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出生在长春,她和她的家人是坐着她舅舅驾驶的飞机,从当年的长春逃到了北京。她的舅舅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飞虎队成员之一。尔后,她的舅舅和姨去了台湾,而她们一家人则留在了大陆。那时,她还不到两周岁。
让她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当她慢慢长大,学生时代申请入团时,团支部书记和她说,因为她有“港台”关系,没有被上级团委批准。在红旗下长大,当年不满两岁的女孩,会受到“港台”的什么“影响”?工作以后要求入党,同样因为“港台”关系没有实现。作为一名演员,上世纪70年代,她又因为“港台”关系,竟被剥夺了为“工农兵”演出的权利。可以说,“港台”关系的梗,从她幼年开始,延续到少年、青年,一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那年,她已经三十多岁了。
暴风雨终于过去了。阳光终于透过阴云,就在改革开放不久,一封没有邮发地址的信寄到她的家中。看完信,她们全家都无比激动。这是她姨在时隔三十多年后,从美国寄来的,内容很简单:问家中长辈是否还在世,问她们是不是还住在新华里那间九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另外,还留下了美国和我国台湾的两个联系地址。她姨之所以敢于写这封信,说是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的消息。
妻子立刻拿起笔写回信,可是怎么写呢,写什么呢?那夜,她失眠了。
最终,她没有写曾经的苦难和精神上的困惑——她写我们生活得很好,很幸福,很健康。她告诉姨,她们一直住在新华里九平方米的家里,否则,就收不到她的信了。信在寄出之前,可能是多年养成的惯性思维吧,她把信拿给了单位领导,请领导审查。领导笑着说,都改革开放了,我还审查什么?虽然这么说,领导还是把信看了一遍。她这才放心地把信寄了出去。再以后,她姨给她们寄来了邀请函,希望在香港见面。妻子到公安部门进行申请。公安部门很负责任,对妻子和她的母亲方方面面进行了全面审查,并要求我到公安部门面谈,以了解我的态度,并告诉我未来生活可能会发生的变化,让我有个思想准备。
终于成行了。半个月后,妻子从香港顺利回来了,带回她姨给她买的东芝冰箱——但必须本人拿着证件,限时到北京东交民巷去取。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冰箱——摆在家里,真的很有气势。
在香港,她姨给了她一百美金当零花钱。她没舍得花,回来后兑换了330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当时我们普通工人一年左右的工资。记得当时我们用二百多张华侨券,在华侨商店购买了一台“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和一台“红灯”牌无线电收音机。那时的电视节目虽然只有几个频道,但每天晚上,左邻右舍都会跑到我家来看节目。
此时,妻子的“港台关系”,由改革开放前的压抑,受歧视,变成被人所羡慕,这可能是人性本能的表现吧。这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故事。
从这以后,她姨每年中秋节前夕,都会回来和我们共度团圆节。最初几年,都是带着两个紫色的大行李包,内装各种式样的服装和一些生活用品。几年后再回来,不仅不带行李包了,还从我们这里买服装带给她在台湾的邻居和朋友。她姨说,大陆变化太快了,一年一个样儿。
2013年春季,我和妻子去台北看望病中的二姨,给姨和姨父带去的礼物,是老美华的上衣和鞋子。93岁的姨父,当场就穿上鞋,走了两步,动情地说:“真的是老美华的鞋,年轻时我就喜欢穿老美华的鞋,大陆真的了不起,这些年进步得太快了。”
在返回的飞机上,妻子和我说:“那些年,我做梦也没有梦到会来台湾看望亲姨。”我说:“是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你的梦永远是梦。来台湾旅游都是不可能的。如今,你还害怕有‘港台关系’吗?”妻子望着舷窗外的蓝天,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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