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該圖的基本訊息
加拿大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後文簡稱UBC）亞洲圖書館（AsianLibrary）所藏《九州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跡》（以下簡稱《九州分野輿圖》），單幅，版高131.5釐米，寬116.5釐米，四周單邊。此圖正面由四張棉紙拼接後印刷而成，背面以多張連史紙襯裱，全紙高142.5釐米，寬121.5釐米。仔細觀察會發現，全圖應由八塊木版拼印而成，因為其板片交接處有明顯斷層（圖1）。
此圖可縱向劃分為三部分，上部為圖題與圖序，全為文字；中間為主圖，圖中有注記；下部為《兩京十三省圖考》，亦全為文字。其左下角有一牌記，曰：「癸未仲秋日南京季名臺選錄梓行」。此處所謂「癸未」不知為何年，俟下文詳考。
此圖不見於各圖書館著錄，僅日本《東涯書志略》中有一條同版地圖的記載，曰：
明朝兩京十三省圖 圖中題「癸未仲秋日南京季名臺選錄梓行」，雖為明刊，然其「癸未」為何年不明。圖中題「九州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跡」，又有兩京十三省圖考附錄明朝十三省之簡介。伊藤東涯之包紙上題此名（作者按：應指「明朝兩京十三省圖」之名），又題「寶永庚寅（七年）伊藤長胤藏」。此圖之背面，東涯又題「寶永二年乙酉八月日柳久冨贈寄」。
明朝兩京十三省圖 「癸未仲秋日南京季名臺選錄梓行」トアリ、明刊ナレド何ノ癸未カ未ダ明ナラズ、內題「九州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跡」トナリ、又兩京十三省圖考トシテ十三省ノ概說ヲ附ス、コノ名ハ東涯包紙ニシルス所、又「寶永庚寅（七年）伊藤長胤藏」トモアリ、地圖裏ニ東涯又シルシ「寶永二年乙酉八月日柳久冨贈寄」。[1]
此圖應與UBC所藏為同一版本，而UBC所藏無柳久冨、伊藤東涯之題記，則說明此兩者乃不同的印本。寶永二年是公元1705年，這也就是說在1705年此圖已在日本流傳，且由柳久冨贈給了日本著名儒學家、古義學派的伊藤東涯（名長胤，1670-1736）。
圖1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圖書館藏《九州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跡》
（一）圖序
此圖上半部分中間為圖題，兩側為圖序。序可分為兩部分，右側為總說，介紹明之疆里、州府縣衛司之數量等基本訊息；左側主要說明圖中各種符號之意義及繪製此圖之依據，類似於今日之「圖例」與「說明」。兩側文字均二十八行，行十二字。現錄其全文於下，以供後文分析：
嘗謂爲學而不識乎今，無以盡經理之妙；居今而不博乎古，無以得事變之宜。前代方輿，固無論已，試以我朝之盛言之。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莫不來庭。其疆理之制，則以京畿、府、州、縣直隸六部，天下府州縣分爲十三布政司以統之，都司衛所又錯置於其間，以爲防禦。猗與密哉！總之，爲府一百四十有六，軍民府十一，州二百三十九，縣一千一百四十九，衛四百九十三，儀衛司二十九，所二千九百一十，宣慰司[十]一，宣撫司十一，安撫司十九，招討司一，長官司一百七十九，巡檢司一千三百二十五，東方九夷，西方六戎，南方八蠻，北方五狄，皆具載於圖。至於人物，或施政事，有益於生民；或徵諸節義，有神於風化；或發明理學，有補於六經者，則注於其某府州縣之側。然錢粮戶口尤爲政之不可緩者，則於各直各省之區逐一以開之。庶有吉四方者，不出戶庭，而天下古今了然在目。九州一統之盛，超越千古，開泰萬世者，於斯有徵云。
閱此圖者，當先定兩京十三省疆域，次審《禹貢》九州及春秋戰國、秦、漢、唐、宋、元建國都會形勝，又次及古今人物出處事蹟、各府州縣名山大川異產。至於黃河、江、漢、淮、泗，名爲天塹，必窮源極流。而會通、衛水二河，又國家轉漕要渠，不敢不備。其餘河道湖蕩不係切務者，槩不錄焉。又須識，京省城郭，俱以大圍重方，之外其餘各属府分俱重圍方圖；直隸州小重圍方圖，属府州單方圖；縣小員圖。在省都司不錄，而在外行都司，俱重圍方圖。在府州衛不錄，而在外衛分俱係斜角。其小斜角有所字者，爲守集所。宣慰司、宣撫司、軍民府，重圍長方圖，安撫司重圍短方圖，長官司單圍長方圖。大黑路者，爲各直各省之大界；小黑路者，爲各直各省所属府分置小界。各直各省之大四至及各直各省所属府分之小四至，又倂各府所属州縣在各府之東、西、南、北，與東北、西北、東南、西南者，其道里遠近，皆本於《一統誌》書，考評詳悉，覽者其目得之。
（二）編繪依據
圖序中說圖中訊息皆本於《大明一統志》（下文簡稱《一統志》），今以圖中各地所錄之所謂「古今人物事跡」與《一統志》相關記載相對比，會發現圖中文字大多為《一統志》之調整與簡化。如圖中「朝鮮」條，曰：
