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早期由北方民族创立的重要王朝，北魏政治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与经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为了招徕与安抚来自周边政权与民族的人士，北魏在其政权建设进程中实施了一套以优遇宾客为主要方式的招怀政策，对那些具有特殊背景与作用的外来人士提供了优厚的待遇与相应的职位。这种招怀政策构成了北魏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北魏政治发展、文化进步及民族融合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不少“上客”与“第一客”为北魏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研究招怀政策，对于探讨与总结北魏政治建设成就与经验是必不可少的 。笔者在本文中即从文献中出现的“上客”与“第一客”的政治与民族背景出发，试图从一个侧面对北魏招怀政策的总体特征与核心原则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勾勒分析，拾遗补缺，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上客”与“第一客”的出现与民族背景分析
在古文献中，“上客”之名出现甚早，原本是一个并不具备多少特定含义的词语，通常是对客人的尊称，或特指宾客中享受得到高等及特殊礼遇的人员。如战国时期的著名说客苏秦、张仪就常常被尊称为“上客” 。战国时期孟尝君、春申君等著名公子竞相礼聘大批宾客，作为扩张势力的羽翼。这些宾客又大致分为“上客”、“中客”与“下客”，他们之间的待遇有着明显的差异。如《列士传》载：“孟尝君食客三千人，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鱼，下客食菜。” 另外，当时一则“上客蹑珠履”的故事流传颇广。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赵平原君使人见春申君之时）春申君客三千余人，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明人张志淳在《南园漫录》中专门辨正云：“今人多言‘珠履客三千’，至《白帖》所载亦然。按史，平原君（应为春申君之误）客三千，其上客皆蹑珠履，则珠履乃三千客中之上客方蹑，非三千客尽蹑也。”这种以增加个人或家族势力而广纳宾客的做法在南北朝时期并没有绝迹，但与笔者所指王朝招怀政策有着根本的不同 。
翻阅南北朝文献，我们发现在北魏历史上出现不少“上客”与“第一客”的记载。这些人士大多都来自周边政权或其他民族集团，有着较为特殊的政治与民族背景，他们进入北魏后享受到了相当优厚的待遇。这些“上客”与“第一客”可谓北魏招怀政策实施的重点对象与最大的受惠者。文献记载中的“上客”与“第一客”最早出现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时期。当时出现的“上客”与“第一客”有薛达头、宇文活拨等人。薛达头为薛野[月者]之父，《魏书·薛野[月者]传》载：“薛野[月者]，代人也，父达头，自姚苌时率部落归国。太祖嘉之，赐爵聊城侯，散员大夫，待以‘上客’之礼，赐妻郑氏。”薛野[月者]之子为薛虎子。《北史·薛彪子传》载称：“薛彪子（即薛虎子，避唐讳改），代人也。祖达头，自姚苌时率部落归魏。道武赐爵聊城侯，待以上客礼。”“代人”是北魏创始时期迁居于代都附近的各个族群的统称。《魏书·官氏志》云：“叱干氏，后改为薛氏。”叱干，本为部落名称，又称为“薛干”，原聚居于“三城之间”（在今陕西延安市东南）。在拓跋珪平定刘卫辰之后，薛干部帅太悉伏归附于拓跋珪，后因袒护赫连勃勃而与北魏反目，拓跋珪曾亲统大军征讨其部 。姚薇元先生据此推测，达头或即曾归附于拓跋珪的薛干部帅太悉伏（或称他斗伏）。 作为“上客之礼”的具体表现，薛达头享受的待遇分别有赐爵（聊城侯），授官（散员大夫），以及赐妻（郑氏）等。
