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创办，这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大发展节点，标志着洋务运动从“求强”为主的阶段转入兼重“求富”的阶段。作为洋务运动中坚人物的盛宣怀，正是从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开始，才正式走上洋务之路。按照风行说法，这是一条简洁明了的路径。其实，这个说法的基础并不坚实。《李鸿章全集》面世后，出现的重要线索表明，盛宣怀通过介入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而走向洋务建设的道路，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同时，盛宣怀的这一历程也表明，对于洋务事业从顶层设计落实为建设实践的具体过程，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从军之路的阴云
在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的问题上，风行说法的依据，主要来自于一份二手资料，即盛宣怀之子盛同颐等人于1919年刊行的《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邮传大臣显考杏荪府君行述》（以下简称《行述》）。《行述》是对盛宣怀与洋务事业结缘的最早概括和表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了解盛宣怀在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之前活动情况的最宝贵资料。除《行述》作为二手资料的属性之外，其所叙述的“事实”和叙事逻辑之间，也出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疏漏。
《行述》对于盛宣怀从投入李鸿章幕府到转入轮船招商局这一过程的叙述，可以说是盛宣怀凯歌行进的三部曲，即从军历练而晋升，继而办赈有功，其后又强势介入筹办轮船招商局事务。在这种基调之下，盛宣怀的每一步活动都毫不例外地被描绘成人生赢家。那么，《行述》力图展现的盛宣怀诸事顺利的发展步调，与其列举的盛宣怀的三阶段经历之间，是否在逻辑和实践上实现了契合呢？按照时间顺序，盛宣怀这段从入幕到入局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从军、办赈和入局三个首尾相继的阶段。仔细观察盛宣怀此间的“辗转腾挪”，不难发现其中明显存在着蹊跷之处。一是盛宣怀从从军到入局的转向过于突兀。二是盛宣怀的事业发展道路何以突然发生变化呢？
《行述》的叙事，从开始就与事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新版《李鸿章全集》中，李鸿章于同治九年七月十四日给朝廷的一份奏片上，第一次出现盛宣怀的名字。由该奏片可证，《行述》关于盛宣怀入幕时间的说法大致不差。该奏片的中心意旨是李鸿章奏请朝廷允准许钤身、盛宣怀和诸可权三人继续跟随自己前往直隶。然而，出乎李鸿章意料的是，竟然遭到朝廷断然拒绝。根据吏部议复之后给出的意见，朝廷遂允准吏部意见，下达了旨意，这意味着盛宣怀等三人不仅无法待在直隶，而且必须离开李鸿章幕府。李鸿章为三人前程考虑，很快设计了一条转圜之策。于是，在接到吏部关于许钤身、盛宣怀、诸可权三人应“回籍终制”的意见后，李鸿章遂上奏，请朝廷准其三人“前赴刘铭传军营差遣委用，俾资得力”。清廷很快批示“著照所请”。这就意味着，虽然盛宣怀不得不离开李鸿章幕府，但终究可以延续其从军之路了。
蹊跷的是，在朝廷允准盛宣怀转赴陕西之后，在将近十个月的时间里，始终再未发现有关盛宣怀行踪的直接记载。不过，综合若干间接信息来判断，盛宣怀转到刘铭传麾下接续的这条从军之路，很可能难以为继。支持这一判断的第一个理由，便是刘铭传此次督办陕西军务惨淡收场。另一个成为判断盛宣怀从军境遇的鲜明参照，即许钤身和诸可权的遭遇。从李鸿章在同治十年年底给朝廷的一份奏片中可以看出，许钤身和诸可权都前往陕西军营效力了，最后也皆因无功可保而不得不“销差离营”。而盛宣怀如果一直待在军营，恐怕也难逃这样的结局。
