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泰国和缅甸交界的原始森林里，曾有一条长达415公里的铁路，铁路经过的泰缅边境热带雨林区，多是人迹罕至之地，气候恶劣，地形险峻，这条铁路名叫泰缅铁路，也叫“死亡铁路”。
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军野蛮罪行的见证。
为了运送日军的战略物资，二战期间，原计划6年完工的这条铁路在修路工人高死亡率的代价下一年多便竣工了。
修路者中包括6万名盟军俘虏，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差得不可想象，很多战俘因过度疲劳、营养不良、虐待或各种传染病而丧生。
澳大利亚著名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1994年凭借处女作《河流领路人之死》被《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评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最好的作品之一”。
他的父亲就曾是一名战俘，曾被迫修筑这条“死亡铁路”。根据父亲的经历，他写成了二战题材小说《深入北方的小路》，获得2014年布克奖，被评委会称为“布克奖史上的大师之作”。
《深入北方的小路》之所以能够得到来自各方的好评，与其故事的真实性密不可分，正如有外媒评价：“战争是故事的中心内容，但小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小说。弗兰纳根关注的是爱本身和爱的救赎力量。小说充满了各种人性的晦暗和挣扎，但是结尾处一个令人振奋的世界出现了，不是充满戏剧性的突然降临，而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读者眼前。”
由于理查德·弗兰纳根的父亲曾被迫修筑被称为“死亡铁路”的泰缅铁路，这让理查德·弗兰纳根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有了更多的事实依据作参考。
在创作这部小说的12年间，他曾走访过日本，寻找那些在战俘营虐待过自己父亲的日军军官搜集素材，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地进行了自己的想象。
他不仅想象了那些战俘在修建“死亡铁路”时艰难的生存环境，同时也试图想象那些监督修路的日本军官的心理。
这种大胆的想象让作品把战争的可怕和残酷真实地还原在读者眼前。在他笔下的每一个战俘，乃至日本军官都刻画得相当立体，人物形象鲜活且极具个性，这使得作品在整体叙事上流畅通顺，情节紧凑精彩，深深抓住了读者的心。
这本书讲述了澳大利亚医生多里戈·埃文斯在二战中成了日军的俘虏。他在战俘营的工作除了治疗生病、残疾的战俘，还要负责从他们中挑选出日军规定的人数，去修建泰缅铁路。在修建这条“死亡铁路”的过程中，每天都有人因为殴打、饥饿、热带疾病和繁重的工作而死去。
“这个露水的世界/每颗露珠都是/一个挣扎的世界”，书中引用的日本江户时代诗人小林一茶的这首俳句，恰当地隐喻了一群衣不遮体的战俘的命运。
战俘们要抵御蚊虫、饥饿、恶性传染病、日军看守的殴打和越来越繁重的奴隶似的苦工，在恶劣的环境中拼命挣扎。虽然每天的生活可以用暗无天日来形容，但人们的心底从未放弃过爱与希望。
多里戈·埃文斯从军官薪俸中征钱为病人购买食物和药品，抑制自己强烈的食欲，把牛排分给病人吃，作为医生的他，在简陋的条件下竭尽所能地挽救生命；“小不点”军人米德尔顿拼命干活，却最终导致了悲惨地死去；“兔子”亨德里克斯在残酷的现实中拿起笔，把战俘们悲惨的遭遇都忠实地记录下来，让后人得以见证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土人”伽迪纳把一个珍贵的鸭蛋分给生病的“小不点”吃……这种生长在废墟里的爱与希望，是人类最可宝贵的财富。
从叙事手法上讲，这本书从多里戈·埃文斯的回忆开始叙述，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直至老年，就像电影中的快进一样，拼接出多里戈·埃文斯的一生。
“快乐的人没有过去，不快乐的人除了过去一无所有。”书中这样写道，战争剥夺了一切美好，把所有生活的希望和光明拖入了黑暗和痛苦。
然而，这本书在悲痛的基调之下，还有一条爱与爱的救赎力量的线索贯穿始终，有人这样评价：“《深入北方的小路》是一部爱与柔情的交响曲，一个令人感动、充满力量的故事，完美地呈现了生命的广阔和复杂。”
在战俘营中，白天的多里戈·埃文斯要想办法营救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战友，在挑选修路工人的人数这件事上不惜赌上性命与日军指挥官“讨价还价”。晚上，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会想起他的爱人，日复一日地等待着这位名叫艾米的女人的来信。终于有一天，他收到艾米的信，而这封信给他带来了活下去的信念。
就这样，小说既讲述了多里戈·埃文斯如何被过去的记忆折磨，也在结尾处写道：“他重又挺直身躯，继续走他的路。”
那个被战争摧残的“不快乐的人”虽然带着抹不去的烙印，但与此同时，也带着爱的力量，勇敢地活下去，这就是弗兰纳根在小说中要展现的主题。
爱情和战争是自有文学以来的两大主题，《深入北方的小路》正是一部关于爱情和战争的佳作，有着刚柔并济的特点。
战后，多里戈·埃文斯得知他的爱人艾米在一场意外中去世，为了摆脱孤独，他与女孩艾拉开始了一段无爱的婚姻，却发现自己无法忘记艾米，仍然沉浸在失去爱人的痛苦中不能自拔。
总结多里戈·埃文斯的一生，他仿佛是一个挣扎着前进的矛盾体，在爱中挣扎，在战争中挣扎，在人性中挣扎。
以此种形式，作者将战争的残酷以及人性的脆弱展现得淋漓尽致。战争给故事主人公带来的记忆阴影，为亲历者留下的难以抚平的创伤，同时也引发读者对战争与人性更深层次的共鸣与思考。
本报记者 肖明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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