“第一客”的称号似乎为北魏所首创。《魏书·宇文福传》载：“宇文福，河南洛阳人，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为拥部大人。祖活拨，仕慕容垂，为唐郡内史、辽东公。太祖之平慕容宝，活拨入国，为第一客。” 关于宇文氏的由来，《魏书·官氏志》称：“东方宇文氏、慕容氏，即宣帝时东部，此二部最为强盛，别自有传。”《册府元龟》将薛达头、宇文活拨归附北魏的时间定为道武帝皇始二年（397年）：“是岁，以（慕容）宝唐郡内史、辽东公子文括（即活拨）弟（应为‘第’字之误）一客。是时，代人薛达显（即薛达头）自姚苌率部落归国，帝嘉其忠款，赐爵聊城侯，散员大夫，待以上客之礼。” 北魏前期，归附拓跋鲜卑政权的宇文鲜卑人士远不止宇文活拨一家，如《魏书·宇文忠之传》又称：“宇文忠之，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据东部，后入居代都。”较为著名的宇文氏家族还有北周创立者宇文泰家族，其先祖宇文陵在慕容宝失败后归魏，官拜都牧主，赐爵安定侯，显然也享受了“上客”或“第一客”的待遇 。
与“上客”同义的词语有“上宾”。如《魏书·闾大肥传》：“闾大肥，蠕蠕人也。太祖时，与其弟大泥倍颐率宗族归国。太祖善之，尚华阴公主，赐爵其思子。与其弟并为上宾，入八议。” 蠕蠕是北魏对柔然人的蔑称，而来自柔然部落的闾大肥与闾大泥兄弟却受到了极为优厚的待遇，包括赐爵，赏官、尚公主等。闾氏即为郁久闾氏所改 。值得强调的是，所谓“八议”为中国古代刑律史上为保护贵族官僚利益而制定的一种特殊适用原则。《礼记》称：“刑不上大夫。”郑注云：“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汉书·刑法志》释云：“八议，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勤，八曰议宾。”即上述八类人士触犯律条之时，可以考虑进行一定程度的减免，即“有罪可杀而八议而生之” 。显然，闾大肥属于“议宾”之列。太宗及世祖在位时期，闾大肥的爵位屡有升迁，卒后追赠中山王。他的爵位由弟闾驎与闾凤所承袭。 北魏前期，柔然部落联盟的强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北魏北部边疆的安危构成巨大的威胁，双方战事频繁。但是，我们也发现，在反击柔然人侵迫的同时，北魏对于柔然族归附者的优抚措施还是相当优越的，除闾氏兄弟之外，北魏时期来自柔然部落的归降者为数不少，如北魏名臣崔浩就曾明确指出：“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这些位列朝堂的柔然族人士显然都受到了“上客”或“第一客”的良好待遇。
北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在位时期，有一批南朝汉族人士投附北魏，特别引人关注，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被尊为“上客”。这些汉族人士有司马休之、司马文思、韩延之、王慧龙、刁雍、刁宝惠、袁式等。作为东晋皇族后裔及其追随者，司马休之等人迫于刘裕的威逼，先逃往姚氏后秦政权，泰常二年（417年），即东晋义熙十三年，刘裕率军攻灭姚泓，司马休之、桓谧、刁雍、袁式等数百人被迫投奔北魏。因司马休之不久即卒于军中，似乎未获“上客”的待遇。而其子司马文思官任廷尉卿、征南大将军、怀朔镇将。赐爵郁林公，后又进爵谯王 。刁雍为勃海饶安（今河北盐山县西南）人，后南迁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因刁氏族人受到刘裕猜忌诛杀，刁雍被迫逃往姚氏后秦政权，刘裕攻灭后秦后，刁雍便与司马休之等人归附北魏。