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这座经历了65年风霜，不减生机的剧院，至今依然保持专业精神与谦卑之心，不断向观众输送着新鲜的艺术养分。
《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一书展现了焦菊隐、欧阳山尊、吴刚、濮存昕等四十一位“人艺人”的艺术人生。其中有殿堂级的话剧巨人，也有家喻户晓的“老戏骨”。
本书不仅是中国话剧史最鲜活的注脚，展现了北京人艺65年里那些知名、长盛不衰的经典剧目与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更是一本艺术大师留给后辈的甘苦谈。每一位大师几乎都倾囊相授，讲述他们心底对艺术与人生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和经验。
除了揭秘第一手创作故事，书中还有首次公开的百张独家剧照与历史资料图片。
冯远征——演员的品格
冯远征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带过表演系的在职研究生班。首先教了10 天的表演基础开发课，因为有一半学生是唱歌跳舞的，为拿文凭考进表演系研究生，一点表演基础都没有。在教课的过程中，发现他们没读过戏剧名著。搞表演没读过名著怎么可以？于是在一个半月中带学生反复读了中外13 部有名的剧本。读完后，学生的傲气全没了，开始敬畏名著。后面他为全班排了两部戏《足球俱乐部》和《等待戈多》。《等待戈多》还被推荐到第34 届莫斯科大学生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展演，获得最佳女主角奖。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裔女演员获得这项荣誉。
远征认为，表演不是教出来的，要有天赋，所有人都有表演的天赋，只是后期没有开发。每个婴儿，每个人都有当总统的潜能，每人也有做乞丐的可能。这都取决于后来的环境、成长、教育和性格。冯远征能利用10 天、30 天教课，他不是教表演，而是注重开发个人的潜能。
我真心为冯远征在艺术传帮带上做出的贡献而感动。他告诉我：“艺术家不是随便说出口的，必须真的做到那儿，况且自己年龄还不到艺术家那么大。明星是炒作制造的，自己做个演员就挺好。”多么朴实的语言，可做到这点谈何容易。正是有这样的做人准则，当社会的民办学校找冯远征去讲课时，无论开价多高，他都不去，因为这不能用金钱去衡量。他觉得自己只是为了传授这些年的经验，他希望中国艺术院校培养的学生和演员是名副其实的。
我们又将话题转到传承与发展上来，这是一个不得不谈的问题。如何看待名著演出的状况，如何让观众了解那个年代，让他们接受那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思维方法。
远征想了想，说：“《茶馆》和《雷雨》需要保持，现在的《茶馆》和老艺术家们演的已经不一样了，节奏快了，为什么？现在观众需要节奏稍微快一点儿。我们这拨演员拍过大量的电影和电视剧，知道现在的表演节奏和原先是不一样的，如果还固守陈规，悠着演，观众就接受不了。国外在上演经典喜剧时也不是照搬原版的，随着认知的改变，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传承与发展的关系。”
比如《茶馆》，现在这些演员开始时也是刻模子出来的，到了今天，梁冠华演的王掌柜，杨立新演的秦二爷，濮存昕演的常四爷，冯远征演的松二爷，已经不完全照搬老一辈艺术家的方法表现了，每个人物都融入了演员个人的理解。我插了一句：“好些观众评论你们没有老艺术家演得好。”远征说：“没错，老一辈是丰碑，已经立在那了，我们够不着，无法逾越。”比如1999 年《茶馆》建组，宣布冯远征演松二爷，他差点儿疯了，凭什么让我演？演不了，我还想演更好的呢！黄宗洛老师把松二爷都演绝了，别人怎么演？于是远征找各位领导谈话，理由是：如果承认焦菊隐是大师，为什么当初不让别的艺术家去演松二爷，而选了黄宗洛老师？现在剧院有合适人选演松二爷，为什么让我演？一周后，院长找到冯远征说：“两条路，一是演松二爷，二是写辞职报告。”当时只能演了，要演就要演好。冯远征没有工夫想怨气的事情，怨气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一个人想做没做到。演员在名利场中，没有心态平和的，但是一定要勇于接受现实。再说了，怨有什么用，这是单位的工作，这就是“一棵菜精神”，无论是菜心、菜叶、菜帮子，都要在这棵菜上。“后来我们演了这么多年，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说明这也是继承了人艺的传统，并将其延续发展了。”冯远征说。这就是传承的精髓，传承北京人艺的精神。
为什么人艺还能成为中国戏剧的一个标杆，并不是有多少经典剧目和大腕撑票房，而是有一种精神在，也就是“一棵菜精神”。演什么戏都是完整的，小角色是有光彩的。像李光复、米铁增、王大年、李士龙、兰法庆、张福元等一批任劳任怨演着小角色的大演员都是人艺的宝，没有这样的演员，《茶馆》成不了一台戏。
我们又谈到了如何评价林兆华版的《茶馆》。远征说，《茶馆》是一部很生活化的剧目，生活化的景，生活化的道具，生活化的表演。林版的《茶馆》只是没再向前迈一步。如果再迈一大步，试想弄一空台或一现代化的景，让演员不梳辫子，穿着西服上台，那人艺将会有两个版本的《茶馆》。
他畅想，十年后，北京人艺再排的《茶馆》和今天又会不同，只要能够继承人艺的精神，它就是原汁原味的。再比如《蔡文姬》，该剧表现的不是当时的真实生活，焦菊隐先生学习了西方的戏剧理念，同时融入了本土京剧等民族元素，舞台上朱琳老师走的是锣鼓点台步，观众一样接受。
远征继续说道：“《雷雨》观众的笑场其实是爱情观不一样。周冲还‘四凤，四凤’地在台上表现近百年前的示爱，观众是要笑。1987年演《北京人》观众也笑，为什么笑？观众理解不了那个时代谈恋爱是那样的。愫芳说：‘我只要每天能看见他就行。’观众说：‘有病啊!曾文清有病啊!’这是观念的问题。所以对名著我们要尊重，也要研究如何适应当前的审美观，同时培养观众的欣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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