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文古堂主人彭君寿祺，是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最初只是作为顾客到他店里看看，不时买上几张拓片，并和他闲聊几句。成为莫逆之交则是后来的事。
彭君的店铺设在华山西路南段西廊，自他的父、祖辈从四川来滇设肆，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我开始在他那里买到的碑帖，都是一些普通拓本，如龙门二十品、郑文公碑、张猛龙碑之类，其中还有翻刻本。当时我的鉴别水平还低，买到这些拓本，已沾沾自喜，视为珍品。
随着交往日久，他见我嗜碑帖如性命，并向他虚心求教，渐渐和我谈起一些他对碑帖的鉴别经验，并教给我拓碑的技法。
有一次，我在地摊上买获一本所谓未刻阮元题跋的爨龙颜碑，用方若《校碑随笔》对照“不群”二字未损，纸墨看起来也陈旧，以为得了宝贝，捧去给他看，不料他随手一翻，却冷淡地对我说，这是新拓做旧的本子，要来何用。我不相信，和他辩论起来。他二话不说，从楼上取出一叠此碑拓片来，约有七八张之多，翻开给我看，果然跟我的这本完全一样，都是宣纸亮墨拓本，有关考校处与《校碑随笔》一一相符。
我一时怔住了，暗想那里来的这么多旧拓本?他才坦诚地对我说，这些全是他在抗日战争前亲手做的，专门卖给那些有钱而又不懂的阔人，可以多赚一些钱。我恳切请他指点识别爨碑拓本的决窍，他谈了三点：
第一、要从总体上看，不能足着眼于几处有关考校的笔画。两爨碑的早期拓本，笔画都比较瘦劲锋利，字口少有缺刺，新拓本笔画雍肿呆滞，多失笔意，是因为曾经剔剜过的缘故；
第二、做旧是在碑石上用黄蜡填补，并将阮元、邱均恩、杨佩三人的刻跋也一块填平，但填补后的石花泐痕与旧拓不符；
第三、旧纸的黄色是用麻栗壳水染成的，不是自然陈旧。至于爨宝子碑的所谓“玉”字不损本，也是如此炮制。不过因碑石左下角已缺，所以“玉'字不是在碑石上做手脚，而是把拓片拓回来后另刻一个“玉'字补拓上去。
经他说破以后，我后来凡是见到两爨碑的“旧拓本'都仔细校对观察，证明他的经验确实可靠。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得到了两爨碑的真正旧拓本二种，其中爨龙颜碑是浓墨拓本，墨色黯黑无光泽，已上墨霜，大概是用松烟拓的，拓工不如彭君所拓之精；爨蛊子碑是初刻邓尔恒跋后的整纸本，邓跋的笔画尚未剜错，左下角无“玉”字。此二种拓本，与做旧本及新拓本比较，神气迥然不同，真赝了然可判。
彭君因独生子不幸病故，心境十分不佳，身体日益衰颓。一九四八年，他将自己心爱的几种旧拓善本转让给我，颇有“宝剑赠与烈士”的意思。其中汉裴岑纪功碑是嘉道间精拓整纸本，“永和二年”的“二”字和“立海祠”的“海”字很明白，不似摹刻本的似是而非；汉孔宙碑“训”字未连，“高”字“口”内未损；汉张迁碑“拜”字未损本；汉韩仁铭“谓京”二字未损本；魏李超墓志“陵”字未损本；还有吾滇的唐王仁求碑、南诏德化碑、三十七部会盟碑等，也都是旧拓善本，平时不易得到的。可惜这些碑帖在我当“右派”期间都拿去易盐米了。回忆当日心情，大有李后主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之感。
彭君于五十年代初病逝。身后遗有孤孀幼女，境况萧条。我和裱画业工会主席张君宝善等经理其丧葬诸事。
自彭君逝后，滇中精于碑拓、裱碑的人，可说“如《广陵散》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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