《魏书·刁雍传》称：“泰常二年，姚泓灭，与司马休之等同归国。”又云：“初，雍与从弟宝惠俱入国。宝惠，字道明，太祖（笔者按：此处应为太宗之误）以为上客。”据此可知，刁氏兄弟等人受到了“上客”之礼遇。刁雍以后成为北魏著名将领，曾官任青州刺史、徐州刺史以及薄骨律镇将等，先后赐爵东光侯、东安公等 。与司马休之一同归附的袁式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魏书·袁式传》载：“泰常二年，归国，为上客，赐爵阳夏子。”泰常末年，又有司马楚之、严棱等人归降，也同享“上客”之礼。严棱为冯翊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人，遇乱避地河南，刘裕以为广威将军、陈留太守，戍守于仓垣（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北）。《魏书·严稜传》称：“泰常中，山阳公奚斤南讨，军至颍川，稜率文武五百人诣斤降，……随驾南讨，还为上客。”其后，世祖在位期间，严棱曾官任中山太守之职。
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期，来自西域的唐和与其侄唐玄达受到太武帝特别礼遇，也有“上客”之称。唐和本为晋昌冥安（今甘肃安西县东南）人。晋末丧乱之时，其父唐繇率众拥戴李暠自立于敦煌，建立西凉政权，西凉后为沮渠蒙逊所灭，唐和等人便逃至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归附于柔然，其兄唐契被封为伊吾王。其后，唐契、唐和等人有意归附北魏，受到柔然的强烈阻挠。为此，唐和等人被迫展辗于西域各国。北魏军队远征西域，唐和等人积极协助。可以说，在北魏与柔然争夺西域的过程中，唐和等人的投附对于北魏实际控制西域地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魏书·唐和传》称：“西域克平，和有力也。”正鉴于此，“正平元年（451年），和诣阙，世祖优宠之，待以上客。高宗以和归诚先朝，拜镇南将军、酒泉公。太安中，出为济州刺史。” 与唐和一起进京，并享受“上客”之礼的还有其兄唐契之子唐玄达，“契子（唐）玄达，与叔父和归阙，俱为上客。”唐玄达官授安西将军，赐爵晋昌公，后又出任华州刺史之职。 世祖在位时期，来自西北地区的人士还有段晖、段承根等人。段承根为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市）人。其父段晖师事著名学者欧阳汤，曾为西秦国主乞伏炽磐封为辅国大将军、凉州刺史及御史大夫等职。西秦末年政事混乱，段氏父子便又投奔吐谷浑主暮璝。太武帝在位时，吐谷浑暮璝遣使奉表，投附北魏，段氏父子也由此进入代都。《魏书·段承根传》载称：“世祖素闻其名，颇重之，以为上客。”
北魏授予“上客”与“第一客”的爵位大都可以由其子孙所承袭，因此，优厚的待遇往往能够惠及数代，从而造就了不少显赫一时的著名大家族，杨播家族便是其中之一 。杨播高祖杨结曾入仕慕容燕政权，曾祖杨珍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时归附北魏，曾任上谷太守。关于当时杨氏先祖入朝时享受的“上客”待遇，我们可以从杨播之弟杨椿所作《诫子孙书》中窥得一斑，他说道：“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给田宅，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自尔至今＜百＞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绝，禄恤甚多。” 所谓“入魏之始”，即指杨珍归附北魏之初。当时杨氏一家作为“上客”享受的待遇有：拜任官职，赏赐田地与宅院，赏赐奴婢，最后还有马、牛、羊等财物。