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商会诞生之前，中国商人的社会组织是行会。这种商人的行业性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隋代，丰都市有120个“行”的组织。到了唐代，大都市中“行”的数量大大超过隋代。大约在明代中期，中国出现了被称为“商帮”的商人组织，它由来自同一地方的商人组成，是商人松散的地缘性组织。小的商帮无以计数，大的有所谓的“十大商帮”，如“徽帮”“晋帮”“陕帮”“宁波帮”“闽帮”“粤帮”等。
纵观中国商业的历史，行会受组织范围和管理职能的限制，仍然是一种狭小而封闭的传统组织。商会产生之后，中国的商人组织才跨出了传统组织的门槛，进入全新的现代组织时代。
记录天津商务总会成立过程的档案
天津商会的建立得到了清政府的大力支持，1903年12月23日，清政府商部左参议王清穆致函天津宁世福、王贤宾，告知沪埠商会业已成立，要求天津“速联合绅商，斟酌时宜，参照沪会章程，克日举办报部”
1861年，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天津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天津这座历史上以拱卫京畿闻名的城市，在无奈和屈辱中被迫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随着列强在这里相继建立租界，将资本主义工商理念引入此地，加之天津水陆交通便利、临近港口等先天地域优势，使得工商业日渐繁荣。
尤其是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在民众中的威望日减，整个社会涌动着变法维新的浪潮。那时的天津，商业百废待兴，为了做成一笔生意，同行之间的竞争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加之洋货越来越多地进入天津，天津本土商人的日子更是举步维艰。
那时的天津商人愈发觉得，没有一个便利的沟通渠道不利于自身和整个地区商业的发展，不能只讲竞争，还要联合。
据天津市档案馆的资料显示，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府设在了天津。那时，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基础的天津工商业资产阶级，为摆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桎梏，强烈要求成立一个代表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而此时的袁世凯也想在天津建功立业，在他看来，正可以借此机会向朝廷表功。
就这样，在天津各界商人的推动和努力下，建立一个代表天津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商业组织，成为袁世凯天津新政举措的一部分。另外，建立一个统一的商业团体组织，也是为了满足当时清政府稳定局面、筹集庚子赔款的需求。
天津商会的建立得到了清政府的大力支持，1903年12月23日，清政府商部左参议王清穆致函天津宁世福、王贤宾，告知沪埠商会业已成立，要求天津“速联合绅商，斟酌时宜，参照沪会章程，克日举办报部”。
1904年1月11日，商部在《劝办商会角胜洋商折》中强调，“近数十年间，开辟商埠三十余处，各国群起争利，而华商势涣力微”“纵观各国商战角胜驯至富强”“实得力于商会”。
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
1904年11月，清政府商部下令，“天津系商务繁富，应设总会之处，照章将旧设商务公所改为商会”。对于这段历史，天津市档案馆中保留着一些珍贵的史料，记录了天津商务总会成立的过程
天津社科院学者宋美云在《百年前的天津商会》一文中介绍，天津商会的设立不仅有清政府的意愿，也与津埠众商的力争密不可分，“1904年夏秋之交，全津三十余行业的61家商号的行董联名呈文，请求速建商会……”商人们的呼声表明，他们迫切希望建立商会这样一个联络工商各业、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
据天津市档案馆资料显示，在天津商会成立之前，也就是1902年8月，袁世凯札令设立了官办商务局。1903年5月13日，天津洋布绸缎、粮食和银钱各行商公禀袁世凯札准，在天津北马路创办了天津商务公所，经众商公举，卞煜光、宁世福、王贤宾、么联元四人为董事。
1904年11月，清政府商部下令，“天津系商务繁富，应设总会之处，照章将旧设商务公所改为商会”。对于这段历史，天津市档案馆中保留着一些珍贵的史料，记录了天津商务总会成立的过程。
在一份名为“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的档案中，除了将清政府商部关于设立商会的意思如数传达外，还交代了商会董事的选举办法，参选条件须有“才、地、资、望”四者，以及名额限制等。
据史料记载，1904年至1918年间，先后担任天津商务总会总理协理的有王贤宾、宁世福、吴连元、叶兰舫、卞月廷。1918年，天津商务总会依法改组为天津总商会。1931年，天津总商会又依法改组为天津市商会。
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
商会在向会员提供经济服务时，常常超出其经济职能的范围，将其功能延伸到政治、教育、地方自治、调解商人纠纷、赞助社会公益等十分广阔的社会领域
在中国近代史上，天津商务总会曾经在振兴华北地区商务、实业，繁荣商品市场，使天津发展成近代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天津市档案馆馆藏的这些档案文件，对于研究天津近代经济发展史、梳理天津商业组织的成型和变革，无疑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宋美云的《百年前的天津商会》一文中还指出，“（天津商务总会）具有管理市场、维持市面、平抑物价、制止不法行为的权力，较好地起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改善市场环境的作用，与此同时，还经常组织开展商业调查，以便各行各业工商户及时明了何地产销何物以及行情涨落趋势等各方面的情况，为政府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应对市场变化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商会在向会员提供经济服务时，常常超出其经济职能的范围，将其功能延伸到政治、教育、地方自治、调解商人纠纷、赞助社会公益等十分广阔的社会领域。其中，兴办商学为振兴实业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成为商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1906年，天津商务总会陈书商部，鉴于人才奇缺，而高等学堂程度较高，难有合适的师资生源，所需开办经费尤巨，一时不易筹办，决定筹设商业教员传习所，一面设立商业补习学堂，“为商业教员传习所实地练习之助，且以补各半日学堂教育之不及”，一面创办中等商业学堂。
1906年9月，天津中等商业学堂于东马路开设。1907年1月，已经设立中等商业学堂的天津商务总会认为，“学堂有中初之别，学业有深浅之分，既设立中等商业中学，自应举办初等，以备升进之阶”，于是“广为劝导，力求扩充”。这些学校的设立，为商业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此外，天津商务总会成立之初，还努力化解了20世纪初的一场“铜元危机”。
1902年开始，周学熙奉命在天津筹建银元局，铸造铜元、银元。此后，外地铜元的不断流入以及本地铜元发行量剧增，使得铜元的价值迅速下跌，有的地方形成了铜元早晚价格不同的局面。到了1911年，铜元危机更加明显，天津发生了一天之内一袋面涨价40多枚铜元的事情。
在此期间，天津商务总会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扼制铜元危机的措施，如禁止外地铜元流入、杜绝私铸私贩、摒弃劣质通货等。这些措施在当时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最终化解了铜元危机。
天津商会自成立以来，及时缓解了金融危机，促进了津门商业繁荣，为近代天津工商业的顺利发展铺就了道路。
本报记者 肖明舒
图片由天津市档案馆提供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