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檀君开国传说的产生背景及其性质
在韩半岛，普遍流行的檀君开国的传说最早见于13世纪末高丽僧一然著的《三国遗事》卷一：
《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檀君王俭，主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与（唐）高（尧）同时。《古记》云：昔有桓因（原注：谓帝释也）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父之子意，下视三危大伯，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印三个，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原注：即太白，今妙香山）神檀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时有一雄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檀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檀君王俭，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都平壤城，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忽山，又今弥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檀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山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岁。
《三国遗事》自谓根据中国的《魏书》，但《魏书》并无此项记载。《世宗实录·地理志》首先对传说加以记载，郑麟趾《高丽史·地理志》以檀君之国为前朝鲜，箕子之国为后朝鲜，卫满之国为卫满朝鲜，最早提出三朝鲜说。世宗曾强调檀君开国的意义，即位十一年于平壤箕子陵侧建檀君祠，与高句丽始祖东明王并祀。但李朝儒学家大都否认檀君开国，如《箕子实纪》著者李栗谷说：“檀君首出，文献无征。”《东史纲目》著者安鼎福也说：“按《东方古记》等书所言檀君之事，皆荒诞不经，其所称桓因帝释出《法华经》，其他所称皆是僧谈。”据丁福保《佛学辞典》“桓因”条，桓因是“释提桓因之略，帝释天也”，“释提桓因”条也指出，释提桓因可“略称释帝与帝释”，桓因即帝释这种观念出自佛教思想。这则神话还出现“天王”、“符印”等宗教用语，显然与道教有关，因此，这则神话的产生是在佛教、道教传入朝鲜半岛之后。朝鲜盛传《天符经》，据称是檀君所传：
一始无始。一析三。极无尽本。天一一，地一二，人一三。一积十矩。无匮化三。天二三，地二三，人二三，大三合六，生七八九。运三四，成环五，七一妙衍。万往万来，用变不动。本本心，本太阳，昂明人中。天地一一，终无终一。
从中看出，这种哲学思想受中国《老子》影响之深。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檀君神话的产生是在道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以后。即使真的存在过作为《天符经》作者的檀君，其生活的年代也一定在4世纪以后，而不是与中国唐尧时代同时。中国的文字的起源也只能上溯到夏商时代，在尧舜禹时代，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绝不存在成熟的文字，说《天符经》是与唐尧同时代的檀君“以鹿图文字传世”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朝鲜民族本我国扶余族的一支，扶余族普遍流传着神兽交婚的神话。高句丽始祖的故事与此一脉相承。据《魏书·高句丽传》：
“先祖朱蒙，母河伯女，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孕生一卵。母置暖处，一男破壳而出。及长，字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之臣谋杀之，朱蒙东南走，道遇大水，鱼鳖并浮成桥，得渡。至纥升有骨城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
传说高句丽的始祖朱蒙是天帝之子的北扶余王解慕漱与河伯之女结婚而生。韩国史家李丙焘引安廓之说，在韩语中“桓”与“解慕”语音相似，“雄”与“漱”字义相同，河伯可作韩语Koma或Kaima的借字，在高句丽可代以熊字和貊字，河伯女与熊女同为一人。
檀君开国传说，在高丽中期以前尚无踪影可寻。宣和五年（1123）宋使随员徐竞访高丽，根据闻见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没有提到檀君开国传说。高丽史家金富轼的《妙香山普贤寺碑》及《三国史记》中把妙香山传为檀君的降生地，“平壤者，本仙人王俭之宅也。”王俭也作王险，原为平壤的古名，韩国民间一直流行平壤仙人的传说。平壤相传本是中国圣人箕子来王之地，又曾经是高句丽的国都，高丽时代称为西京，在高丽末期出现的檀君开国传说，把妙香山的山神拉到平壤，作为开国始祖，是很自然的事。
