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9日，由当代文学研究会与作家出版社在北京农展馆南里中国文联大楼12层会议室联合举办“纪念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暨《我见到的沈从文》出版座谈会，多位当代文学评论大咖在会上谈沈从文。现选摘几位大伽的发言，以飨读者。
黄宾堂(中国作家出版社总编辑):
今天利用家文的《我见到的沈从文》新书出版的契机，我们开一个纪念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座谈会。这个会本来是10日就要开的，书也是那个时候印出来的。因为那时好多条件不成熟，一直推到现在。我们这个会可能是北京惟一的纪念沈从文的会。这个会没有请领导，沈先生从不看重这些。我们就随意漫谈。当代文学研究会也出了几个题目，大家可做参考。各位记者，我们也没拟例行的新闻通稿，你们自己发挥吧。
沈从文先生，我是很崇敬的，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关于《边城》的。
白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我们研究会与作家社一起开一个纪念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座谈会，很有意义。
家文的书围绕沈从文的经历写了一系列散文，不是传记，胜似传记。在史料上有新发现，较之过去的文章有新的突破。
从沈先生在陈渠珍手下做司书，跟贺龙相识，以后进入北京，1949年后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概括了他一生的经历。
沈先生创作与为人，有他自己的路子，有个性，不为名利所动。这些对今天的作家有好的启示，树立了一个标杆。他一生没有写长篇，但中短篇不少，几乎都是精品。如果说我们选作品，三十年代选三个，肯定就得有《边城》。他如果晚去世几个月，拿了诺贝尔奖，那就是最好的，各方面都能认可。
1949年后，他也是有机会的，他不争不抢。一直很低调地做文物考古工作。写简历时，只写“做一点文物研究工作“。这些，都映照出我们的浮躁。
沈先生为人为文都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家文的书写出了沈从文的个性。
贺绍俊（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原文艺报总编辑和小说选刊主编）：
本来还有几个人要来参加这个会的，不凑巧的是有的还在飞机上，有的去看病了。
这个座谈会，小场合，人员少而精，不搞领导讲话，小而专业，小而严谨。
我们的议程松散，自由，淡然，特别适合纪念沈先生这样的作家。
他从来是拒绝隆重的。家文出版的新书，纪念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也特别合适。它不是纪念性质的散文，是作者多次接触、观察了沈先生，从这个角度，小历史的角度，日常生活碎片式的角度，来描绘的，这可以更好地挖掘出人物的价值。
宏大叙事往往会弄歪了沈从文的形象。
我特别佩服沈先生不趋时尚，对社会有自己的判断，不会用文学去阐述社会。他对人性的理解，对社会的批判，都在文字背后，不直接站到前面。
家文书中的《幸与不幸》，说明沈先生不愿改变自己去适应还不理解的东西。有的人去适应了，如曹禺、老舍，就想过沟通。《龙须沟》做了很大的努力，也有可肯定的成分，但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不成功的。
沈先生有强大的主体性，不妥协。
在《别扭的姿势》里，写他去“革大”学习，开会讨论要讲那么多政治术语，又要扭秧歌，休息时间要打牌以融入群体，这些他都不会，他不喜欢那些空头的东西，就去厨房帮忙，觉得这样不实在些。看，想沟通，沟通不了。
他只好去文物堆里去钻研自己喜欢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去了。
沈从文一生谦逊，但从来也是自信的。
施战军（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家文的文章读过。我个人与沈先生也是有缘的。
我们人民文学杂志，张兆和先生曾在这工作了许多年。
我自己写沈从文的文章获奖，是沈研专家、《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给颁的奖。
我的成长与沈从文有密切的关系。
他的《沫沫集》《废邮存底》等书将我与文学凝结在一起。沈从文的文字魔力和他的为人的诚恳使人入迷，引领我走上文学的道路。
我们对沈从文研究和关注得太少。
他的作品不离地面，不离人性，许多都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其气韵清新、美好，包括惆怅。他的作品其实对社会的批判力度是很大的。
他的处世态度是真诚的。对生存有敏感。除个别时段，他对生活总是怀着梦想的。所以，他能够做到，你摁住了我这个翅膀，我那个翅膀还在飞。
他的生活那艰难，无休止地磕磕碰碰，，他始终坚持了一个文化人的形象。
他的作品独特，都很经典。在精神方面和作品方面都是一个完整的人。
他的夫人是我们杂志的老编辑，可惜我们没有留下她关于编辑方面的资料。
人生是一个过程，像朝阳至日暮，又好像春花、夏夜、秋日、冬雪，一年四季的轮换。如果把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分为两部分，那就是上半场和下半场。
