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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座博物馆里都珍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好似一本有趣的历史书。
形形色色的展品中凝结着各种各样的往事，
好似一座记忆的宝库。
在2017年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
滨海广播《城市记忆》联合市文广局博物馆处推出系列专题《博物馆里的记忆》，
走进天津的特色博物馆，
带您领略那些散落在不同时空中的记忆故事。
这里有沉淀百年的味道，这里有沉淀百年的建筑，这里有沉淀百年的故事，20世纪三十年代，这里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博物院”。这里就是坐落于天津的北疆博物院。回眸百年，它曾经如此辉煌，却又为什么经历了70余载的沉寂？沉寂过后，又是因什么缘故重现光彩？ 今天的《城市记忆》“博物馆里的记忆”系列专题，让我们和您一起聆听北疆博物院里的岁月传奇。
来自天津滨海广播
当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旧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时，伴随而来的，是中西文化的强烈碰撞。这碰撞中的一种，便是彼时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新鲜事物”——博物馆。在中国南方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上海，清同治七年，也就是1868年，法国人韩德禄创建了“徐家汇博物院”，英文名为“自然历史博物馆”，成为后来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前身。而在中国北方地区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建立时间最早的博物馆之一，这就是由一位法国人桑志华于1914年创立的北疆博物院，这座博物院又被叫做“黄河白河博物院”。而所谓的白河，也就是指当时的海河。
天津博物馆研究员、原天津博物馆党委书记陈克先生认为，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中国出现的这种由外国人建立博物馆的现象，是地理大发现以后，当时拥有相对发达科学技术的欧洲人渴望重新认识世界的反映：
博物馆最强调的是一个好奇心，一个探索精神，地理大发现，地球是这样的，要重新建立这个知识体系，这个过程中，收集的东西，成立博物馆。博物馆就是人类及其环境的建筑物，这么大的一个概念，博物馆是重新认识世界。（那时候）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所以1840年你打败仗，欧洲人到你这来，早期的中国跟外国的条约都有一条：游历。就是这些外国的传教士，一个是传教，一个是考察你的自然资源和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北疆博物院是这个体系，那是整个欧洲人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震旦博物馆，黄河白河博物馆，他是系统考察你来了，是为了构建西方的一个知识体系。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是博物馆应该回答的问题。带着这样的问题，桑志华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天津。
桑志华，原名保罗·埃米尔·黎桑，“桑志华”是他来中国后取的名字。作为博物馆学领域的前辈，他对古生物和人类学的兴趣，更为强烈。
在纪录片《秘境——萨拉乌苏》中，对他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桑志华在牧民旺楚克的协助下，在这里发现了古动物披毛犀、水牛、野马、野驴、鸵鸟等化石。桑志华当时十分地激动，但他更希望能在接下来的考古调查中还会有更重要的考古发现，几天后，桑志华又幸运地在邵家沟湾河谷底部，发现了史前人类加工过的旧石器，旧石器在萨拉乌苏的出现说明这里是一处史前人类文明遗址，桑志华终于实现了自己来中国破解人类起源之谜的梦想，他成为了外国专家在中国发现史前人类遗址的第一人。
一百多年前的1914年，桑志华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甫的身份来到中国。除了建立教堂进行传教外，还从事地质方面的科学考察活动。桑志华青年时代就致力于地质生物学的研究。当时法国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很多，他经常从其他传教士那里打听当地的地质生物状况，那些人就会按照他的要求，把在东方见到过或听说过的土壤和植被一一描述给他听，在没有来到中国之前，他已经为这片神奇的土地所深深吸引。
他当然也听说了同为耶稣会传教士的韩德禄已经在上海著名的徐家汇教堂建立了博物院的消息，据说，韩德禄的馆藏标本采自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么中国的北方呢？没有人去探究中国的北方吗？
