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两年前从中央电视台退休，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便过起了她真正的荧屏外生活。两年来，她很少在公众视野中露面，只是偶尔会在类似倪萍新书发布会这样的场合捧场。
功成名就的人退休后闲云野鹤般的生活状态，很容易令人羡慕。比如同在央视的播音员康辉说，他每次见到敬一丹就会开玩笑说：“真羡慕您退休了。”
让康辉真正羡慕的，并非敬一丹退休后的清闲，而是她有更多时间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作为1976年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敬一丹与她的同学完成了一本记录青春和时代的书——《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这个很有年代感的名词，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工农兵学员”始于1970年，高校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之后共有94万年轻人入校学习。1977年恢复高考，工农兵学员招生成为历史。1976年入学的那一届就成为了“末代工农兵学员”。
敬一丹正是在1976年进入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工农兵学员的经历，让敬一丹这代人有了特殊的青春记忆。之所以和同学们写下这样一本书，是因为他们想通过自己的视角，折射出几十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作为记者、主持人、学者的敬一丹，她的经历不仅是个人的，更关联着一个国家、时代的发展轨迹。
“‘末代’这个词有着多层次的味道，它带着特殊年代的旧痕迹，也有新时代的些微征兆，‘末代’意味着一种终结，也留下了绵长的回味”
工农兵学员，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独特现象，而敬一丹作为亲历者，面对今天和明天，讲述自己的过往，体现着媒体人特有的记录意识和传播意识。“我的同学现在几乎都到了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年龄，人到这个时候，就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也到了记录的时候了。真正促成我们去写这样一本书的原因，是我和年轻人在一起交谈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对那段历史印象很模糊。我想趁着我们还没有忘记，把我们的经历记录下来，告诉年轻人。”敬一丹说，她真正的目的，是想和不同年龄段的人们谈谈“我们”。
敬一丹这样理解“末代”：“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才意识到，76级与77级的区别，不是届的区别，而是代的区别。就是这样巧，我们入学、毕业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向后看，末代工农兵学员与往届工农兵学员不同；向前看，与77级、78级更不同。‘末代’这个词有着多层次的味道，它带着特殊年代的旧痕迹，也有新时代的些微征兆，‘末代’意味着一种终结，也留下了绵长的回味。”
“饥渴”是敬一丹那代人对青春最深刻的记忆——从最基本的吃饭，到最高级的读书
他们回味的是作为工农兵学员两年的大学生活，那其中多是对知识的渴求，自然也有物质匮乏年代味蕾的记忆。
敬一丹向记者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作为北方人，她特别喜欢吃面条，但是大学食堂那时从来不卖面条，但也不是根本没有，病号饭可以有面条。敬一丹回忆，那时她就经常想怎么才能生病，因为生病就有机会吃面条了。后来她终于生病了，去校医院开药的时候，她弱弱地和医生说：“能开一个病号饭的条吗？”大夫给了她一个小纸条，敬一丹拿着小纸条开始期待。
到了食堂，大家排队买大锅饭，只有一个小窗口可以买病号饭，敬一丹排着队就在想象这碗面是什么样的，是炸酱面还是热干面，是放西红柿还是菠菜，她甚至在想，是带回宿舍吃还是在食堂吃。食堂一个凳子都没有，这样吃面太没有享受的感觉了，可是回宿舍吃，别的同学馋了怎么办。“面条来了，饭盆递给我的时候就是糊状，没有西红柿，没有葱花，没有菠菜，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煮了多久，我真有点委屈。我站在那儿把一碗面吞了。从那儿以后，我再也没有病过，也没有获得过病号饭的小条。”
这样一件小事，其背后所反映的时代记忆就是“票证经济”。那时什么都凭票购买，物质紧缺时代对于工农兵学员敬一丹而言，最直观的记忆是“我就想吃碗面”。
后来敬一丹还是满足了想吃面条的愿望。那时北京东方市场有一个小餐厅，有一次敬一丹拿着攒了很久的三角二分钱，在那儿买了一碗担担面，那碗面对她而言是最大的享受。不管周围多么嘈杂，世界于她而言就是眼前碗里那一根根的面条，以及小芽菜和麻酱。那一小碗面并不能吃饱，但敬一丹没有任性地再买一碗，她擦着嘴心满意足地回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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