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畬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他的《瀛环志略》是近代早期介绍域外史地的重要著作，其体系之严密，内容之充实，学风之严谨在当时同类著作中是出类拔萃、雄冠群芳的，对后世的影响也绝不亚于魏源的《海国图志》，而且后者在１８５２年增补为百卷本时，曾辑录了不少前者的材料。后世人们总是把《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并称为“谈海外掌故”的“嚆矢”。①在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更被视为“通知世界之南针”②。19世纪末，江苏人薛莹中在整理其父薛福成遗稿中有关国外地理知识的资料时，毫不犹豫地将书名定为《续瀛环志略初编》而不加任何说明，足见《瀛环志略》当时在学术界的地位，与《皇朝经世文编》的影响已相去不远，“风行海内，几于家置一编矣”。③然而，就是这部泽被后世的学术巨著却“甫经付梓，即腾谤议”，备受冷落，侧置蒙尘，１８年之后，才得以广泛流传于世，明珠生辉。本文试从社会、政治等方面对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作一简单的分析。
一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打破了中国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帝国被迫与所谓“夷蛮”的英国订立城下之盟，开放五口，割地赔款……，朝野为之震惊，“忿恨之余，哭不成声”。④但是，民族战争失败的耻辱感很快冲淡了人们对“三千年来一大变局”的冷静思考，两千年儒学浇灌出来的“夷夏大防”观念和情感，小农经济社会所特有的封闭意识，使得清朝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平民百姓仍认为，战争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文物制度的落后，而是由于皇帝的“用人不当”，是奸臣误国。道光帝以“保全沿海生灵”为借口，⑤向侵略者屈膝之后，又屡次表白“总因朕无知人之明，自愧之恨”，⑥以推卸他决策失误、指挥失策的责任，同时又要求“内外诸臣，亦宜仰体朕怀”，⑦用瞒天过海、自欺欺人的手法，掩饰以他为首的清政府那无可救药的虚弱和腐败，企图保全已经残破了的“天朝上国”的面子。
而一般士人也相信“林邓镌职，逆夷洒酒相贺”，⑧把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愤恨，转移到与林则徐等意见不合的琦善、伊里布等人身上，认为他们陷害林则徐，对敌妥协是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夫逆夷之敢于猖獗，沿海兵丁之敢于逃窜，至今日海水群飞，鲸鲵跋浪，为所欲为，莫可谁何者，实由于琦善于逆夷入寇之始，首先示弱，以惰我军心，助彼毒焰”。⑨整个社会“倘俯采舆论，谁不切齿于琦善而以为罪魁”。１０把一切归咎于琦善等对敌“示弱”，从而将问题大大地简单化。另一方面，对敌愤愈深，林则徐的英雄形象也就愈高大，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就愈来愈高。以致他在被贬谪戍新疆时，所受的礼遇是一般正常委任的将军、大臣们所难以企及的：都统迎于五百里外，而且早已为他租好住所，雇好僮仆。这种情况在清代被谪官员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隐藏在这种英雄灵光之后的就是那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小农经济社会的皇权思想，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为皇帝开脱罪责，为腐败的专制皇权寻找避难所，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皇帝是永远正确的。当然，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是当之无愧的，但人们寄托给他的情感不仅仅是尊敬而更多的是对民族战争失败的解释，以及对“天朝”尊严的哀思。当人们以“奸臣害忠良”的模式解释战败原因之后，专制主义皇权政治反而逃脱了舆论、道德乃至政治的谴责，从而在根本上消除了鸦片战争应该带来的正面影响，使鸦片战争的悲剧色彩更加浓厚，正如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蒋廷先生所言“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11只有认识了这种“奸臣害忠良”模式背后的深层底蕴，我们才能理解徐继畬时代的社会心态环境以及徐继畬伟大之所在，也就能够理解徐继畬生前和身后遭遇的必然性，当然上述倾向在史学界至今并未绝迹。
