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6日，刚刚当选为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的陈赞贤，突然遭到逮捕很快被杀害。他作为我党早期优秀的革命家，之前将赣州工农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没想到却让他首先进入反动当局的黑名单，成为为革命英勇牺牲的工人领袖。
而陈赞贤的牺牲就是反革命政变的前奏。一个月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发动“反共”浪潮，无数党员和革命干部被捕遇害，即使有幸免于难的人，也有不少被吓破了胆，纷纷脱离党组织，甚至为保命投靠了敌人。
从另一个角度看，敌人的这次血腥压迫，也是对我党一次残酷的检验。经过这次洗礼之后，还能继续坚持革命，甚至在危难关头依然加入我党的同志，都是对党忠诚无比的，他们是最勇敢的革命战士。今天的主人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人就是郑位三。
走上革命路途
1902年，郑位三生于湖北黄安一个地主家庭，虽然家道中落，生活境况大不如从前，但还是有能力供他读书。他在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时候，正值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他跟随那些心怀爱国抱负的热血青年们，走上街头，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还有幸结识了一众进步人士。
后来他就是在恽代英等人创办的“利群书社”，阅读了大量共产主义书籍，开始决心投身革命运动的。1925年他在好友戴克敏的介绍下，正式加入我党，开始了一生的革命生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湖北红色革命起源地黄安，成为反动势力重点“清剿”对象，甚至那些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也组成返乡团，对革命群众进行清算。当时郑位三也被列入黄安通缉名单上，位列第一名的就是他的老乡董必武先生。
白色恐怖的强压下，革命队伍中一些不安定分子选择投敌叛变，或者自动脱党，黄安县委的工作几乎陷入瘫痪。此时郑位三主动站出来，担任代理县委书记一职，与吴焕先、戴克敏等几位党员，起义坚守战斗岗位，继续领导黄安各地的革命斗争。
鄂豫皖苏区的大功臣
县委工作一恢复，郑位三还专门去了趟汉口，从省委那里听取“八·七”会议的精神指示。回来后致力于农民武装、工人纠察队的筹建工作，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革命烈火终于重新燃烧起来。
不久之后，他领导了“九月暴动”，期间有上万名起义农民参加，对当地的反动势力予以沉重的打击，只可惜经验不足，没有及时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敌人集结重兵卷土而来后，起义很快失败。虽然遭到挫败，但郑位三从中总结经验，采取了一些有利措施。
第一，派出对党忠诚，可靠的革命同志打入地主武装红枪会，争取部分人员。伺机利用各红枪会之间的矛盾，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瓦解其组织，打击反革命思想顽固的会首。
第二，组织抚慰队，赶赴各乡村安抚红枪会家属，更不能伤害他们，同时加强对红枪会及其家属的宣传工作。
第三，对于红枪会普通会员不能随便处决，即使是会首，如其罪孽深重，惩处前也要向群众说明其罪状，以争取其他会员的觉悟。
最后一点，对于那些无过错，觉悟好的红枪会，也会保留其组织，但尽量改造成倾向革命的武装队伍。
在实行这几条措施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有众多群众加入革命队列，一些罪大恶极的人遭到惩处，反而一些中小地主主动与党组织示好，寻求合作。到了后来周围很多红枪会都由我党党员担任总指挥，黄安县委和工农革命武装终于站稳了脚步，开始走上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三年之后，鄂豫皖苏区也正式形成了。
此时的郑位三身兼多职，负责苏区经济建设、武装斗争、群众工作等，为了壮大红军队伍，他还深入乡村苏区政府，组织青年农民参军入伍。在他招募期间，家乡黄安给以最大的支撑，一个县就有2.5万多人参加了红军，成为鄂豫皖工农红军兵源主要输出地。
1932年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苏区形势变得非常严峻，危难之中，郑位三担负起留守苏区的重任，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恢复、建立地方武装，全力配合留守红军的作战。
在他直接领导下，鄂豫皖很快组建了六个游击师，各县乡还有自己的独立团、战斗营、游击队等，后来就是以这些武装力量为基础，重建的红25军。
1934年底，红25军撤离苏区，郑位三也跟随他们踏上了长征路。长征途中，红25军曾建立红军长征路上唯一政局稳定的鄂豫陕苏区，这块苏区的胜利创建有着郑位三的一份功劳。
担任新四军师政委
抗战爆发后，组织派郑位三返回鄂豫皖苏区，协助高敬亭进行红28军改编新四军的工作。
由于红28军长期处于艰苦卓越的游击环境中，消息闭塞，对全国抗日形势不了解，有的甚至不理解。针对这个情况，郑位三经常召集各级干部，向他们宣传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耐心讲解国共合作的重要性。
此外还筹办了青年训练班和抗日干部训练班，向鄂豫皖各地输送数百名抗日干部骨干。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全军思想终于统一到党中央的路线上，不久之后，这支新整编成的第四支队，成为新四军战斗力最强的队伍。
皖南事变后，郑位三出任新四军第二师 师政委，与张云逸师长成为了搭档。但两人合作时间并不长，1943年初，时任新四军五师师长的李先念，向中央申请，派一位干部反复鄂豫边，以便增强部队和边区的领导。
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安排郑位三接受这个任务，出任第五师政委。后来他致力于“三三制”政策在边区的实施，将各阶层的抗日热情都激发出来，有不少开明乡绅都加入抗日队伍。
比如应城富商黄建宇，为新四军资助了大量物资，后来亲自参加抗日斗争，最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而一些国军顽固分子与新四军搞摩擦时，鄂东的一些开明乡绅，竟一起跑到顽军的司令部请愿，抗议他们破坏抗日的行为。
几年后，新中国成立，此时郑位三同志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只能留在北京休养。正是这个原因，55授衔时，郑老没有参加授衔，老搭档张云逸却被授予大将军衔，另一搭档李先念虽然与大将军衔擦肩而过，但后来的成就很高，成为正国级领导干部。
授衔后级别评定时，由于郑老一无军衔，二无职务，工作人员不知道怎样评定，毕竟这是位劳苦功高的开国大功臣，最后一级级到了主席那里。主席考虑了一下说：“位三同志这些年可不容易，就定为行政三级，享受副总理待遇吧”
主席特批的这个待遇很高，也是对这位革命功臣毕生贡献的肯定和认可，不过之后郑老生活依然过得紧巴巴的。原来他的生活补助自己不舍得用，看哪家的军烈属遇到困难，就赠给他们。有时还会寄回红安老家，请县政府的同志发给无依无靠的红军后代们。
1975年7月27日郑老病逝，享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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