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光做伴好读书，这是如今提倡阅读时经常被用到的一句话，而“2017书香天津·春季书展”也恰好正在举办，吸引了不少爱书的市民参与其中。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天津市就曾经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读书运动。
这场由当时的天津市文化局、教育局等部门联合举办的“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从1958年5月持续到12月，使得天津市出现了“处处有读书声”的场景。
在那个年代，书籍的种类和数量不像如今这样丰富，所以当年的读书运动中有很多如今的人们所不了解的小细节。幸而，天津市档案馆中保存着当年读书运动实施办法的部分内容、推荐阅读的书籍目录等资料，对照资料，再通过当事人的讲述，当年的很多细节得以还原。
1958年的读书运动并不是所有市民都能参加。实施办法中规定，读书运动按照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级，其中，甲级为高中以上，乙级为初中以上，丙级为高小以上，而文化程度在高小以下的不能参加，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其实和当时数量庞大的文盲群体有关
新中国的扫盲工作自1949年就开始推行，在当时，识字量达不到2000字的人，被视为文盲或半文盲，都是扫盲对象。因为文盲和半文盲数量庞大，扫盲也就成了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以1952年为例，按照计划，当年需要解决32万名文盲和半文盲的扫盲问题。
市民崔宇鑫老人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天津市的不少中小学都曾经是扫盲的课堂，文盲和半文盲被集中到速成识字班，被要求在5个月内掌握2000个左右生字，具备初步的读写能力。
在天津开展读书运动之前，发生了一件和识字、阅读相关的大事——国家公布了自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研制的汉语拼音方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先生说，这一方案是“300多年来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也是60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拼音方案的经验总结”。
上世纪50年代，刚到棉纺厂参加工作的刘连生是扫盲组的成员。他记得，在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的大形势下，书店出版了一批带有拼音的读物供大家阅读，然而在当时，这样的读物并没有缓解大家在阅读中遇到的困难。
“现在的小学都是先学拼音，掌握了规则就可以阅读了，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文盲本来就多，对于他们来说，学拼音和学一门外语的难度差不多，所以我教他们新的汉字时，不是通过拼音，而是在生字下面写一个他们认识的同音字。比如‘乾’的下面写上‘前’，‘厚’的下面写上‘后’。”刘连生回忆说。
所以，崔鑫宇和刘连生都觉得，当时让具有初小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参与阅读是有道理的。用崔鑫宇的话来说，扫盲班里出来的很多人，虽然认识了一些汉字，但仍旧不具备阅读文学作品的能力。
读书运动推荐书目
当时人们参与读书运动的热情非常高，到1958年6月初，参加这项运动的群众已经达到26万人
根据档案显示，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参加读书运动的读者，都需要在推荐的书目中选定10本。这10本书不能是同一类别，其类别比例为：政治思想类图书4本、科学技术类图书两本、文学艺术类图书4本。
主办方制定了市级的图书推荐目录，同时各单位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推荐该目录以外的书目，但推荐数量不能超过5本，而且类别比例不能变动。
读书运动以一年为限，只要按类别比例读完市级推荐目录中的10本书就可以参加评定，其中成绩优良的可以获得奖章。
实施办法中特意指出，不能让参加读书运动的群众感到“要求太高”，也不能感到评定条件难以达到。
关于评定办法，档案馆提供的资料显示，市里并不做统一规定，而是由所在单位的读书运动领导小组自行决定，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如开展读书心得座谈会、测验、写心得等活动，或者通过读书使得思想上有收获，从而在生产、学习、工作中有一定进步和提高者，均可列为初步名单。之后经读书运动指导小组批准，即可获得奖章一枚。
当时人们参与读书运动的热情非常高，到1958年6月初，参加这项运动的群众已经达到26万人。
读书运动中，市里推荐了大约200本书籍。从天津市档案馆保存的规定原文中，可以看到政治思想读物类别的部分推荐书目，其中包括《整顿党的作风》《论人民民主专政》《社会发展简史》《青年修养十二讲》等。
“我身边的人愿意读政治类和技术类书籍，特别是那些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所帮助的技术类书籍。至于文学作品，很多人其实是因为没有欣赏能力而不太愿意去读。不过，当时市里经常有文学作品分享会，想听的人到主办方那里去领票，去现场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一般都会很有收获。”刘连生说。
在刘连生的记忆中，读书运动开展前，他阅读的大多数是古典作品，如四大名著等。1958年，和平区图书馆的一项统计也表明，在开展读书运动之前，古典作品的借阅量比较大，但随着活动的开展，现代作品的借阅量显著提高。刘连生的阅读趣味，也是从那时开始发生了变化。
据刘连生回忆，他读的第一本推荐书目中的文学作品是《红旗谱》，书中塑造的那些淳朴、勇敢、立场坚定的英雄形象，在他年轻的心中激起了报效祖国的万丈豪情。此后他找了很多同类作品阅读，如今反映近代以来社会现实的作品，在刘连生的阅读中占有很大比重。
读书运动奖状
“当时越是刚刚摘掉文盲帽子的人，一旦发觉了读书的魅力所在，越是如痴如醉、如饥似渴。我们厂的一位老师傅，住在一所小学附近，当年读《论人民民主专政》，遇到不认识的字，有时候问我们这些年轻人，有时候站在家门口问路过的小学生。他的那本书中，很多字下面都用小字写着同音或者相近音节的字，而且字迹各不相同”
根据不完全统计，到读书运动结束时，坚持到最后的有近千家单位的近9万人。从当时媒体报道的数据看，虽然和最初庞大的参与人数相比，坚持到最后的人不到一半，但在那段时间里，用一位曾经的参与者的话来说，是“处处有读书声”。
在刘连生看来，很多人之所以没能坚持到最后，是因为“力不从心”或者只对某一类书籍感兴趣。比如他自己，其实对枯燥的专业类书籍并不喜欢。
与此相对照的是，一些并不符合参与读书运动条件的市民却一直坚持读书，其中有些刚刚摘去了文盲的帽子。
“当时越是刚刚摘掉文盲帽子的人，一旦发觉了读书的魅力所在，越是如痴如醉、如饥似渴。我们厂的一位老师傅，住在一所小学附近，当年读《论人民民主专政》，遇到不认识的字，有时候问我们这些年轻人，有时候站在家门口问路过的小学生。他的那本书中，很多字下面都用小字写着同音或者相近音节的字，而且字迹各不相同。”刘连生说。
热衷于读书的市民甚至还办起了图书馆，这些民办图书馆的书籍大部分是由附近市民你家一本、我家一本凑起来的，当时很多地方都用“捐一本，看百本”来鼓励市民捐书。民办图书馆一般设在居委会、商店、储蓄服务站，有的在市民家中，市里和区里的图书馆会从业务上给予指导。
爱读书的刘连生，当年因为没有完成技术类书籍的阅读而没能参加最后的评选，这也成了他读书生涯中的一件憾事。
时光流逝，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已经慢慢淡去，但刘连生相信，那时培养起的对读书的热爱，会让很多人一生受益。
本报记者 李宁
图片由天津市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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