由于杨播兄弟谨言慎行，深得北魏皇族宠任，家族势力也逐渐显赫起来，杨椿本人也不无得意地自述：“汝家仕皇魏以来，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又《杨播传》还曾特别说明：“其家贵显，诸子弱冠，咸縻王爵。”与杨氏可以媲美的外来宾客家族还有外戚高肇一家。高氏之族归附北魏，是在孝文帝在位期间。《魏书·高肇传》载：“自云本勃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中避乱入高丽。父飏，字法修。高祖初，与弟乘信及其乡人韩内、冀富等人入国，拜厉威将军、河间子，乘信明威将军，俱待以客礼，赐奴婢、牛马、彩帛。”此处虽未明指高飏等人为“上客”，但他们显然享受了“上客”与“第一客”等级的待遇，《传》中所谓“客礼”实为“上客之礼”的简称。尽管高氏自称原籍勃海蓨县（治今河北景县南），但自五世祖高顾在“永嘉丧乱”中逃入高丽，数世相传，可以说已为高丽民族所同化了。“肇出自夷土，时望轻之。” 然而，高飏之女被孝文帝迎聘入宫，后又立为文昭皇后，为世宗生母，这为日后高氏一门的显达创造了良好条件。世宗即位后，高氏一门一时显赫无比。
北魏官府对于来自南方政权的投附人士非常重视，这一点还特别体现在对那些皇族人员的优遇上。如上述提到的司马休之、司马楚之等人外，刘宋时期的刘昶、萧齐时期的萧宝夤与萧综等人也都在北魏朝中平步青云，极享尊荣。如最突出的一点，上述诸位均被封王，即北魏爵位中最高的一级 。刘昶为刘宋文帝刘义隆之子，因惧怕刘子业迫害，遂于和平六年（465年）北奔。《魏书·刘昶传》虽未明指其为“上客”，然就其所享受待遇而言，实可谓“上客”中的“上客”。他先后赐受的官爵有侍中、征南大将军、丹阳王、外都坐大官、齐郡开国公等。“魏人爱重昶，凡三尚公主。” 这三位公主分别为武邑公主、建兴长公主、平阳长公主。萧宝夤为南齐明帝萧鸾之子，东昏侯萧宝卷之弟。梁武帝萧衍推翻南齐政权后，萧宝夤被迫北逃，于景明二年（501年）至寿春，受到北魏任城王元澄的欢迎，“澄待以客礼。”萧宝夤享受的待遇虽无法与刘昶相比，但也没有太大差别。“世宗礼之甚重”，他尚南阳长公主，先后赐受的官爵有东扬州刺史、丹阳郡开国公、齐王等。“事从丰厚，犹不及刘昶之优隆也。”不过，萧宝夤在北魏晚期军事上的作为与职位则远非刘昶可比。梁武帝萧衍之子萧综（后改名萧赞）疑为萧宝卷之遗腹子，故与萧宝夤叔侄相称。他于孝昌元年（525年）也逃至洛阳，同样受到高规格款待，“朝廷赏赐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开国公，丹阳王，食邑七千户。”《北齐书·徐之才传》也称：“（萧）综入魏旬月，位至司空。”萧综也曾尚寿阳长公主，若无皇族出身背景，恐怕不会得到如此优遇。
从上述分析可知，“上客”与“第一客”群体的出现，是北魏时期实施招怀政策最典型的体现，从道武帝至孝文帝、肃宗时期，招怀政策的实施几乎贯穿了北魏王朝的始终，成为北魏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谨慎起见，笔者所考察的对象主要集中于文献所明确指定的“上客”与“第一客”，其实，北魏招怀政策礼遇的对象远不止于此，这些人士来自不同的民族与周边政权，大都具备特殊的政治身份或民族背景，并不仅限于来自南朝的所谓“政治流亡者”。
二、北魏招怀政策的总体特征与核心原则
所谓“上客”、“第一客”都是所有宾客中享受待遇最高的阶层，不过是全体宾客中的一部分而已，而对于北魏招怀政策的研究，理应扩展为对整个宾客群体的分析。笔者以为，北魏招怀政策主要外在特征与核心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招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突出的等级化待遇特征，不同等级的宾客享受着不同待遇。如全体宾客至少分为上客、次客与下客三个等级，而等级区分的依据是宾客对于北魏政治建设的功绩与忠诚程度。换言之，外在的等级化特征反映出北魏招怀政策功利性或赏罚性的内在特点。