韩人素以继承中国正统文化为自豪，却被一向视为夷狄的蒙古人百般蹂躏。高丽末期，元朝曾于13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占领平壤以北地方达二十年，置东宁府于平壤。檀君开国传说，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穿插以韩国氏族社会的酋长传说而制作的，托始檀君开国与中国圣君唐尧同时，表示其立国之悠久，借以唤起民族的自尊心，目的是为了昂扬民族精神；而假托檀君建都平壤，则不外要唤醒国人铭记祖宗的发祥地。
二、东夷族与韩半岛原居民之间的关系
神话传说与历史事实之间往往存在着差距，那么，韩半岛上的居民究竟是从何而来，与古代中国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中国史籍称古朝鲜人为“东夷”，意即“东边的弓箭手”。所谓“夷”是我国古代华夏族对于边民的统称，即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是也。“东”这个方位概念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在古中原之初，华夏人主要居住在今河南省中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及山东省各一部分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夷人与概念上的华夏人难以区别，自古夷即华夏，华夏也是夷，夷人就是生活在相对偏东一些的华夏人，即便后来以东方为发源地自居的商王朝也郑重宣告自己是“炎黄”的直系后代，从地理环境上看，华夏和东夷之间没有高不可逾的山脉和深不可渡的大海相隔。东夷作为一个统一的名词来自于周代，是周王朝的统治者对相对于关中以东、东方部落的称呼。他们散布于满洲地区、中国东部沿海、长江以北和韩半岛。还有其他一些部落，即居住在满洲地区的徙貊和居住在韩半岛上的韩人，他们都属于通古斯族，语言上属阿尔泰语系。中国的满族、蒙古族、锡伯族、达斡尔族、赫哲族、日本大和族、东北亚索伦族也都属于通古斯族群。
散居在阿尔泰山脉的部落民族，在数千年前，逐渐向东方迁移。诸部落中的通古斯族定居于韩半岛，为韩民族之始祖。在东夷迁韩以前，韩这个名称与韩半岛的关系并不大；在周朝时，韩则是半岛上的土著，现在的朝鲜（或称韩）民族主要是以半岛南部的韩人为主体，融合了汉人、徙貊人、朝鲜人、夫余人、高句丽人、女真人等而形成的。春秋时在中国也有一个韩国，位列五爵第二等——侯爵，虽然是周室近亲，但国家太小，不久韩国便被晋国灭掉，其统治者进入晋国继续做贵族。《诗经·韩奕》中说：“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由此可以知道，周天子只是封了一个宗室到韩城，但其地的人民则大部是异族，其中的追和貊即为前述的韩族人和徙貊人。作为东夷之一的这个韩是不断迁移着的，被晋国吞并的那个韩只是其留在中原的一支。金庠基在《韩徙貊移动考》中，根据《诗经·韩奕》篇和王符的《潜夫论》等文献的研究，详细考察了古韩族人的移动，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岐周之西向陕西韩城迁移；第二个阶段从那里移到河北固城一带；第三个阶段再从那里往韩半岛一带移动。因此，半岛的韩和中原的韩其实是同源的，都出自韩城，而韩城之“韩”恰恰来自韩族人之“韩”，作为东夷的一个部落，朝鲜半岛上的“韩族人”与我国历史上的韩国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濊貊-汉部落（中国东北地区）是韩民族祖先的一部分，在他们强大的攻势下，鲜卑从兴安岭被赶到黄河以北，创造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自己独特的青铜文化、历史与语言，之后在朝鲜半岛逐渐发展出了古朝鲜、扶余、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王国、统一新罗、高丽与朝鲜，这也成为了韩国历史的基本结构框架。
三、箕子开国的传说及中国古书有关东夷人建国的记载
《史记》记载箕子封于朝鲜，始见于《宋微子世家》：
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但略早于《史记》的伏胜的《尚书大传》卷三已经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武王胜殷……释箕子泅，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
《世记》和《尚书大传》都是两千年前的著作，其记载有相当的根据，过去的朝鲜史家都一致尊箕子为朝鲜史上的正统，自称其国为“箕国”、“箕封”。班固的《汉书》对箕子到朝鲜以后的设施记载更为详尽，《汉书·地理志》“燕地”条云：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朝鲜，教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仇，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