大水之中的转身
带着上述疑问，再来看《行述》中有关盛宣怀参与同治十年直隶水灾赈济活动的记载，便不能等闲视之了。盛宣怀从事直隶赈务之际，当初与之一起奉命从军的许钤身和诸可权仍在刘铭传军营之中。这难免令人生疑，清廷曾明令盛宣怀不得继续待在直隶，但他为何离开军营转而去办理直隶赈务了呢？据此猜测，此次赈务很可能是盛宣怀转换事业发展道路的关键。因此，《行述》在从军和入局之间插入的、关于直隶水灾赈务的叙述，很可能蕴含着某些隐情。
同治十年永定河发生严重决口，可谓是李鸿章就任封疆大吏以来，第一次独立面对严重灾荒的考验。此次永定河决口，救灾所需要的总体投入非同一般。救灾投入的首要部分用于抢修河工。另一项困扰李鸿章的投入，则是救济灾民的巨大用费。在官府财政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李鸿章很快把目光投向饬劝民间捐赈的途径。正是在这次劝捐助赈活动广泛开展之际，很长时间里在各类资料中都难觅踪影的盛宣怀，突然重新出现，并以出色表现赢得了李鸿章的青睐。同治九年十月以后，盛宣怀似乎隐匿起来，因为目前尚无任何资料能发现其踪迹。直到李鸿章于同治十年九月二十九日发出的两封信函中，盛宣怀才现身其间。
本文作者朱浒
按照这两封信的时间推算，盛宣怀在上海从事棉衣助赈活动已有一段时间。这意味着，在李鸿章发起商劝捐助棉衣不久，盛宣怀很可能就积极参与其中。此时的盛宣怀大概也决心与从军之路决裂了。通过这次开办赈捐的机会，同样能够获取功名。因此，在随同刘铭传军营求取功名无望的情况下，将投身赈务作为进身途径，也可以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正是基于在此次赈务中的表现，盛宣怀历经一年又十个月之后，再次出现在李鸿章给朝廷的奏折之中，并且迎来自成为“知府道员”后的第一次晋升机会。
盛宣怀投身赈务，更大可能是从军之路难以为继的脱身之计。据此而言，其当初的从军经历，恐怕很难单独成为他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的资格保障。另外，根据这份奏折可知，盛宣怀得到“赏加二品顶戴”，根本不是如《行述》所称“从军逾年”的结果，而是因为参与办赈事务。
办赈之后的入局
无可否认，盛宣怀在同治十年参与的救灾行动，并非一个新兴事务。出人意料的，恰恰是依靠参与此次赈务的机缘，盛宣怀才得以跻身筹办轮船招商局的行列，从而开始走上洋务之路。然而，这里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背景，便是此次灾荒事件与筹议开创轮船招商局事务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即直隶水灾对确立轮船招商政策所起的推动作用。
在同治十年直隶水灾之前，李鸿章并未参与轮船招商的筹议。那么，他为何会于此时如此积极、坚定地支持创办轮船招商事宜呢？又为什么要抛开闽、沪两厂的既有基础而力图另设轮船招商局？回应这些问题的突出线索之一，便是李鸿章在此次水灾期间因赈粮运输问题而遇到诸多困难。与此同时，盛宣怀也经历了这一困局，从而为其在航运问题上与李鸿章产生共鸣，埋下了伏笔。
由于直隶境内粮食供应不足，李鸿章不得不向外地特别是南方各省购运赈粮。但在完成大批赈粮的采买任务后，运力不足便成为一个巨大的短板。在商轮运输陷入困境之后，也是盛宣怀率先建议，试图借用本土制造的兵轮运输赈粮。盛宣怀因此次赈粮运输而得到李鸿章器重，被纳入其筹创航运业的范围，实属顺理成章之事。不过，此次赈务对于盛宣怀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其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按照《行述》说法，盛宣怀从轮船招商局筹办活动伊始就居于重要地位。美国学者费维恺早在1958年出版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一书中，就对这个说法提出了疑问。通过与李鸿章奏稿的对照，李鸿章的奏折没有提及盛宣怀，那么是否意味着《行述》关于盛宣怀参与筹办招商局的说法完全不可靠呢？对于这一疑问，费维恺无法找到答案，只好转而讨论盛宣怀进入轮船招商局后的作为了。正如费维恺所言，在李鸿章向朝廷正式奏报创设轮船招商局的奏折中，首任总办朱其昂是被提及的首要人物，位居其次的则是后来没有进入轮船招商局的胡光墉（即胡雪岩），盛宣怀的名字则始终没有出现。盛宣怀很早便奉李鸿章之命筹议招商事务，并且，盛宣怀不仅参与筹议事宜的时间早于朱其昂和胡光墉等人，而且在整个筹办过程中都未缺席。那么，盛宣怀为什么会在李鸿章的奏折中完全消失了呢？通过仔细梳理此次赈务活动，可以发现，李鸿章在此期间与朱其昂、胡光墉等人的交集，很可能是揭开这一谜团的一条重要线索。
