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问题兴起于元代，而兴盛并贯穿于明朝，其对有明一朝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文人们的创作也因其而受到影响，他们的笔端开始指向倭寇，描写相关现实，抒写对倭寇骚扰残害我沿海边疆百姓的愤慨！早在倭寇问题兴起的元代，就有诗歌反映倭寇扰边及当朝将领抗倭的事迹：
送慈上人归雪窦追挽浙东完者都元帅二首（其一）
日本狂奴扰浙东，将军闻变气如虹。
沙头列阵烽烟黑，夜半鏖兵海水红。
觱栗按歌吹落月，髑髅盛酒醉西风。
何时尽伐南山竹，细写当年杀贼功（1）。
诗述倭寇骚扰我浙江沿海，元朝大将完者都气势如虹，率军抗倭，战功显赫。元朝程端礼在《故中奉大夫淛东道宣慰都元帅蓟县翼上万户府谔勒哲图公行状》中记述到倭寇肆掠的场景：“……尝中夜，倭奴四十余人，擐甲操兵，乘汐入港。倭旋及昌国北界，掳商货十又四，掠民财百三十家，渡其子女，拘能舟者役之，余氓囗窜。”（2）从这段文字可见，倭寇在我沿海对百姓实施了劫财劫色的强盗活动。倭寇兴起时的元朝文学，已经关注到倭寇问题了，并对此以不同的文学样式进行表达。而倭寇问题猖獗的明朝文学当然更是逃脱不了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影响。罗洪先（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作者注）《赠九江陈兵宪十二首·其一》写道：“海上倭奴窥汉关，儒臣筹策未应闲。陈平早见推三杰，马援休夸靖百蛮。”（3）孙承恩（正德六年（一五一一）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作者注）甚至写过一篇专门针对倭寇的骂文《诅倭词》，情感鲜明，开篇写道：“诅倭词，诅倭奴也。倭曷诅也，呜呼，倭昔暴乱，荼毒吾民。吾民怨倭深且极矣，恨无以报之。”（4）下文大骂“蠢尔倭”祸害我沿海地区，表达对倭寇的痛恨和与倭寇势不两立的愤慨。
作为典型的叙事文学样式的小说，并没有及时地对倭寇问题作出反应。这一方面是与小说的地位和其在明朝发展情况有关。入明以后，明朝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因而对全国的思想文化实行了强有力的控制。朱元璋定国之初，就定下了教化、善俗、致治的治国要策。基于这样的国策，明朝之初就将儒学定为全国的正统学问，儒家讲求“入世”，讲求“修身治国平天下”，讲求仁义忠孝，这些正是明王朝巩固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为了宣扬儒学精神，朱元璋命令全国的府、州、县都必须设立儒学，并要求各地学校“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其他的书则“宜戒勿读”（5）。朱元璋还亲自筹划，开设“文华堂”招揽人才，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子监的功课，“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而且考试写的文章还必须“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6）。小说本来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明朝政府“独尊儒术”、“八股取士”等政策的引导下，读书人更不屑于阅读小说，更别说去创作了。而当时传播手段的落后，印刷出版业不发达，出版小说成本过高，追求利润的书坊不会冒险去出版小说，同时，那些走街串巷、爬山越岭的兜售书籍的小商贩也不会做这种没有市场和利润的生意。所以，小说在明初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是没有良好的生存土壤的。明初诞生的两部伟大的古典小说著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直到嘉靖年间才开始刊行于世，并渐渐影响后世就是典型的例证。这两部小说得以刊行，还是得益于上面提到限制小说发展的因素发生了改变，即政治束缚的解套、社会观念的转变、经济和出版业的发展等为小说的起步和发展培育了适宜的土壤。
另一方面，小说对影响终明一朝的倭寇反应迟钝，还因为倭寇问题本身的发展特点。
明初，倭寇虽然时有寇边，但是活动范围有限，毕竟没有对明朝社会没有构成什么太大的影响。永乐皇帝统治明朝后，对日本采取怀柔政策，与日本建立起了良好的外交关系——朝贡贸易，日本也对明朝称臣，只是明朝要为这“天朝上国”的虚假地位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但中日关系的改善，也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倭寇。这以后，虽然日本因政权更替，中断过与明朝的朝贡关系，但也只是暂时的。永乐至嘉靖这段时期里，中日主要还是以朝贡贸易维持了较为良好的关系，同时倭寇活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永乐十九年（1421），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堝全歼入侵倭寇二千余人，其中生擒数百，杀死千余人。经过这次沉重打击，俊寇的活动稍为敛战。这样使得之后的百余年间，沿海无大患。嘉靖皇帝即位，开始还是能够有一些作为，诛杀宦官，节用宽民，但后期荒淫无度，政治腐败。因为信奉道教，竟至于“自十八年即不视朝”（6），朝政被奸臣严嵩独揽，他卖官鬻爵，士大夫汇缘奔走，趋附其门下。