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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变》:长点考古的小知识


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


在很多人看来,考古学家和冰冷的石器、满是灰尘的青铜器打交道,每天的生活势必是枯燥无味的,但是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者李零眼中,沉浸在考古的世界里,这门学问所蕴含的艺术之美,却有着一种令人着迷的况味。


他把这些研究成果和所思所感,写进一本名为《万变——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的书中,这虽是一本专业论述,但“出入古今,悠游不拘一形;渊源有自,千变不离其宗”,李零用艺术之美诠释了考古的另一个侧面。



每当李零走进博物馆或者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文物时,总会用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记录下大量的图像资料。其中常有一些他人甚至专业图录未曾注意到的细节,而就是这些细节,足够李零在考古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很多有趣的研究成果



《万变——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收入李零2008年到2014年发表的文章22篇,涉及古代器物、建筑砖瓦、雕刻绘画中的动物形象等主题。


文章内容多由考古遗物、遗迹入手,结合历史学、艺术史与古文献学,将考古与艺术史领域相结合,考察各类文物的型制与艺术表现手法,或探究其渊源流变,或探寻外来文化与古代中国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影响。


在李零看来,青铜器、陶器上那些对普通人来说如同天书般的刻画符号,很可能是正确解读其归属、用途与功能的关键证据。具体到一些出土器物的辨识和定名,也需要依赖古文字的训诂知识才能理解得较为确切。在这本书中,有好几篇文章都是讨论这样的问题。


例如《说匵》一文,李零通过正名溯源,认为各地出土的几件曾被分别称为盒、鼎、奁的器物,实际上应被归为一类,即文献中所说的“匵”(古同“椟”),是古代妇女用来装玉器、首饰和化妆品的器物。只是有时候,这些器物做得太漂亮,让人忘了它们本身是做什么用的了,于是便有了韩非子讲的“买椟还珠”的故事——郑人觉得盒子比珠宝还好看,连里面的东西都不要了。


还有《说冰鉴》一篇,在“冰鉴”这一通行的定名背后,李零注意到这类器物的复合器性质——外面一层叫“鉴”,里面一层应该被称为“缶”,缶藏鉴内,在古代起到冰镇酒醴的作用。在《读首阳吉金》一篇中,李零利用铭文辨识和正名考订,指出了已出版图录中的一些问题,也使读者更清晰地了解到戈与戟等器物之间的区别。这些归类、辨别、定名的工作虽然显得很精专,却是我们认识古代文物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柿蒂纹



本书的题目“万变”二字出自秦简,而书封中一条鱼的图案出自汉代漆器——它是那么灵动飞扬、神采自如,一如李零在书中对于考古艺术之美的描述


《“方华蔓长 此名曰昌”》一篇是利用战国铜镜上的铭文,为俗称“柿蒂纹”的一种古代器物纹样正名。根据考证,李零认为,实际上“柿蒂纹”应被称为“方华纹”或“方花纹”。旁征博引之下,他通过细致的考古资料比对和文献考证,析清了这些器物的本来面目和艺术源流演变。


在书中他这样写道:“‘方华’即方花,意思是标志四方的花。这个词又可读为‘芳华’,指芬芳的花,一语双关。”“芳华”屡见于古代诗赋,不胜枚举。如屈原《楚辞·九章·思美人》中有:“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


战国时期文学家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中有:“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祛,赠以芳华辞甚妙。’”唐人李善的《文选》注本指出,前一句的《诗》指《诗·国风·郑风》的《遵大路》,后一句,李善注的解释是:“折芳草之华以赠之,为辞甚妙。”


李零阐述,从《登徒子好色赋》“李善注”和梁武帝的《乐府·芳树》看,“芳华”一词的“华”字,既可指草本植物的花,也可指木本植物与芳华谐音,而由此而来的“方华纹”既有线条之美,又有丰厚寓意,意味子孙绵延。


对于考古中蕴含的艺术之美,李零总能远离“职业病”,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讨论专家们认为严肃的话题


《万变》中收录了李零讨论雕刻与绘画的专论,比如从帛画中看《中国早期的墓主画像》以及《关于中国早期雕刻传统的思考》两篇文章。


2004年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大墓出土的两件裂瓣纹银豆引起了李零的注意,同类器物在中国很少见,书中列举了现有的8件作为比照参考。裂瓣纹并非我国的传统纹样,而是广泛流行于埃及、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半岛、伊朗高原和南亚次大陆,也流行于希腊、罗马,是西方艺术的典型纹饰。


中西文化交流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之前人们谈论更多的是隋唐时期的外来因素,而这样的器物,出土于战国时期山东青州地区的墓葬中,让人们看到早期中国文化艺术中的外来影响。


类似的艺术审美观念在古代传播的现象不仅局限于此,在《艺术中的动物》一文中,论述了很多青铜器物中都能看到的艺术发展轨迹,例如非洲的狮子来到中国后,形象渐渐发生变化,“它在中国的演变趋势是把狮子变成卷毛狗”,还有从古代器物老虎纹饰的三种表现手法中,也能发现其他地区对我国艺术影响的痕迹。


吸收融合、吐故纳新、兼容并蓄,“艺术是个最忌重复又最爱重复的活动,即使刻意求新的现代艺术也在所难免。”当李零将古代文物与现代艺术并置时,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本报记者 肖明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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