说明箕子对朝鲜的开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箕子的后人中其有史可考的是四十余世孙箕准及其子否，但记载都非常简单。韩人崇拜箕子，文献可考者初见于隋唐，如《旧唐书·高丽传》载有祭祀“箕子神”，高丽肃宗七年发现的今平壤北门外玉兔山的箕子陵，相传埋有箕子的剑和冠。李成桂代王氏高丽而兴，李朝自称为“小中华”，对箕子异常的崇拜。一般儒学家对被孔子赞为“三仁”之一的箕子极其崇拜，《箕子实纪》、《箕子外纪》等书风行一时，他们虽然否认或怀疑檀君开国，但一致承认箕子开国，把朝鲜的开化归功于箕子。但近代的一些朝鲜史家往往把箕子开国的传说全盘否定，认为箕子开国的传说完全是中国的，而非朝鲜的；李朝箕子崇拜的流行，是由于李朝儒教政治的确立，和感激明军壬辰、丁酉二役之援助，即基于李朝事大慕华精神的昂扬。
司马迁的《史记》距箕子时代已有千年之久，难断言其绝对可靠，但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说：
至于朝鲜与箕子之故事，实不啻指示吾人曰，商与东北本有一密切关系，故于丧败之后，犹能退保辽东，而周公成王征东夷之兵力终不及也。不然，以丧败之余烬，焉能越辽海而王朝鲜，必其原有根基，然后可据地理的辽远形势以自保也（《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中国》，页34。）
我们无法证实箕子其人其事，但汉人最早在朝鲜半岛建立原始国家，输入中国文化，是不争的事实，箕子传说，充分反映了汉人对朝鲜开国的重要贡献。元代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卷一氏族记载汉人八种：契丹、高丽、女真、竹因歹、朮里阔歹、竹温、竹亦歹、渤海（女真同），把高丽归于汉人不一定符合实际，但反映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我国东北及渤海沿岸，自古普遍流传着卵生的传说，如《诗经·商颂·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殷商的祖先也是卵生。高丽朝宰相李奎报的《东相国集》中收有《东明王》篇长诗，注明东明之母河伯女本有三人，名柳花、萱花、韦花，这与满族的三天女传说相酷似，反映出高句丽族与我国东北宗族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实际上，在檀君传说产生前，在中国关于古三韩、三国（高丽、百济、新罗）的记载史不绝书，从中不难发现古东夷人建国的影子：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秦末，中原大乱，燕齐赵人避难朝鲜数万人”，相传辰韩就是流亡的秦人所建立的国家。
《后汉书·东夷传》：“辰韩耆老，白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与之……国出铁，秽、倭、马韩并从市之，凡有贸易，皆以铁为贷。”
《旧唐书》中的“东夷”包括高丽、百济、新罗、倭国、日本。“高丽者，出自扶余之别种也。其国都于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五千一百里。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交替之日，或不相祗服，皆勒兵相攻，胜者为之。其王但闭宫自守，不能制御。次曰太大兄，比正二品。对卢以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城。大城置傉萨一，比都督。诸城置道使，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掌曹事。衣裳服饰，唯王五采，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其冠及带，咸以金饰。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 。
《论语正义》云：“九夷者，一玄菟、二乐浪、三高丽、四满饰、五凫臾、六素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
《新唐书》：“登州东北海行千余里至鸭绿江，乃东南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自鸭绿江舟行，东北溯流五百余里至凡都县，故高丽王都也，又东北溯流五百里，又陆行千里至渤海王城。盖唐时高丽在今朝鲜北境，而渤海又在其北，想今海西、建州女真所据即其地也。后晋天福元年，高丽王建击破新罗、百济，于是东夷诸国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节度、百二十郡，则新罗、百济并于高丽，在今朝鲜境内矣。”