地在遼東東海，1三面濱海，比鄰女直。2原箕子所封之國，漢以後始自爲聲教，建號高麗。3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漢武帝定朝鮮爲四郡。4唐征高麗，置安東都護府。5五代時王建闢地益廣，倂新羅、百濟爲其地。6置八道，分統府州縣。7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8俗柔謹，善讀書。9洪武二年，其國□□賀即位，賜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10其後，侍郎李成桂代位，11請改國號□□朝鮮。○12至今朝貢不廢。[2]
《一統志》卷八十九曰：
朝鮮國1東、西、南瀕海，比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7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自國城至京師三千五百里，至南京四千里。
沿革：2周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3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爲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爲公孫慶（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陷入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4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5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爲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劃慈悲嶺爲界。9本朝洪武二年，其主王顓表賀即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主瑤昏迷，眾推門下10侍郎李成桂主國事，詔從其自爲聲教。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11遣使請改國號，詔更號朝鮮。旦老，請以子方（芳）遠襲，永樂元年，賜方（芳）遠金印、誥命、冕服。十七年，方（芳）遠老，請以子祹襲。景泰元年，祹卒，命其子珦襲。珦卒，命其子弘暐襲。弘暐幼弱，其叔瑈以讓位請，七年，封瑈爲王。○12自旦以來，時歲貢獻不絕。6其國置八道，分通府州郡縣。
風俗：8柔謹爲風。……俗知文字，喜讀書。[3]
由這個例子可以看到，《九州分野輿圖》中十二條訊息皆來自於《一統志》，且對《一統志》的記載進行了高度的壓縮，僅得其要點而已。全圖之註記，也都與此類似。
但是，此圖中的記載也有與《一統志》不相符合之處。首先，《一統志》中記載州數為149，而此圖圖序中說有州146；其府、縣之數亦不相合。其次，《一統志》中無兩京十三省各省的戶籍、人口總數，而此圖下部《兩京十三省圖考》詳載各省戶、口、米麥、絲、絹、棉花、馬草、領鹽等數量。其各省戶、口總數與《明史》的記載亦不相合。《明史》中所載乃洪武二十六年（1393）、弘治四年（1491）、萬曆六年（1578）之數。[4]若是能夠確定此圖的編刻時間，則圖中記載的戶、口、米麥、棉花、領鹽等訊息，對於明代經濟史的研究會有一定的幫助。
不僅如此，《兩京十三省圖考》中亦記載了各省王府之數量與所在地域。如「河南」載王府九，並曰：「潞府原封潞安，今徙封彰德。」按《明史》潞簡王（1568-1614）本傳曰：「潞簡王翊鏐，穆宗第四子。隆慶二年生，生四歲而封。萬曆十七年之藩衛輝。」[5]言及朱翊鏐在隆慶四年（1570）封為潞王，其原封當在潞安。萬曆十七年（1589）潞簡王就藩衛輝府，未言徙封彰德之事。從萬曆十七年直至明亡，潞王府一直在衛輝，不曾遷徙。則圖中所載，或許為萬曆初年（潞簡王未就藩之前）之時事而未載入史冊者。以此來看，此圖對於研究明代藩王亦有一定價值。今將此圖《兩京十三省圖考》全文詳錄於後，希望能對相關學者有所幫助。
（三）編刻時間
此圖左下角牌記曰：「癸未仲秋日南京季名臺選錄梓行。」季名臺，生平不詳。所云「癸未」亦不知為何年。然而圖中隆慶州旁注曰：「穆宗延慶。」隆慶改名延慶在穆宗（1537-1572，1566-1572在位）隆慶元年（1567）；[6]又圖中河南鈞州已改名禹州，此次更名在萬曆三年（1575）。[7]則此圖之編刻當晚於1575年。
另外，雲南行省羅平州於萬曆十五年（1587）更名為羅雄，[8]而此圖中仍作「羅雄」；四川行省播州宣慰司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更名為遵義軍民府，[9]而此圖中仍作「播州宣慰司」；山西汾州已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五月升為府，[10]而此圖中仍为屬州。又《兩京十三省圖考》中「湖廣」條列王府九：「楚府武昌治東、遼府荊州城内、岷府武崗治東、襄府襄陽東南、荊府蘄州治西、輝府均州城内、吉府長沙城内、華陽府澧城西、興府德安城内。」而萬曆二十九年（1601）所立惠王（朱常潤，1594-1647）、桂王（朱常瀛，1597-1645）均闕。[11]且崇禎年間（1628-1644）設置的府州縣皆未出現於此圖中。則此圖之編刻當晚於萬曆十五年，早於萬曆二十三年五月。