如献文帝皇兴年间的一场较大规模招怀安置行动较为突出地反映了等级化待遇。和平六年（465年），刘宋政权发生宫廷政变，刘彧攻杀刘子业自立，是为宋明帝，而刘子业任命的徐州刺史薛安都与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人举兵对抗。刘骏派遣张永率领重兵前往镇压，薛安都等人遂向北魏请降求救。北魏君臣认为此为开拓疆界的“千载一会”，立即派遣尉元等人统率重兵前往接管。然而，不少南朝官员在兵临城下之际却犹豫不决，甚至闭门坚守。北魏军队一方面击溃了刘骏派遣的镇压军队，另一方面又利用威逼及利诱等各种方式围攻青齐各个重镇，最终取得了重大胜利，占领了淮北四州之地 。然而，这些投附人士因为各自的表现被区别对待，差异相当明显。
徐州刺史薛安都与兖州刺史毕众敬两个家族受到的礼遇也最为优厚。当尉元等率军占据彭城后，薛安都开城迎接，并被封为河东公及徐州刺史等。“皇兴二年（468年），与毕众敬朝于京师，大见礼重，子侄群从并处上客，皆封侯，至于门生无不收叙焉。又为起第宅，馆宇崇丽，资给甚厚。”薛道标之弟薛道异“亦以勋为第一客”。薛安都从弟薛真度“从安都来降，为上客。太和初，赐爵河北侯，加安远将军，为镇远将军、平州刺史，假阳平公。” 毕众敬也以城归降，赐爵东平公。 “（皇兴）二年，与薛安都朝于京师，因留之，赐甲第一区。”毕众敬之子毕元宾“及至京师，俱为上客，赐爵须昌侯，加平远将军。”毕众敬之弟毕众爱因“随兄归国，以勋为第一客，赐爵钜平侯。” 冀州刺史房法寿与东徐州刺史张谠等人享受的待遇稍微次于薛、毕二人，但也都可纳入“上客”之列。北魏朝廷“以（房）法寿为上客，（房）崇吉为次客，崔（道固）、刘（休宾）为下客。法寿供给，亚于安都等。以功赐爵壮武侯，加平远将军，给以田宅、奴婢。” 并州刺史房崇吉在北魏军队到来之时，坚闭固守数月，这也就是他待遇较为低下的主要原因。“及立平齐郡，以历城为归安县，崇吉为县令。”这与房法寿等人的反差还是相当悬殊的。而北魏军队占据徐、兖等地后，张谠主动归附，进入平城后，就受到高度礼遇。“后至京师，礼遇亚于薛、毕，以勋赐爵平陆侯，加平远将军。”张谠之子张敬伯“以随父归国之功，赐爵昌安侯，出为乐陵太守。”
与薛、毕等人形成鲜明对比，沈文秀、崔道固、刘休宾等人受到的待遇就显得十分简陋了。青州刺史沈文秀在发现北魏军队进入青齐地区后有掳掠行径后时，萌生悔意，闭门坚守，时间长达3年，可谓是青齐地区抵抗最为顽强的一部 。据载北魏朝廷对他这种忠义行为虽不无赞赏之意，但这也直接影响到他进入代都后的待遇。“宥死，待为下客，给以粗衣、蔬食。”这种情形与战国时期“下客食菜”的待遇如出一辙。冀州刺史崔道固的经历与沈文秀较为相似，先向北魏求援，后又反悔，闭门坚守。只是在城破之际，面缚请降。进入代都后，也得到显祖的宽宥，建置平齐郡时，崔道固被任命为太守，并赐爵临淄子，加宁朔将军。应该说，所受待遇还在沈文秀之上 。刘休宾本为刘彧所宠任的官员，先后为幽州刺史与兖州刺史，镇于梁邹城（今山东邹平县东北）。 北魏军队先是俘获其妻与子，逼迫其投降，但刘休宾虽有意投降，却在部下强烈反对下难以如愿，也坚守城池数月之久。进入代都后，北魏以梁邹民置怀宁县，以刘休宾为县令。所享待遇也算是较为低下的。
第二，“客例”与“对等酬赏原则”。这一部分是对等级化待遇现象的理论性的总结与分析，从而也成为北魏招怀政策的核心内容。通常，几乎所有的宾客都要经历一个“乘驿赴台，蒙为客例”的过程 。来自周边或敌对政权的归降之人，要想享受“上客”之礼，“归阙（即进入京师，朝见皇帝）”往往是一个必要前提与程序，尽管这一程序并非出自这些“客人”的主观愿望。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招怀政策实施对象非常复杂，对于那些被迫归降的人士，进京便是割断其乡土后援并加以有效控制的最有效方式，青齐人士的内迁便是极好的例证。还必须指出的是，北魏前期，与严刑厉法的总体特征相对应，北魏官府对于宾客的管理及惩罚措施是相当严厉的，即便是国内荐举的人员也不能随意离开京师，否则就有“私归之咎” 。同样，在外任之前，入朝的宾客也是不能随意离开京师及朝廷监管的。如段承根之父段晖本是凉州地区有名的学者与世族人物，进入代都为客后，段晖曾随世祖南征，因被人告发于马鞯中藏金，为南奔做准备，结果勘察为实，惨罹杀身之祸 。可见，宾客进入代都之始，到外任之时，实质上要经历一个监管或考察时期，即使尊为“上客”也不例外。