解玺璋（文化学者、评论家、传记作家）：
家文的新书我真地认真读完了，系统地让我了解了沈从文的经历。以前，都是零碎的，片断的，读过一些沈先生。
沈从文三十年代有很高的声望，但他一直受到左翼文人的排挤和打击。
1948年那次对他的打击很大。后来，我还真找到了那份杂志，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看过。里面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动文艺》，尖刻地批判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说沈从文是“粉红色作家”“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同期还有冯乃超写的沈先生的《熊公馆》的批判文章，说他是“为地主阶级唱赞歌”。这其实是那个关键年代的表态性的文章。
我认为1949年后，沈先生转到文物方面并不失落。以前写小说在社会上名气很大，但在大学里不怎么认可，被人瞧不起。评职称不看这个。只看有考据的论文。
所以他离开北大教席，转向文物方面，我也搞考据，我也能写一堆文章，他得到了另一种满足。他很早就对文物有兴趣。二十岁左右从军时就以极大兴趣接触文物。
（我插话：早年沈先生在保靖给陈渠珍当司书时，就负责保管陈渠珍的二十四大箱文物收藏。陈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儒将，收藏的东西很有价值。这些图书，这些字画，沈从文就经常翻开来研读。）
沈先生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时，很苦闷，但很敬业。
在这个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他建立了很好好的联系。本来人艺的焦菊隐、曹禺就是很早的朋友。当年在排《虎符》《蔡文姬》《武则天》《关汉卿》和《胆剑篇》时，都是请沈从文当的顾问。
他这个顾问是真正的顾真正的问。在排《蔡文姬》时，沈从文为剧组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花了很长时间给剧组讲解了宋代名画《文姬归汉图》。
在排《武则天》时，沈从文看完剧本，整理了有关史料64条，写了十多页纸。如，唐代什么级别的官员穿什么样的衣服 ，可以参照敦煌壁画第几窟第几幅。武后出行仪式，可参考第几窟壁画第几幅。官员之间交流的信封所用尺寸，都作了详细说明。
甚至在剧组彩排时，他也和导演焦菊隐坐在一起，边看边说。有一回提了36条意见，最后干脆要舞美工作人员坐在他身边，一起讨论。
沈从文其实也是新文化的拥护者，为什么就不能接受他？以至到后来让他在劫难逃。
你看《边城》的描述多美，多善良。可是善良的东西不能出，还要销毁，仇恨却可以大量发行。
他只好退让了，另辟一条路径去走。
感谢颜先生让我了解了整个的沈从文。
徐可（文艺报副总编辑）：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他笔下的人物、风景都打上了湘西的烙印。
他的牧歌式的作品达到了顶峰。
他的《边城》里的人物是继鲁迅阿Q之后的新的文学形象。
龙 朱（沈从文大儿子、退休前任花木公司副经理）
我们不搞什么纪念。也不搞什么基金会，不搞什么沈从文奖。
三十周年前一天，我和女儿去了凤凰，谁也不惊动。怕10日当天有活动，我们先一个下午就去爸妈墓地代表我们二代和三代，送了一个花篮。送了就坐火车回。
1949年后，爸爸一直解不开一个矛盾，就是思与信的问题。他是要思索通了，才能信任。本来南下的飞机票都送来了，为了自己，为了下一代，选择留在北京。我们觉得解放了，好，大家都表态好，妈妈、弟弟、我都积极要求进步。我在灯市口中学，天天听报告，表现积极，49年10月就入团了。他怎么转变就那么难。大家做他的工作，想说服他。不行，就要划清界线。他的压力也很大。
他就是要坚持自己思索，想通了，才能信仰，才能融合。他用了全部精力去思考，折磨着自己。
一直到编他的全集时，家里人才进一步理解他。
巴老伯（巴金）是他非常好的朋友。虽然写作路子不同，但，是终身之交。老伯后来出了《随想录》，也帮助我们了解了爸爸。
中学毕业后，我本来是想考美术学院，还去画了一个时候的画。可是当时上面号召年轻人去学军工，支援国防工业，我就去考了北京工业学院的雷达专业。五年制的，读了三年，我就入了党，还是团支部书记。五七年时，有的同学写大字报提出要停课大鸣大放，我是支部书记呀，就给老师说，我们党员要参与进去，不能让有的同学乱来，于是修改了大字报，也签了名。后来就戴了帽子，发配到校办工厂劳动。虽一年就摘了帽子，但二十一年后才改正。改正后，也是在校里工厂当副厂长。后来自己就办了个花木公司。
戴帽后，也想不通，很苦闷。爸爸就请了37年去延安的，当过博古秘书的，后来做了中宣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常委的刘祖春来开导我。
我父亲从来不想要别人高看他，要说他倔也倔，可有时要软也软。
他就是太爱思索了。
作家出版社在沈从文先生忌日2018年5月10日出版了由湘西籍著名作家颜家文撰写的《我见到的沈从文》。全书十七万字。第一次从感性的角度，时而介绍沈先生作品写作背景、时而介绍沈先生生活状态、时而介绍沈先生的一些逸闻趣事等等，以满满的硬货记录和描述了一个立体的、有喜怒哀乐的、鲜活丰满的文学大师沈从文的形象。这也是这本书区别于其他从史料到史料的图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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