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的不少街道名称中，有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街道名称甚至曾经成为一个区域的代名词——三条石大街就是这样一条街道。
提起三条石大街，很多老天津人会想到李鸿章，据说这条街的得名和李鸿章关系密切；也有人会提起三条石大街一带的秦记铁铺、金聚成铁厂、郭天成机器厂等，将三条石地区（南、北运河以及过去河北大街附近的三角地带）描绘成天津乃至华北地区铸造业的发祥地。
如今，三条石大街上的青石已经不复存在，但关于此地的那些鲜活的传说和记忆，却总能将人们带回到过去的时光。
关于三条石大街得名的各种传说都有其支持者，以至于谁也说服不了谁。唯一能肯定的是，早年间的三条石大街，确实铺有大青石。三条石博物馆建成后，有三块大青石被保存在馆内，青石上俨然可见车辙的印痕，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变迁
关于三条石大街名称的由来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这一带水陆交通便利，又靠近老城厢，所以商业发达，往来客商很多。同时，这一地区地势低洼，一到雨季道路泥泞不堪，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于是常来常往的客商们共同出资，在这里铺设了三条大青石路——三条石大街由此得名。
另一种说法，和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有关。传说那时李鸿章在天津的府邸，位于总督衙门后面。某年，他的妻子去世了，灵柩要经过南运河运回安徽老家安葬。当时正赶上雨季，三条石地区道路泥泞，为了方便笨重的灵车通过，李鸿章下令在大路的中间并排铺了三条青石板。
关于三条石大街得名的各种传说都有其支持者，以至于谁也说服不了谁。唯一能肯定的是，早年间的三条石大街，确实铺有大青石。三条石博物馆建成后，有三块大青石被保存在馆内，青石上俨然可见车辙的印痕，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变迁。
文史研究者张诚曾经研究过李鸿章的生平，他告诉记者：“这条街的得名其实与李鸿章无关。李鸿章的母亲死在武汉，灵柩直接运回老家，与天津无关。李鸿章的原配夫人死在老家，与天津也无关。李鸿章的继配夫人赵小莲虽然是在天津去世的，但出殡时走的是衙门后边的新浮桥，然后用船送到英租界码头，再装轮船运到镇江，换小船回合肥，并不经过三条石一带。李鸿章的第三位夫人莫氏去世时，李鸿章早已去世，所以也不可能和三条石有关。”至于这三块大青石的来历，张诚觉得现在下结论尚早。
张诚说，三条石的工业启蒙，和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早期，南运河上有两座浮桥，一座是北浮桥，一个是院门口浮桥。所谓的‘院’，就是督院，也就是后来李鸿章的直隶总督衙门。院门口浮桥，也就是老金华桥的位置。浮桥一天只开一次，其他时间船只是不能通过的，这样就在浮桥两端聚集了大量等待通过的船只。三条石就在这一区域内。在等待的时间里，除了歇息、装运货物，船上的人还要采购一些日用品和生产工具，特别是船上用的铁器，如锚、铁链子、船钉等，还有铁锅类的生活用具。有了需求，附近就有了生产、加工、贩运这类物品的作坊和群体。其实，这样的作坊，河两岸的聚落里都有，只是三条石地势较好，离这些船只较近，占有地利之便，所以相对更多一些。”张诚说。
据张诚介绍，三条石一带在很长时间内聚集的基本都是小作坊，“那里没有大的厂子。老板有技术，雇几个人，大都是本家亲戚或者本村的熟人，老板自己也跟着干活儿。这样的小作坊，有活干，没活散。三条石的工人大都是从交河县来的，那里是铸造之乡，村民们结伴在外边搞铸造”
最初时，铁匠们只是季节性地聚集在三条石地区。1860年前后，直隶交河县人秦玉清带着子侄在路边开设了“秦记铁铺”——这是三条石一带的第一家家庭作坊式铁铺。之后，秦玉清的很多老乡都来到三条石一带开设铁铺，自此，三条石铸铁业的大幕徐徐拉开。