依此當可以斷定，此圖編刻之「癸未」當為萬曆十一年（1583），[12]亦即利瑪竇（Mattoe Ricci, 1552-1610）從廣東肇慶登上中國大陸的那一年。[13]
三、小結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圖書館所藏《九州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蹟》刊刻於明萬曆十一年，此圖主要的主要部分繪製了明朝的山川河流和詳細的行政區劃，並充分利用圖中空白，標注了著名人物及其事蹟。圖中外國部分比較簡略，所繪國家皆為小島且環繞於明朝周圍。外國也有文字注記，簡介其位置與歷史沿革。此圖下方《兩京十三省圖考》詳列明北京、南京及各省位置分野、州府衛所數量、戶口米麥鹽鐵總額等資訊。據其圖序，此圖訊息取自《大明一統志》，然圖中訊息有溢出《一統志》者，對於研究明代萬曆時期的地理、經濟、政治等問題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將此圖與明代其他同類地圖比較，會發現此圖為現存較早以逐利為目的之坊刻「世界地圖」，對其他明清坊刻世界地圖都有深遠的影響。通過對此圖與前後時期同類地圖關係的梳理，可以發現，明代坊刻地圖的繁盛與兩宋石刻地圖的普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對於我們理解中國古代地圖的發展與演進具有很重大的意義。
最後還需注意，在古代，地理屬於技術類的知識，一幅地圖的製作通常會參考非常多的地圖和其他地理文獻。新的地圖一般會在總體上沿襲舊有的知識，而在個別地方根據已經更新的地理訊息進行調整。而坊刻地圖乘时射利，對於行政區域的變革往往來不及更正，對於以往的錯誤訊息也可能繼續沿用，因此其精確度很值得懷疑，使用的時候必須特別小心。另外，因為地圖「文本」的傳承要比一般書籍複雜很多，不太可能是一對一的，因此，要了解一幅地圖的知識來源以及不同地圖之間的關係，必須從地圖的圖記、使用的符號、繪製風格、山川河流走向等方面對相關地圖進行非常嚴格的比對，綜合各種訊息，以期得出較為可靠的結論。若是簡單地僅根據地圖的形貌或是圖中行政區域的變革來判斷地圖之間的關係，往往會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
[1] 《東涯書誌略》，見天理圖書館編，《古義堂文庫目錄》（東京：八木書店，2005），頁110-111。按：本文中外文漢譯皆筆者所為，故亦錄原文於譯文之下。
[2] 本文中之序號與下劃線皆筆者所加，下同。
[3] 〔明〕李賢等撰，《大明一統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天順五年[1461]刻本），卷89，〈外夷〉，頁1a-2a。按：《大明一統志》又有萬曆十六年歸仁齋刻本，其中與本地圖相關之內容皆與天順本同，故本文僅引用天順本。
[4] 〔清〕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40至46，〈地理〉，頁881-1222。
[5] 《明史》，卷120，〈諸王五〉，頁3648。
[6] 《明史》，卷40，〈地理一〉，頁901。
[7] 《明史》，卷42，〈地理三〉，頁981。
[8] 《明史》，卷46，〈地理七〉，頁1174。
[9] 《明史》，卷43，〈地理四〉，頁1034。
[10]《明史》，卷41，〈地理二〉，頁965。
[11]《明史》，卷21，〈神宗本紀二〉，頁282；卷120，〈諸王五〉，頁3653。
[12]按：有人提出以圖中《兩京十三省圖考》中所附人口訊息來斷定此圖的編繪時間，這樣做比較不妥。明代人口呈波動趨勢，據何炳棣估計，明初人口約為1.5億，而萬曆二十八年亦約為1.5億，沒有一個線性的單增或單減趨勢，純粹的人口數據沒辦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不可用。見何炳棣著，葛劍雄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一般來講，一種古籍若載有人口錢糧數據，而這些數據又不能和其他材料對得上的情況下，單純的數據不能作為判斷古籍年代的依據；而須反過來，先確定古籍的年代，再依此用這些數據估算當時的人口錢糧的數量。
[13]利瑪竇的生平，見艾儒略（Giulio Aleni），《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8 (Shanghai:Imprimerie de la Missioncatholique, 1932), 22-42; R. Po-chia Hsia, AJesuit in the Forbidden City: Matteo Ricci 1552-1610 (Oxford;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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