同样，鸦片战争之后，在一片谴责奸臣、弘扬“忠义之气”声中，也将已受到挑战的“华夷之辨”观念神圣化和强固化。《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中痛骂英国侵略者是“不过能言之禽而已”，“身同畜类，性本无知”，12中国人不值与之交锋，因为“岂有人与畜斗之理”。１３广东士子甚至因为曾在三元里劝导罢战的广州知府余保纯来到乡试考场，而“文童哗然，皆云：我辈读圣贤书，皆知节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１４这样，一方面使“华夷之辨”观念强化成维系传统爱国主义的心理防线，一方面又严重地束缚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伐。所以，这一时期，虽然已经有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如林、魏等）继承嘉道以来经世致用思想，开始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外部世界，迈出了了不起的一步。但是绝大部分人仍在“夷性犬羊”，“就我范围”的烟障下，陶醉于所谓“万年和约”，并从“苗蛮逆命，何损尧舜之朝”的古训中找到自我安慰的理由之后，倾斜了的“天朝上国”心理便得到平衡，仍不愿向外探求世界的真实面目，审度历史变动的恢恢大势，“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１５对日益激烈的中外冲突则有意闭目塞听，讳莫如深，“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谈，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１６“天朝”的人们关于“四夷宾服”、“万邦来朝”、“世界中心”之类的迷幻仍好梦未残。
在国人犹在酣睡，专制皇权仍在自欺欺人的时候，自幼饱读诗书，科场一路春风得意的徐继畬，于1842年，即《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由一个汀漳龙道道员青云直上，一年内三次升迁，成为福建布政使，跻身清高层官员之列，奉命专办通商事务。四年后又升任福建巡抚，成为清朝封疆一方的15个巡抚之一。早在1842年秋进京陛见时候，皇帝还要他将海外之事撰书进呈。他也不负重望，两年有《瀛环考略》之初稿，六年后《瀛环志略》就初版付梓。宦途和学术可谓齐头并进，蒸蒸日上。但是，在民族受创后愁云惨雾背景下的加官晋爵，很容易招致非议和嫉恨。尤其是孜孜探求“夷”人情事，与当时耻言夷务的社会风气更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他把《瀛环志略》的前三卷赠给同乡好友，著名地理学家张穆时，张穆一方面承认其书“考据之精，文词之美，允为海国破荒之作”；１７一方面又不无担心地告诫他“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奇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至周孔之教，不宣重译，正如心之精神不淆于脏腑，倘有邪气冲心，则扁卢为之色变，前明徐、李止缘未洞此义，遂尔负谤至今”。１８张穆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被“天朝”观念蒙蔽了视眼的中国人把普通的世界史地知识视为“海外奇闻”，把介绍外界情况看作是引“邪气冲心”，害怕知识流传会威胁到己腐朽了的官方哲学——周孔之教的神圣地位。因为以箝制思想为目的的“周孔之教”，是封建专制政体统绐人民的工具，也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专制主义封建集权政体如同“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的棺材内的木乃伊一样”，１９是经不起任何振荡、容不得半点新鲜空气的。作为工具的官方哲学——周孔之教更是腐朽而反动的，但是“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动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２０会本能地维护它，排拒外来文化。在当时那种文化环境中，连以讨论西藏地区经济和军事为主要内容的姚莹的《康纪行》也有人认为“以司马氏之奇伟，第就域内人事伦理求之，非驰心海外及未来千百年后”，指责为“矜奇眩异，骇人耳目者”。２１当时，凡是探求域外之事的书籍乃至思想都会被视作异端邪说，有碍“世道人心”而加以排斥。徐继畬著《瀛环志略》时又“未洞此义”，其受到冷落简直是在劫难逃了。
二
任何事物都并非如此简单，在单纯的社会背景之后，隐含着更深刻的封建政治的影响与束缚。《瀛环志略》高度的学术性固然可以使它彪炳史册，但政治性的相对韬晦则对它问世之初的命运影响非浅。早在徐继畬做翰林时期就崇尚经世之学，注重学以致用，“虽读书中秘，而于部曹事例，郡国利病，靡不穷研洞晓，思有所建白”。２２尤其对具有一定经世作用的西北舆地之学更是早有偏好。很早就有《尧都辨》、《晋国初封考》等著作。鸦片战争时期，他亲自参加了反侵略的战争。万顷碧波上来去自由的英国军舰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之铁炮不如彼铜炮之轻灵，我岸上之炮不如彼船中之炮之稠密”。２３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战略要求出发，他便结合自己的爱好，十分注意外域知识的了解和资料的搜集，对外知识相对丰富。而促使他著书的直接原因则是，1842年秋他进京陛见时，侃侃而谈引起道光帝的兴趣，从而有呈书之命。从此，他不得不发奋努力与外人广泛接触，刻苦钻研，“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五阅寒暑，公事之余，唯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２４三改其名，稿凡数十易，而有《瀛环志略》。这种备皇帝广见闻的特殊要求和徐继畬身在官府、封疆一方的地位相表里，使作者必须处处谨慎，字字负责。只能以详尽确实的内容曲折地透露一些“古今一大变局”的信息，达到”以上答主知而下扶时局”２５的目的。而未能也不能像身为幕僚的魏源那样直接了当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类的口号。