据张诚介绍，三条石一带在很长时间内聚集的基本都是小作坊，“那里没有大的厂子。老板有技术，雇几个人，大都是本家亲戚或者本村的熟人，老板自己也跟着干活儿。这样的小作坊，有活干，没活散。三条石的工人大都是从交河县来的，那里是铸造之乡，村民们结伴在外边搞铸造。”
在张诚的描述中，这些小作坊基本上就是原始的手工业，工艺主要是铸造和锻打，“他们用一些收购来的旧铁器改造加工、翻砂铸造，产品大多是砧子、榔头、药碾子、农用犁铧等，后来又发展到钉子、马具、桅灯、油壶、刨冰机、秤砣等，生产工艺并不十分先进。”
即使是规模较大的铸铁厂，最初建立时也是手工操作。1897年，三条石地区出现了最早的铸铁厂——金聚成。这家铸铁厂刚刚成立时，生产设备是一个化铁炉和4个人拉动的风箱，全部由手工操作。1905年，三条石地区出现了最早的机器厂——郭天成机器厂，为洋行加工轧花机、织布机、弹花机等。
在三条石地区，像这样的作坊、铁厂、机器厂到底有多少呢？1935年的《大公报》在报道中称，这条大街“长不过里许，街宽亦仅及丈，道路坑坎，尘土飞扬……大小铁厂、铁铺，一家密接一家”，当时共有80多家。
在张诚看来，三条石地区老一代作坊主学习先进技术的努力，也是促成三条石地区由原始作坊式生产模式，转变为依靠现代制造技术的重要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让孩子念书深造，以期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
三条石地区的作坊、铁厂等，由原始作坊式生产模式转变为依靠现代制造技术，有个复杂的过程。
1900年庚子事变后，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东局子、西局子被摧毁，一部分熟练掌握现代工业技术的工人流落到三条石一带，当年李鸿章从国外引进的“翻砂制模”“手摇风箱葫芦”等先进技术因而流传到了那一代的铁匠铺和铁厂中，使其制铁工艺和产品质量都有了比较大的提升。
在张诚看来，三条石地区老一代作坊主学习先进技术的努力，也是促成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让孩子念书深造，以期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采访中，他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三条石地区曾有个叫“双聚公”的铁厂，老板叫陈朝信，是交河县人，从小在三条石地区干活儿，后来出师筹了点钱，自己开了“双聚公”。陈朝信在家行四，大哥和二哥在家务农，三哥也在三条石搞铸造。陈朝信的买卖越做越大，接连开了几家厂子。他和三哥所用的工人，都是自己的亲戚和村里的老乡。
陈朝信的三哥有个儿子叫陈凤皋，从小不好好念书，三哥拿他没办法。陈朝信就叫在南开中学上学的儿子给陈凤皋补课，没想到陈凤皋也考上了南开中学。但是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南开中学南迁，陈凤皋就随好多同学去了重庆，并在抗战后期由张伯苓保举去美国留学。在美国，陈凤皋学的是炼钢。据张诚说，那时天津的钢铁工业没有像样的厂子，只能回炉铸铁，没有炼钢厂，也没人会炼钢。
“日本投降后，交河县几位本来铸铁的人，在河西建了新兴钢铁厂，准备搞平炉炼钢。这个厂的董事会研究后，准备请陈凤皋任厂长，让他以技术入股。陈凤皋把他在美国学的转炉炼钢技术运用到生产中，这比平炉炼钢节省时间，炼出的钢质量也好。陈凤皋就这样将美国现代炼钢技术引入了中国。”张诚说。
在他看来，三条石对天津和全国钢铁工业的贡献，绝不仅仅在于当地林立的作坊和铁厂本身，更在于其不断追求的精神。
图片由天津市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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