在纳入宾客之列后，要想“转客为主”，得到应得的奖掖与待遇，需要遵照“客例”或“客礼”之规定。文献中反复出现的所谓“客礼”与“客例”，应是北魏招怀政策的核心部分，是北魏招怀政策制度化与常规化的重要体现。北朝文献中蒙受“客礼”或“客例”的记载相当多。如崔道固之从子崔僧祐“在客数载，赐爵层城侯。” 张谠兄子张安世“正始中，自梁汉同夏侯道迁归款。为客积年，出为东河间太守，卒官。” 如淳于诞于景明年间自汉中归降北魏，到达京师洛阳后，“诞不愿先受荣爵，乃固让实官，止参戎号。”故延昌年间大举南征时，淳于诞仅为骁骑将军。回师之后“以客例，起家除羽林监。” 又如李苗于延昌年间归降，进入洛阳，也曾参与南征，“后以客例，除员外散骑侍郎，加襄威将军。” 可以推测，这些在文献中频繁出现的“客例”，不会仅限于君臣临时或随机的口头约定，而应该是已成文的制度规定，其基本内容大致规定了不同宾客所应享受的不同待遇。
结合第一部分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推知，为了安抚归附人士，赏赐与其原有官爵及影响相匹配的官爵与待遇，应是北魏制定“客例”时所贯彻的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原则之一，或可称为“对等酬赏原则”。当然，“对等酬赏”原则在实际应用中也不会是盲目的，需要针对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等级化待遇的现象，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如根据“对等酬赏原则”，南朝前来投附的皇族后裔进入北魏后，动辄封王，前文所列刘昶、萧宝夤、萧综等人皆是如此。不过也有例外，如拥有皇族血统及清显官位的萧衍养子萧正德进入北魏朝中，并没有受到高规格的待遇，相反，与其有家国之仇的萧宝夤甚至上表痛斥其“遗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亲亲，安能亲人，”请求诛之以儆天下。横遭冷遇的萧正德最终无奈地重返江南 。从这件事结果来看，一方面可以说，萧正德的投诚与政治价值没有得到北魏朝野的信任与认可，而另一方面宾客之间的利害冲突也起到了重要影响。
北魏后期，作为招怀政策较为成熟的标志，宾客的后裔甚至有权依据“客例”要求相应的待遇。在这一方面，刘休宾之子刘文晔的事迹极具典型性。太和年间，刘文晔趁孝文帝巡幸方山之时，拦路申冤。他指出：其父刘休宾身任南朝兖州刺史，与薛安都、毕众敬等人同为方面大员，且所守梁邹城也十分险要，“拥众一万，以城降款”，然而在归降之后，薛安都、毕众敬等人都荣蒙“茅土之爵”，而刘休宾仅为怀宁县令，都无爵位之赏。为此，他感到十分不公平。在申辩中，他还引述张谠父子以及崔僧祐之事例进行对比。东徐州刺史张谠所领仅2郡，且所据团城地位根本无法与梁邹相比，同时，张谠父子也有反复固守的举措，但是归附之后，张谠所受官爵与待遇仅次于薛、毕两人。崔僧祐本为救援其叔父崔道固而来，见败局已定才无奈降附，并无尺寸之功可言，也被赐爵荣城侯，位居三品。相比之下，刘休宾更显得冤屈。刘文晔的申诉最终还是打动了孝文帝，孝文帝甚至还提出了“赏从重，罚从轻”的处置原则。不久，刘文晔便被赐爵都昌子，后历任协律中郎、羽林监及高阳太守等职，他的申诉得到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不能否认，孝文帝的过人雅量也是刘文晔申诉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三，作为招怀政策制度化与成熟化的外在标志，北魏官府不仅设置了专门接纳外来宾客的专门机构与负责官员，如主客郎、主客令及主客给事中等，还为外来宾客建造了特殊的“客邸”。