基业，高居尊贵帝位；智谋足以对付群臣，威力足以震慑海内；尽量满足耳目的欢娱，为所欲为，舒适快活地活着，直到死亡。是“逸荡者”也。
殷纣，凭借祖宗基业，高居面南之尊；威令没有人敢不执行，意志没有人敢不顺从；放情欢乐，通宵纵欲；不用礼义约束自己，舒适安乐地活着，直到死亡。是“放纵者也”。
前四位圣人，虽人人赞颂，却辛苦一生。后两位恶者，虽人人痛恨，却欢乐地活一辈子。最后，大家同样归于死亡。所谓名声，本来就不是真实固有。至于赞誉，惩罚，死后却不知晓。
三、全性保真
杨朱认为，全性，就是顺应自然之性。否定“君臣纲常、礼义教条”，让君臣之道止息，批评礼义是伪名，是追逐个人名利的遮羞布。主张人应按照自然的天性，去生活，去处理人际关系。
保真，就是保持自然所赋予，我身之真性，自纵一时，勿失当年之乐；纵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纵心而游，不逆万物所好；不要考虑一时之毁誉，不要贪求死后之殊荣；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财。这样就可以，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刑。顺应自然之天性，主宰自己之命运。
杨朱认为，人既已活着，就听之任之，尽量满足自己的欲望，以等待死亡。将要死亡，要顺其自然，什么时候死，由他去，直至命终。没有什么不可放弃的，没有什么不可放任的，为什么还要为生命的长短而担心呢？
人，应顺应自然，不应逃避自然，不应为名所累。
四、摒弃虚名
杨朱认为，“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就是说，务实的没有名，求名的没有实；所谓名声，都是虚假的。
从前，尧、舜假装，把君位让给许由、善卷，因而不失天下，得以长久，享受天子之位。伯夷、叔齐，真的让出孤竹君位，因而亡国，饿死在首阳山。正是：真实者有失，虚假者得利。
自伏羲以来，已三十多万年，其间的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归于湮灭。顾惜一时毁誉，使心神焦虑，肉体受苦，以追求死后名声，这样活着，又有什么快乐呢？应弃造作虚伪，不为功名所误，不为利禄所累，乐生逸身，任性纵情。
老子曰：“名者实之宾。” 鬻子曰：“去名者无忧。”不可“守名而累实”，应摆脱人世间，名利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自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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