对于朱其昂怎样得到李鸿章赏识的问题，以往大都采用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递上的《试办招商轮船折》的说法。这种看法存在的疑问是，此前李鸿章委派筹议章程的林士志和盛宣怀，都是其幕府中人，可见其态度慎重，如果此时方与朱其昂初识，李鸿章何以能够立即交付其如此重要的任务呢？事实上，朱其昂与李鸿章的交集，肯定早于同治十一年夏间。朱其昂的名字在《李鸿章全集》中首次出现，是在同治十一年八月李鸿章为南省官绅捐赈请奖的奏折之中。与盛宣怀一样，李鸿章对朱其昂的赈务业绩同样给出了很高的评价。由该奏折可知，自同治十年直隶大水掀起捐赈活动之后，朱其昂表现积极。基于赈务期间曾有过联系，李鸿章与朱其昂在同治十一年夏间的会晤当然不会是初识。
至于胡光墉筹办轮船招商局的活动，则是另一番微妙情形。胡光墉当时为江浙绅商群体的头号人物，加之早先曾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经历，就资格和能力而论，胡光墉是竞争轮船招商局主持人的有力人选。但胡光墉与左宗棠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左宗棠与李鸿章又素来不睦。这就不难理解，在同治十年以前，尚未发现李鸿章与胡光墉之间有过直接交往的记录。同治十年直隶大水爆发后，胡光墉才与李鸿章有了密切交往。在李鸿章发起向南省官绅劝赈之举后，胡光墉立即“捐解棉衣一万件”，从而成为第一批积极回应的人士之一。这种表现显然赢得了李鸿章的器重，也使李鸿章对胡光墉寄予了更多期望。在这一轮通过赈务建立的交往中，李鸿章与胡光墉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从而大大拉近了距离。也正是在此之后，李鸿章才有试图延揽胡光墉加入筹办轮船招商局之举。但事实表明，这仅仅是李鸿章的一厢情愿，胡光墉以“所虑甚多”为辞，“似决不愿入局搭股”。而李鸿章、胡光墉两人自直隶办赈以来所达成的良好关系，亦就此烟消云散。当然，胡光墉出局后，盛宣怀在招商局中的地位虽然有所上升，但还未达到掌控全局的程度。
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决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由从军—办赈—入局三部曲构成的曲折过程，也是盛宣怀个人发展道路经历了重大转向的结果。同样，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也不是一个简单落实顶层设计的企业建设活动，而是多种复杂因素和脉络相互交织的结果。盛宣怀从军营文员到洋务人员的这个转换过程，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历程，都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复杂互动的过程，必须以实践活动为线索，运用复合式研究视角和取向才能加以把握。另外，研究过程中还需要深刻认知文献自身的特定属性。《行述》对盛宣怀筹办招商局作用的夸大，与李鸿章奏折对胡光墉入局地位的抬高，可谓异曲同工。因此，无论是面对一手还是二手资料，研究者都不能仅仅着意于从中摘取作为论据的信息，而忽视了这些作为独立文本的资料所蕴含着的特定叙事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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