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了大学，开始写诗的时候则又迷恋上“第三代”的口语诗了。事实上，从我开始写诗，就有意识地和雪莱、拜伦、普希金式的浪漫主义风格保持了距离，试想，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人道主义、人性论这些尚是在被批判之列，中国人还能浪漫起来么？即便有个别“洒狗血”式的浪漫，也只是“伪浪漫主义”而已，而不可能像雪莱们一样，是来自骨子里的人性的张扬。
再次遇到穆旦先生是在大学最后一年，因翻阅新文学史料，知道了西南联大的校园诗曾创造了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高峰，而这高峰之上就有他——诗人穆旦。而我所读书的大学，恰好就是当年穆旦先生留下足迹的地方。
在整个华北及中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上世纪30年代末，红土高原上的昆明，却意外地接住了这张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书桌，虽然在日寇空袭的炮声及警报声中它也摇晃了几下，可总算是摆稳了——昆明在抗战期间暂时成了中国的文化中心。
那是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很多今天我们熟悉的身影都曾匆匆出现在昆明大西门外西南联大的红土路上，单从人文学者的阵容上看，就有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卞之琳、陈寅恪、吴宓、钱锺书、冯至、林徽因，还有来自英国的诗人燕卜逊等。诗人穆旦就是在联大得以成长的。在这种环境里，穆旦或得以聆听师长的教诲、亲炙，或得与同学相伴而行、交流切磋。穆旦先生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留校任教。两年后的1942年，曾随远征军入缅参战，历经险难，从野人山中爬出。穆旦在联大期间创作了很多诗歌，艺术上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西南联大的校园诗人，单就外语系所出的，除了穆旦还有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等，这些提到20世纪中国诗歌都无法绕过的诗人。上世纪90年代，北师大的张同道教授对以穆旦、郑敏、杜运燮等为代表的西南联大校园诗人有过这样公允客观的评价：“由老师和学生共同构成的校园诗人群，把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引进中国新诗，在黑暗重压下，坚定而自信地歌唱自由、苦难和土地，拷问自我的矛盾灵魂，成为现代诗学和中国泥土融合的支点，促使中国新诗现代化，创造了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高峰。”而穆旦的诗自然是这个峰顶之上最美的风景。
在20、21世纪之交的时候，一些年轻的文学博士和教授们曾提出重读经典、重读大师，并把20世纪中国第一诗人的座椅留给了穆旦先生。我以为，穆旦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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