《通典》：“秦并天下，其淮、泗夷皆散为人户。其朝鲜历千余年，至汉高帝时灭。武帝元狩中，开其地，置乐浪等郡。至後汉末，为公孙康所有。魏晋又得其地。其三韩之地在海岛之上，朝鲜之东南百济、新罗，魏晋以後分王韩地。新罗又在百济之东南，倭又在东南，隔越大海。夫余在高丽之北，挹娄之南。其倭及夫余自後汉，百济、新罗自魏，历代并朝贡中国不绝。而百济，大唐显庆中，苏定方灭之。高丽本朝鲜地，汉武置县，属乐浪郡，时甚微弱。後汉以後，累代皆受中国封爵，所都平壤城，则故朝鲜国王险城也。後魏、周、齐渐强盛。隋文帝时寇盗辽西，汉王谅帅兵讨之，至辽水遭疠疫而返。炀帝三度亲征：初渡辽水败绩；再行，次辽水，会杨玄感反，奔退；又往，将达涿郡，属天下贼起及饥馑，旋师。贞观中，太宗又亲征，渡辽，破之。高宗总章初，英国公李勣遂灭其国。”
由于战争和迁徙，半岛居民移居中国内陆的情况也不鲜见：
《魏书》卷二：“辛酉，车驾发自中山，至于望都尧山。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徙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车驾次于恒山之阳。”
《通典》卷七：“总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丽国，虏其王，下城百七十，户六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年，徙高丽民三万，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
四、朝鲜国号的确定及由夷到华的转变
王氏朝鲜不久就被李氏朝鲜取而代之了。李成桂既以亲明为号召取得政权，即位后便遣明求封，请就“朝鲜”“和宁”二名选择其一为国号。和宁是李成桂的发祥地，朝鲜则有深长的历史意义，所以明太祖决定命名为“朝鲜”，《朝鲜太祖实录》卷三“癸酉三年二月”记载：
东夷之号，唯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
最使朝鲜感恩不尽的，是明神宗万历年间为朝鲜抵抗日本的侵略，历时七年，终使朝鲜免于亡国之厄。《朝鲜肃宗实录》卷一“乙卯元年正月己巳”：“龙蛇岛夷之乱，万历皇帝为之动天下兵，捐大府数百万金，文武将士不辞陨躯捐身于锋镝之下，卒以拔之水火之中，措诸衽席之上，其兴灭扶颠之德，与天无极！……
肃宗并为此在三十一年筑“大报坛”于禁苑，奉祀明神宗，英祖时并以明太祖及明思宗附祭之。明亡于清，朝鲜仍念念不忘为明复仇。《肃宗实录》卷二：“元年（1675）乙卯正月己巳”条：
呜呼，丙子之事（指皇太极崇德元年之伐韩），天不吊我，禽兽迫人，栖我于会稽，厄我于青城，虔刘我赤子，毁裂我冠冕。当是时，我先王忍一死为宗社，捐一耻为万姓，而沫血饮泣，含羞拊心，思一有所出，以至于今，天道屡周矣，人神愤盈矣。今日北方之闻虽不详，而丑虏之窃据已久，华夏之怨怒方兴，吴起于西，孔连于南，郑窥于东……我以比邻之邦……而不于此时兴一旅，弛一檄，为天下倡……不徒操刀不割抚机不发之为可惜，实恐无以奏假于我祖宗我先王而有辞于天下万世矣。
朝鲜认为，明朝对其有三大恩：明太祖赐国号的“大造之恩”，明神宗击败日军使藩邦得以复国的“再造之恩”，崇祯帝派皮岛总兵陈洪范救援被皇太极围困在南汉山城仁祖的拯救之恩。在朝鲜的“小中华”思想中，只认同汉族政权具有中华正统，非汉族的任何正统都是夷狄。虽然朝鲜最初自我定位为“夷”，但以“慕华”而加以逐渐改变，宣扬“以夷变华”，认为高丽时期有变华之实，而朝鲜王朝时期就变成纯粹的中华，且在中华世界体系中，惟有朝鲜实现了由“夷”到“华”的转变。明朝灭亡后，清朝是夷狄，朝鲜为中华余脉。他们一方面在与清朝的宗藩往来中，恭行藩国的职责，谨守藩邦之位，另一方面在国内却大肆宣扬满洲为夷狄，清帝为夷狄之主，源自《春秋》的华夷观成为对清的基本准则。朝鲜在与清朝双边的往来中，相当礼敬，清朝一再减免岁贡及其方物，优待朝鲜使节，广施恩于朝鲜，朝鲜在潜移默化之中，逐渐消除了敌意逐步走向和好和认同，但在内在的文化心态上，朝鲜从未视清朝为“上国”、“宗主国”，最多不过看作“大国”，即便如当时主张向清朝学习的北学派代表人物朴趾源在《燕岩集》中也这样写到：
戎狄之性如溪壑不可厌也。皮币之不足而犬马焉，犬马之不足而珠玉焉。今乃不然，慈谅而款至，体恕而委曲，不施烦苛，无所违拒，虽吾事之大诚，足以感彼而驯其性，然彼其意，亦未尝一日而忘吾也。何则？彼寄居中国百有余年，未尝不视中国为逆旅也，未尝不视吾东为邻比也。及今四海升平之日，所以阴狃我人者多矣。遇之厚，欲其市德也；结之固，欲其弛备也。他日归巢压境，而坐责以旧君臣之礼。饥瘵焉，求其周；军旅焉，望其助。安知今日区区纸席之蠲，不为异时犬马珠玉之需乎？故曰：可以忧而不荣者，此也！
北学派拘泥于传统的华夷观，未接受清朝为中华正统，始终对清朝的“德化”、“施恩”心存戒备。从制度上，朝鲜衷心履行藩国职责，行事大之礼；从文化心态上，朝鲜从未有过臣服的表现，永远处于独立抗拒的姿态。近代韩国民族主义在尊王攘夷中得以脱胎而出，尤其在日帝统治时代，在攘夷的传统下，韩国的民族主义得以新生。
参考文献:
孙卫国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 商务印书馆2007年
杨 军 《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朱云影 《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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