整个朝政被严嵩搞得乌烟瘴气，正士遭殃，佞邪横行，影响深远。嘉靖三十七年刑部主事张翀就边防、财赋、人才方面对严嵩进行弹劾，其中，“财赋”方面讲道：“户部岁发边饷，本以赡军，自嵩辅政，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边卒冻馁，不保朝夕。”（6）如此腐败昏聩的朝廷，如何能组织好有效的边防？事实上，当时的海防已经是不堪一击了。首先是士兵严重缺员，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平均每卫由原来的五千人减少熬一千七百九十多人，而在伍士兵也多是些老弱残疾不堪战事。其次，武器战船等很多都破败残缺，配备不足。“铜山寨二十只战船仅剩下一只，浯屿寨四十四只战船减少到十三只。军粮缺支竟达二十个月。”海防薄弱，给倭寇侵扰沿海地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以至于，倭寇登陆沿海地区，竟如入无人之境。
我们还可以统计有明一朝倭寇扰边的次数，寻找一些倭寇问题数据方面的特征。洪武二年（1369）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倭寇袭扰明朝沿海共计30次；建文三年（1401）至正德十二年（1517），倭寇袭扰明朝沿海共计49次；嘉靖二年（1523）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倭寇在明朝沿海共行动543次，其中嘉靖二年至嘉靖三十年总计15次，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嘉靖四十四年总计528次；隆庆二年（1568）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共计32次（7）。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自入明以后，倭寇对明朝沿海骚扰频繁，在洪武年间，平均每年要来侵袭一次。明初以后的一百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倭寇侵扰明朝沿海次数大大减少，平均约两年半侵扰一次。但是嘉靖皇帝当政的这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倭寇问题几乎呈几何级数上升，在这段时间里，倭寇平均每年要侵袭十二次之多。而这段时间最严重倭患又集中发生在嘉靖三十一年至嘉靖四十四年这十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平均每年倭寇来袭多达四十次。据统计，这段时间倭寇来袭最多的一年有一百零一次！嘉靖以后的半个世纪，倭寇扰边次数又成几何级数下降。
而嘉靖年又重新严厉实行海禁政策，从而断了沿海商人和日本的财路，所以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企图寻求突破海禁。当无法通过政治途径合法解除海禁，那就只好铤而走险，使用武力了。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局面，不但有日本人劫掠沿海地区，还有沿海大户或者商人组织武力也参与进来，而那些小户商人或者游民奸民为了利益，也成为倭寇的帮凶，充当倭寇的向导。正是由于中国人自己参与倭寇活动，使得倭寇劫掠不仅仅限于沿海狭小的区域了，而是可以向中国沿海地区纵深突进，并且中国人自己熟悉地形，在倭寇具体的劫掠过程中可以为其提供很大的便利。这样一来倭患的对中国的祸害从地域上大大扩大，从程度上讲则大大加重。
倭寇沿海次数的大大增加，倭患向沿海陆地纵深蔓延，使得倭患对中国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受害最深的东南沿海地区。首先是破坏了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使明政府财政收入大减，更加深了明政府的财政危机。倭患“受害浙最剧，次南直，次闽，又次粤”（8），“江南苏、松、杭、嘉等府，田赋甲天下，江北扬州、通、泰等处，盐课甲于天下。”经过倭寇焚戮之后，“至于人民荼毒，闾井萧条，就使生养休息，不十余年，未得复旧。”嘉靖三十六年二月，户部尚书方钝说“盖由迩来东南苦倭患，岁入仅半常数”（9）。其次，倭寇之患消耗了明朝的大量人力和物力，直接影响了东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萌芽也起了一定的摧残作用。嘉靖时的倭患“首尾七八岁间，所破城十余，掠子女财物数百千万，官军吏民战及俘死者，不下数十万……天下骚动，东南髓膏竭矣。”（10）明政府在剿平这次倭寇之役中，“用兵以百万计，费金钱不计其数”，“……此可谓宇宙以来所无之变矣”（11）。
综上论述，明初之后到嘉靖朝这段时间里，沿海倭寇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大体看次数并不算太频繁，尤其是永乐朝开始后的明朝，倭患更是偶尔发生的事，所以这段时间里的倭寇问题还没有在明朝社会引起太大的社会反响，整个社会的注意力也不会被太大的吸引过去，那么文人墨客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也不会过分地关注倭寇问题。所以，即便不考虑明代通俗小说发展的特征这一方面，就算明代通俗小说从入明就一直处在良性发展状态，倭寇问题进入明代小说的可能性也不是太大，这段时间的倭患还不足以刺激明朝社会的神经。只有到了嘉靖年间，倭寇猖獗，对明朝社会产生巨大的祸害，无论是对经济还是对政治，无论是官宦还是百姓，倭寇都影响巨大——这一点从上面的论述已经可以看到，这时候，社会的注意力自上而下都被吸引过去，整个社会神经已经被倭寇问题深深地刺激了，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也自然会格外地关注，小说家们也才会将这一问题诉诸笔墨。