1912年桑志华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后，便向耶稣会提出建立北疆博物院以填补北方地区空白的计划。天津北疆博物院工作人员芦萱讲到：
桑志华出生在法国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出生之后他在十五岁的时候成了一个传教士，后来一直做了神父，36岁的时候他在法国取得了博士学位，是昆虫学的博士学位。之后他就抱着一种心态，我要探究东方古国的地质区系，想探究一下这个大陆有没有人类活动的的痕迹，当时是抱着这个想法来到中国。
取得了博士学位后，桑志华按照自己的想法给法国天主教会耶稣会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和想法，由于计划周密成熟，很快得到了批准，还得到了当时法国外交部和法国耶稣会提供的科研经费。这个时候，桑志华并没有被喜悦冲昏了头脑立即动身前往中国，而是又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他真正从法国出发时，桑志华已经38岁了。芦萱说：
他在12年取得博士学位，到14年3月份他出发到天津，这两年的时间他在法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我要先从哪条线路开始，我要先去哪，我要考察哪，我是以哪作为大本营，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计划。我个人感觉他是非常用心的一个科学家。在取得所有的计划都落实了以后，资金也都到位的情况下，他14年3月出发，从法国经过欧亚大陆，再到西伯利亚，再经过满洲里，到达天津，那是1914年的3月25号。
到达天津之后，桑志华在这里做了七天短暂的调整，一周之后的4月初，他便正式踏上了科考之路。从此开始的25年中，桑志华以天津为大本营，脚步遍布了中国的华北、东北、西北等北方腹地进行野外发掘和科学考察，考察地点有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和与东北各省，乃至西藏东部，有些海洋标本则取之于胶东半岛附近的海域，行程长达五万公里。
考古工作整日风餐露宿，非常辛苦。而在缺乏现代交通工具的一百年前，桑志华的野外考察无异于一次又一次的野外生存，他基本是以徒步为主，随身携带着猎枪、观测仪器（罗盘、测斜仪、海拔仪）和地质锤、网具、毒瓶等采集工具，随时采集标本，随时记录行程、采集情况并绘制地图。至今，北疆博物院的库房里依然保存着桑志华使用过的昆虫采集网、采样瓶、野外考察用的三条腿的小桌子等考察工具，以及大量考察时绘制的地图资料。天津北疆博物院工作人员芦萱介绍说：
我们后来叫“北疆博物院”就是因为他最早的原名叫“黄河白河博物院”，很直白，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当然法文叫黄河白河博物院，就是为了我们后期在宣传中，为了让观众更便捷地理解这个博物馆，我们叫“北疆博物院”。当然我们这个“北疆”和新疆的那个南疆北疆是不一样的，他考察的流域是黄河、白河以北广大的地区，就是东北、华北、西北三北地区，主要考察地址区系、动物区系、植物区系以及人类活动。这是他在给他的天主教会打报告时提到的，他说这块是我的开垦处女地，对我的科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意义。抱着这个目的，做好了思想准备，也做好了资金的筹划，正式开始科考。科考多长时间呢？25年。大家可以想一想，对于桑志华来说，每年做一次考察就已经很辛苦了，特别是在那个年代，一几年，民国时期，兵荒马乱，也没有什么经济条件，虽说有资金，但是那也是杯水车薪，也不是很富裕的，而且就当时中国现状，很不容易的。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进行考古发掘，仅从样貌上的不同就已经非常引人注目，难免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难题，可桑志华却有一道“护身符”在手，这是怎么回事呢？
要知道在旧中国，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任你桑志华取得了法国的博士学位，一样也没法受到中国人的认可。实际上从唐朝开始，外国人在中国做官或取得学历的不乏其人，比如唐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随遣唐使来中国求学。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晁衡，后来考取进士，留在唐朝做官。宋太祖时，高丽人康戬“随宾贡肆业国学”，后来中了进士，留宋为官。再往后的元代、明代清代都不乏同样的情况。可桑志华到中国时科举考试早已被废除，没有机会拿到中国的学历了。这可难不倒桑志华，他很快就想了一个变通的方法，给自己的学历做了一个“认证”。他自做主地将自己的博士头衔套用在了中国的进士身上，为自己制作了一面旗帜，上面绣着“法国进士”、“中国农林咨议”和“桑”等字样，以减少考察时地方官绅对他的过多干扰，这一招还真的有了效果。
从38岁踏上天津土地的那一刻起，桑志华在中国做了25年的科考工作，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的日本侵略战争所中断，他还会继续一年一年的走下去，他规划的不仅仅是科考之旅，他规划的，是他的一生之旅……芦萱说：