如献文帝在位时期，李安世曾任主客令，后又迁为主客给事中。他在接待南方使臣时，曾明确辨正其职位之历史渊源：“周谓掌客，秦改典客，汉名鸿胪，今曰主客。” 又如孝文帝在位期间，裴宣曾就任尚书主客郎，负责接待南朝使者 。除接待南朝使者外，这些官员还负责前来投附的宾客的甄别与待遇问题，具有较重要的发言权。如北魏后期，随着招怀政策的推行，随着南来宾客数量的增加，关于宾客待遇的争议也一再引起北魏朝野的关注。“时朝廷方欲招怀荒远，待吴儿甚厚，褰裳渡于江者，皆居于不次之位。”这种优惠的政策不免使一些人产生投机心理。如源子恭曾任尚书北主客郎中，主管南主客事。当时，有来自南朝萧衍政权的“投化人”许周与许团兄弟二人，其中许周自称曾任萧衍朝中的给事黄门侍郎，官位荣显，嬴得了不少北魏朝臣的信任与尊敬。然而，源子恭对于许氏兄弟的自述表示出极大的怀疑，他在上奏中逐条指出了其中的破绽及可疑之处，请求朝廷认真调查核实。结果不出源子恭所料，许氏兄弟本为避罪而北奔，在南朝时并没有显赫的官位，其投机行径最终败露无遗。在建都平城时，北魏在京城内已建有专门招待宾客的“客邸” ，迁都洛阳后，招怀政策得到更好地推行，并为此在京都洛阳城内专门建设了所谓“投化人”安置专区，即“四馆”与“四里”，如“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 这早已为史学界所熟知，兹不赘述 。
余论
北魏实施的“兼容并包”的用人方针，早已为研究者所关注 。政权建设以人为本，就北魏政治与文化建设而言，拓跋鲜卑本族人士根本无法满足对其对人材的需求。特别是在民族与政权交争竞存的割据时期，对政治与文化人材的需求更趋迫切，更为甚者，政治、文化人材的取向与贡献直接关系到割据政权兴衰存亡。可以说，没有外来政权与民族人材的加入与贡献，北魏的政治与文化进步是难以想象的。这也就是北魏招怀政策出台并长期维持的历史背景。事实证明，北魏招怀政策的实施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绩，大量来自周边政权与民族的官僚、士大夫由此进入了北魏各级政治机构，进而成为北魏政治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而这种政策的长期实施，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显示了北魏统治阶层的气度与勇气。北魏时期柔然人士爵位荣显，列满朝堂，与唐代前朝突厥族大臣几占朝臣之半的情形颇有几分神似之处，北魏后期洛阳的繁盛与唐代的长安也有遥相呼应之势 。尽管唐朝“胡越一家”的盛况远非北魏可以比拟，但我们又无法完全否认北魏招怀政策做出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影响。
北魏招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曾遭受过不少挫折与教训，如道武帝曾因世族人士崔逞出言不逊与傲慢而怀恨在心，后寻机而将其处死，这一处置立即引发了相当恶劣的反响，司马休之等人原本想投奔北魏，闻听崔逞遭遇后，因惧怕遭到迫害而改投后秦及南燕政权。此事使拓跋珪懊悔不已，“自是士人有过者，多见优容。” 另外，当然，北魏招怀政策主要是针对周边民族或对立政权中富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并没有惠及各个阶层的归附之人，这也可以说是北魏招怀政策的主要局限性与狭隘性所在。如北魏军队占据梁邹城之后，“（慕容）白曜送（刘）休宾及宿有名望者十余人，俱入代都为客。” 即一城之中，仅有10余人入朝为客，即使是当地大部分士大夫也不可能尽数享受宾客般的待遇，更不用说大批在南北战争中惨遭涂炭的普通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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