其思想脉络也只能“隐愤抑郁”，用比较韬晦的方式加以表述，“故言之不觉深切著明也”。２６这种温和的、寓言式的学术著作自然不能像“名为地志，其实武备大典”２７的《海国图志》那样激动人心，产生迅速而强烈的社会反响。在局势日益危殆，“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奇耻大辱”２８而痛苦求索时，愤激的情绪，昂扬的意气，简洁的答案远比扑朔迷离的寓言给予人们的印象深刻得多。而那些醉生梦死，苟且偷生，懒于思考者更不会去揣度作者文后之深刻底蕴。如果说《海国图志》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的呐喊如一声炸雷而能使睡梦中的一部分大清臣民们抬头一瞥的话，志略则宛如一首抒情曲，较难惊开他们的睡眼，尽管后者要深沉得多。姚莹在看了《海国图志》后，认为“余数十年之所欲言，所欲究者，得默深书，可以释然无憾”。２９而徐继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进一步以严谨学风，订正魏书的乖误，补充新内容，使自己著作的缜密性、学术性大大进步。毫无疑问徐继畬和魏源、姚莹的思想脉络是相仿佛的，他著作的目的与姚莹一样是“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海边之防，免胥沦于鬼域，岂得已哉？”３０但他没有也不能明确地表述自己的政治目的，文风的晦涩成了干扰志略社会影响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与道光以来文化领域中，传统的汉学学风的衰落和今文经学的勃兴也有一定的关系。考据、训诂式的汉学传统对徐继畬的影响是明显的。无论志略的学风还是退居时《两汉志沿边十郡考略》、《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等文章都是鲜明的例证（这里不作深入讨论）。
三
在封建专制时代，学术著作的命运往往是与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和政治生命紧密相关的。对历史地理学早有研究的徐继畬之所以能撰写出志略这样惊世骇俗的破荒之作，得益于他有机会与西方人广泛接触。志略能在1848年初版刻成，也与他已是福建巡抚的显赫地位以及闽浙总督刘韵珂等人大力推崇不无关系。但书没有来得及大量发行，徐氏很快于1851年被降职调任，1852年撤职还家。他的著作也不能不受作者命运的影响而侧置蒙尘。直至1865年徐氏被再次起用召回北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任职后，《瀛环志略》才于1866年由清政府的权力机构——总理衙门以官方名义重印，得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从而对洋务派官僚郭嵩焘、早期维新派王韬以及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生影响，在近代中国产生了一些社会效应。但在此之前，与它同类的《海国图志》曾三次刊刻，咸丰年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曾奏请将《海国图志》“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３１早就得到官方承认了。在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相同，思想脉络相仿佛的同类著作，在同一时期的命运差异，不能不给我们另外一些启示，即作者的个人因素，徐继畬的政治生命以及在清代官场中人际关系的倾向性等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清政府内部，从道光帝开始主张禁烟起，以对鸦片和战争的态度为分水岭，以满汉官僚间旧有矛盾为脉络，或明或暗一直存在着两个集团的矛盾和冲突。一方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在各个不同时期以琦善、耆英等为主要成员；另一方是以林则徐为首，在朝辅以军机大臣王鼎等人。徐继畬在人际关系方面的种种迹象表明，与前者有着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密切关系。他与穆彰阿是师生关系，他做翰林院庶吉士时，穆彰阿是掌院学士。徐氏在代鄂恒所作《诰封一品夫人穆太夫人八十寿序》中，有“夫子（穆）不以为不才而进之，受知为最深”３２的话，也间接反映出他与穆的关系。此外，徐氏与耆英的得力助手黄恩彤是“同年”好友，耆英认为徐继畬“历办夷务，素为该夷所信服”，３３而且能与他协调一致，“情意相通，威信能服各夷”。３４耆英的推荐曾对1843年徐继畬升任福建布政使以及后来升任福建巡抚都起了重要作用。我们虽不能因此就判定徐继畬是“穆党”，但在穆彰阿专权时代其“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３5徐继畬被他们一厢情愿地视为同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在道光朝徐继畬在福州的所作所为确实一直与广东的耆英是保持一致的。19世纪40年代，清政府外交的主要主持者耆英在广州“进城”问题引起的“民夷冲突”中，所执行的基本政策是“顺夷情，顾国体”。刘韵珂、徐继畬在福州的几起事件中的做法几乎与耆英在广东的做法雷同。据美国人马士记载：1845年10月14日，“英国领事馆的翻译官巴夏礼在城里的满洲警卫区行走的时候，被军事殖民的人们（福州人民）投掷泥土和石块，他们并破口大骂。官方对这件事很快就表示了歉意。并且有六人被处罚，其中三个年轻的被杖，三个成年的被枷号示众”。