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出生在长春，她和她的家人是坐着她舅舅驾驶的飞机，从当年的长春逃到了北京。她的舅舅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飞虎队成员之一。尔后，她的舅舅和姨去了台湾，而她们一家人则留在了大陆。那时，她还不到两周岁。
让她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当她慢慢长大，学生时代申请入团时，团支部书记和她说，因为她有“港台”关系，没有被上级团委批准。在红旗下长大，当年不满两岁的女孩，会受到“港台”的什么“影响”？工作以后要求入党，同样因为“港台”关系没有实现。作为一名演员，上世纪70年代，她又因为“港台”关系，竟被剥夺了为“工农兵”演出的权利。可以说，“港台”关系的梗，从她幼年开始，延续到少年、青年，一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那年，她已经三十多岁了。
暴风雨终于过去了。阳光终于透过阴云，就在改革开放不久，一封没有邮发地址的信寄到她的家中。看完信，她们全家都无比激动。这是她姨在时隔三十多年后，从美国寄来的，内容很简单：问家中长辈是否还在世，问她们是不是还住在新华里那间九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另外，还留下了美国和我国台湾的两个联系地址。她姨之所以敢于写这封信，说是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的消息。
妻子立刻拿起笔写回信，可是怎么写呢，写什么呢？那夜，她失眠了。
最终，她没有写曾经的苦难和精神上的困惑——她写我们生活得很好，很幸福，很健康。她告诉姨，她们一直住在新华里九平方米的家里，否则，就收不到她的信了。信在寄出之前，可能是多年养成的惯性思维吧，她把信拿给了单位领导，请领导审查。领导笑着说，都改革开放了，我还审查什么？虽然这么说，领导还是把信看了一遍。她这才放心地把信寄了出去。再以后，她姨给她们寄来了邀请函，希望在香港见面。妻子到公安部门进行申请。公安部门很负责任，对妻子和她的母亲方方面面进行了全面审查，并要求我到公安部门面谈，以了解我的态度，并告诉我未来生活可能会发生的变化，让我有个思想准备。
终于成行了。半个月后，妻子从香港顺利回来了，带回她姨给她买的东芝冰箱——但必须本人拿着证件，限时到北京东交民巷去取。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冰箱——摆在家里，真的很有气势。
在香港，她姨给了她一百美金当零花钱。她没舍得花，回来后兑换了330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当时我们普通工人一年左右的工资。记得当时我们用二百多张华侨券，在华侨商店购买了一台“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和一台“红灯”牌无线电收音机。那时的电视节目虽然只有几个频道，但每天晚上，左邻右舍都会跑到我家来看节目。
此时，妻子的“港台关系”，由改革开放前的压抑，受歧视，变成被人所羡慕，这可能是人性本能的表现吧。这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故事。
从这以后，她姨每年中秋节前夕，都会回来和我们共度团圆节。最初几年，都是带着两个紫色的大行李包，内装各种式样的服装和一些生活用品。几年后再回来，不仅不带行李包了，还从我们这里买服装带给她在台湾的邻居和朋友。她姨说，大陆变化太快了，一年一个样儿。
2013年春季，我和妻子去台北看望病中的二姨，给姨和姨父带去的礼物，是老美华的上衣和鞋子。93岁的姨父，当场就穿上鞋，走了两步，动情地说：“真的是老美华的鞋，年轻时我就喜欢穿老美华的鞋，大陆真的了不起，这些年进步得太快了。”
在返回的飞机上，妻子和我说：“那些年，我做梦也没有梦到会来台湾看望亲姨。”我说：“是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你的梦永远是梦。来台湾旅游都是不可能的。如今，你还害怕有‘港台关系’吗？”妻子望着舷窗外的蓝天，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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