较早地反映倭寇问题的小说是明中叶洪楩的《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风月相思》。此本为一篇才子佳人式的短篇小说，主要叙说冯琛与直殿将军赵彧之女赵琼之间的爱情故事。其中穿插了一小段关于冯琛奉旨抗倭的内容：“俄闻倭夷有警，上敕生为静海将军，即日承命。”“生之英风锐气，所向无前，驻扎连栈。倭夷鏖战徉走，生兵追之。倭度其半入，以精兵五千，出其不意，由别道尾其后，官军溺死者无算，江水为之不流。生呼谓众曰：‘今天败我，非众之罪也！第无以报效朝廷。’生复招集残兵，整顿军旅，身先士卒。众乃奋身戮力，与敌鏖战，无不一当百。倭夷大败。生喜曰：‘不意天兵之果锐也如此！’倭夷遂遣使称臣求和。生恐有变，许之，奏凯而还。”通俗小说，据目前作者搜集的资料显示，最早的涉及倭寇的是明末冯梦龙《喻世明言》中的《杨八老越过奇逢》，这也是目前发现最早对倭寇问题有较为详尽叙述，且倭寇内容成为小说情节发展主要内容的小说。为了更一目了然地把握明清涉及倭寇问题的通俗小说的数目，兹列表格：
纵观这些涉及倭寇的明清通俗小说内容，不少作品中的倭寇内容甚至仅仅只是作为背景提及，述及倭寇内容稍详细点的作品，也不过是将这方面的内容作为整个作品的一个情节，总之，与倭寇有关的内容在这些小说中大多并不占主导地位，只有少数作品，如《喻世明言》之《杨八老越国奇逢》、《西湖二集》第三十四卷《胡少保平倭战功》等，倭寇内容占了相当分量，甚至居于主导地位。
从头至尾，以倭寇相关内容为主的，只有一篇《胡少保平倭战功》，该篇小说差不多是以倭寇之兴为作品之始，以平息倭患为终。《杨八老越国奇逢》之杨八老的奇特遭遇，皆是因“倭寇”而起，故倭寇内容在本小说中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地位比较重要，铺叙得也比较详细。《型世言》第七回《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王翠翘死报徐明山》，则是以王翠翘与徐海故事为主要内容，倭寇内容只是依附式地表现罢了。其余几篇《刘伯温荐贤平浙中》、《打关节生死结冤家，做人情始终全佛法》、《媚婵娟》，倭寇内容都是穿插于作品中的非重要内容，或稍有提及。长篇通俗小说，以《雪月梅》、《玉蟾记》两部小说描写倭寇内容为较多的作品。《雪月梅》以岑秀与雪姐、月娥、小梅的因缘故事为主线，着重描写一批英雄豪杰抗倭斗争的内容。《玉蟾记》同样的，是以张昆与陈素娥等十二女子的宿缘为主线，表达一种前生来世、因果报应的生命轮回观，其中倭寇内容成为小说情节开始、发展、转换的关键因素。《金云翘传》虽然是以王翠翘与徐海故事为基础演绎而成，与之关系紧密的倭寇内容理应成为重点，但事实并非如此，小说是以表现王翠翘的命运遭际为主要内容。其余长篇，或多或少地写到倭寇内容，都不过是穿插于整部书中的一小部分、一个情节。由此可见，倭寇问题虽然没有完全淡出小说家的视野，但是也并非他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另外，以上通俗小说，明确地以嘉靖时代为背景的有《型世言》第七回《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王翠翘死报徐明山》、《胡少保平倭战功》、《打关节生死结冤家，做人情始终全佛法》、《媚婵娟》、《金云翘传》、《玉蟾记》、《雪月梅》、《绿野仙踪》和《歧路灯》，而《绮楼重梦》中的倭患之严重，犯沿海边境倭寇之多，恐怕也只有嘉靖倭患才堪合其实，该书后记又有：“当在明永乐以后，万历、天启之间耳”，似可推其背景当也在嘉靖朝。从数量上看，反映嘉靖倭寇的小说占据了大部分，嘉靖倭患在明清通俗小说中被如此“偏重”，明显的一个原因应该是上文论述到的：嘉靖倭患特别严重。或许，这并非这种现象的唯一原因，清朝时期外夷列强觊觎我国，小说家援古证今、寓今于古亦未可知，当然，这一看法尚无充分证据，不过是个有益的猜测罢了。
参考文献：
（1）[清]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四十一）[M].中华书局，1987.
（2）[元]程端礼.畏斋集（卷六）[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明]罗洪先，撰.念庵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4）[明]孙承恩.文简集（卷十一）[M].台湾商务印书馆.
（5）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6）[清]张廷玉，等撰.明史[M].中华书局，2002.
（7）[日]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M].杨翰球，译.武汉大学出版社，
（8）王有立.茅瑞征，撰.中华文史丛书·皇明象胥录[M].日本条华文书局，1969.
（9）[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217）[M].中华书局，2002.
（10）嘉靖实录（卷444）.
（11）合州史料（卷18）[C]//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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