３６1848年8月30日，“英国领事馆助理员巴里希，在福州城里骑马时被投石，据说他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情，总督很客气地慰问了巴里希，并发布告示晓喻人民要善待外人”。３７这显然与耆英的做法毫无二致。尽管耆英已于1848年初离开了广州，但在1850年咸丰帝上台后对外态度转向强硬的时候，采取起用林则徐，罢黜穆彰阿、贬降耆英等一系列政治调整活动不久，徐继畬也被劾贬官。这绝不是偶然的，不管事实如何，在宦海横流中，徐继畬的群体归属在别人眼中并不一定要与事实相符，派系斗争中个人的归属有时并不是可以由主体自身来选择的。说徐继畬被别人视为“穆派”也许并不过分。而且，那时在许多情况下，正如一外国学者所言“人们的世俗的思与行之间总是脱节的，在思辩中的与例行奏疏中的同一位哲学家也往往言行不一”。３８历史总是纷繁复杂而曲折的。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摆脱当事人的恩恩怨怨和时代局限，既不能以并不明朗的人际关系问题就把徐继畬与穆彰阿、耆英一样看待，也不能对他们简单地评说。而在当时，在主持通商事务的大臣们也“遭到人们对虚报军情，欺上罔下的那些将军们一样的痛恨”３９的岁月里，徐继畬在福州的所作所为（姑且不论其是非得失）自然会引起激于义愤的民众和士绅的反对，并把他视为“官方清道以迎洋鬼”的代表，他的10卷本《瀛环志略》尽管有“浩若吞胸，听邹衍之谈天，小儒咋舌，览木华之赋海，才士倾心”39的水平，在那时却得不到世人的首肯，更无法与魏源的《海国图志》遭遇相比，而是“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４0竟成为别人攻击他的口实。在封建社会里，这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徐继畬人际关系的倾向性，加上“神光寺事件”中他不同意林则徐关于调兵、募勇、演炮等组织民众坚决驱逐违约英人的建议，而与林则徐发生矛盾等事实，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与“穆派”联系起来，简单化地敬林则徐而轻视徐继畬。“穆派”在咸丰一朝受到压制，在整个近代乃至现代史研究中被贬斥的事实，无异对《瀛环志略》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管志略负谤于初，还是被冷落于后都与作者的政治生涯息息相关，实际上唱了一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苦剧。
总之，当学术研究还脱离不了政治的干扰，当中国社会的内部机制还没有产生对外交流的内在要求和内在动力，中国人还在夜郎自大地满足于自己的文物传统时，惊世骇俗的《瀛环志略》被诽谤、被冷落，只是时代特征的体现，它的悲剧也只是民族悲剧的缩影。
(作者杨荣春，１９６５生，山西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附记：本文于徐继畬讨论会后完成。——编者
注释：
①２５２６王韬：《园文录外编》卷九，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
②转引自［台］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年谱》第２４８页。
③２３３２《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卷一。
④⑧３３３４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４８、１５、６９。
⑤⑥⑦《清实录·宣宗实录》道光二十六年六月。
⑨１０陈庆镛：《籀金堂类稿》卷一。
１１转引自《陈旭麓文存》页２７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版。
１２１３《史料旬刊》第３８期４０２—４０４页。
１４１５１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第１５页；第五册第５３１页。
１７１８张穆：《斋文集》卷三。
１９２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３页；第一卷第６２９页。
２１３０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
２２《松龛全集·叙传》，杨笃《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徐公家传》。
２４徐继畬：《瀛环志略·自序》。
２７盐谷世弘：《翻刻海国图志序》，《宕阴存稿》卷４。
２８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２９姚莹：《康纪行》卷１２。
３1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２８。
３５赵尔巽：《清史稿·穆彰阿传》。
３６３７［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374页，第427页。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１１月版。
３８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第１９６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２月版。
39徐继畬：《瀛环志略·彭序》。
４0《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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