所有的青春大好年华都贡献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了。最可贵的是，他所采集的大部分东西基本上除了他跟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有协议之外，还有就是被别人调换走了，或者交流走了之外，基本上都留在了天津，留在了中国。这是一份宝贵的财富。所以说从这一点，这个科学家，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讲，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他自己说：我自己所采集的东西，我要留在这里，我不带走，什么都没带走。而且38年回国的时候，他也是什么都没带走。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桑志华留下了20多万件自然标本，拍摄了近万张照片，还收集到了图书17000多册，以及大量的文物和民俗收藏品，撰写了大量有关博物院及科学研究的著述，取得了一系列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重大发现。
一开始，桑志华将他搜集到的大量地质、岩矿、古生物和动植物等方面的标本和化石并储存在天津耶稣会修会帐房崇德堂内，随着科考的深入，标本的数量越来越多，逐渐地充斥了崇德堂的各个房间和地下室。因此，桑志华向耶稣会提出创建博物院的要求。
1922年，在法国天主教会和天津法租界行政当局的支持下，合并考虑桑志华的建议，决定修建博物院，以解决标本收藏的难题。桑志华在马场道南侧盖起了一座占地300平方米，高21米的三层楼房，取名为“黄河白河博物馆”，后来又因为藏品来源的拓展，定名为北疆博物院。天津自然博物馆古生物研究中心主任郑敏说：
北疆不光是标本，它的楼建筑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包括它的陈设，它的陈列，它的理念，包括小的细节都是值得去看的，因为作为北疆，它不是孤立的一点，它是一个综合的。包括它的历史背景，包括它的一些人文的东西，你综合去考虑就是很有味道，很有意思的。你要是孤零零的单看化石是一种，你要集中在一个氛围中去看，那就是效果不一样了，它的历史沉淀很浓厚。包括它的建筑风格多少还是带有法国的气息，欧洲的建筑特色，在当时也是数一数二的。
如今的北疆博物院开放后，也接待过很多的观众，其中不少人会在参观留言簿上留下参观的感言，最多的就是“震撼”两个字。而北疆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芦萱却说，很多观众可能并不知道，除了珍贵的展品外，博物院的建筑本身，就是北疆的一个闪光点：
北疆博物院它是一个完整的建筑体。它是分三部分建成的，第一部分是1922年建的北楼，就是库房。第二部分是1925年在北楼的西侧建了一个陈列室。然后29年，在北楼的对面建了一个南楼。然后这南北楼之间有一个连廊，相接形成一个“工”字形的结构，所以说这一个“工”字形的整体才叫北疆博物院。桑志华在考察了很多欧洲博物馆之后，跟设计师经过多次沟通之后，亲自设定的方案。包括我们陈列室，您进去看到，没有梁，房梁没有，它靠的是四根白色的大柱子，这个大柱子是法国的设计师科吉尔斯基首次在中国天津采用的“中心牛腿柱式的内框架结构”，就四个大柱子，每个柱子有八个角来支撑这个展厅，既美观又不占用场地，把所有的地方都腾出来放展品，桑志华动脑筋了，这是他的前瞻性。包括他的花玻璃，设计非常窄——防盗，非常高——采光好，当时没有电，就靠自然光呀，高窗玻璃。而且所有的玻璃都是跟墙体镶在一起的。先放玻璃，后浇筑水泥，这样防震，而且密封性还好，还防沙，还防水。所以说北疆经历过抗战，经历过39年大水，经历过后期的战争，依然屹立在这里。建筑一百年没动摇。
在如今北疆博物院一楼的展厅里，能够看到一张桑志华跟朋友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那个最瘦、最黑的人就是桑志华，从脸上就能看出来他是多么辛劳的一个人。每年春夏秋冬四季，春夏秋适合科考，他都在外面，只有冬季不适合科考的时候才回到馆里，做标本整理、鉴定、出版学术成果、筹集资金，维护展馆、进行对外交流、科普等大量工作。
此时，桑志华不仅如愿建立的博物馆，还在自己的事业上迎来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德日进。
德日进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和桑志华一样，他也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德日进的第一次来华是得益于桑志华此前在中国北方的两大发现引起了法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一是1919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附近发现的极其完整的上新世三趾马动物群，距今大约一千万年左右，可以和欧洲的蓬蒂期动物群相比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第一块旧石器。二是1922年桑志华在内蒙古萨拉乌苏河附近发现了大量的第四纪中期的脊椎动物化石。
于是在1923年的春夏之交，德日进来到天津北疆博物院，并和桑志华组成了为期两年的法国古生物考察团。他们二人不仅在对之前萨拉乌苏河附近发现的动物群化石的整理中发现了人类化石——河套人牙齿，还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多处人类居住的遗迹。这是中国第一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最后发现的人类化石被定名为“河套人”，发现的石器文化被定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套文化”。
取得如此成果本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可没想到，德日进在回国后，反而受到了这次考察结果的影响，他发表的言论遭到了教会的贬斥。北疆博物院工作人员芦萱说：
在业界当中德日进是非常有名的，他跟桑志华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也正是因为德日进在北疆成就了他的第二项事业。因为德日进在法国的时候他最早是从事的是神学的思想家，他主张进化论，跟教会的一些思想是相违背的，所以说他跟教会发生了一些冲突，被发配到了天津，跟着桑志华一起做科考，也正是由于北疆，成就了德日进第二个事业上的高峰，古生物学界，一颗新星，是个大家。
1926年，远在中国的桑志华得知了德日进遭到排挤的消息后，便以“监护”名义将他“挖”来做了北疆博物院的“雇员”。
1928年，在经过了六年对自己藏品的整理、研究后，北疆博物院终于揭开了面纱。博物院由桑志华任院长，德日进任副院长，5月，北疆博物院陈列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展出了动植物标本，岩石与矿石标本，动物骸骨化石。各地地理、山川、河流、土壤和动植物的分布图和照片，以及关于人类学、工商业和农业的调查报告。结合展览还举办有关的科学知识的讲座，这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桑志华还特别为介绍北疆博物院的藏品撰写了一套出版物。
这一年，南开大学沈士骏教授在参观北疆博物院之后，写了一篇游记，叙述他的观感：“北疆博物院可算是在天津唯一值得赞评的博物馆了。她的特色，就是该院法国教士桑志华历年在华北搜求的成绩，尤其是有史前人类的石器和河套以南榆林以北的老石器搜罗最多，足以傲视首屈一指的北京地质调查所了。凡是要看中国已知最古的石器，不可不到北疆博物院一饱眼福。” 北疆博物院工作人员芦萱介绍：
这次我们开放的是北楼和陈列室，只是开放了一部分，而且藏品也只是一部分展出。陈列室是1925年建的，1928年首次对公众开放。是28年的5月6号下午，而且还专门开了一个隆重的开馆典礼，各国政要，在租界的一些军政要员，都来参加过这个典礼。而且桑志华当时亲自主持这个，《大公报》上有报道的。他当时就提到：我要把北疆建立成一个“世界之完备的地质博物馆”，这是他的想法。但是我们看北疆的藏品就能看出来，他的想法从最初的地矿岩矿标本慢慢衍生到越来越多的门类的标本，更丰富，古生物学的、植物学的，包括石器，包括鸟类等等。所以他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
桑志华在25年间，发现了甘肃庆阳、内蒙古萨拉乌苏、河北泥河湾和山西榆社等多处重要化石地点，一手建立了北疆博物院，为我们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动植物化石。他还撰写了无数著作及手稿，对长期的生物考察采集活动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德日进在23年间，和桑志华一起考察中国北方地区，在桑志华走后，也一直继续对发现的化石进行整理研究，发表了《中国哺乳动物化石文献》、《化石人类》、《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多部著作和文章。回国前，桑志华和德日进都选择将北疆博物院当时的所有藏品都留在了中国。
在桑志华和德日进及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北疆博物院20世纪时在国际上赫赫有名，被誉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流博物馆”。今天，北疆博物院的重新开放，使我们可以穿梭于时光之中，了解当年那段对我们已经有些陌生的历史。
在明天的《城市记忆》“博物馆里的记忆”系列专题，我们继续和您聆听北疆博物院里的岁月传奇。
博物馆不仅是文化、艺术、知识的宝库，更能给世人无数感官和精神启发。本次《博物馆里的记忆》系列节目还特别推出有奖微信互动点评活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天津滨海广播”，在当天推送的“博物馆里的记忆”微信下留言点评，就将有机会获得价值168元的滨海广播定制精美卡包一个，参与互动，机会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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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于霁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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