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做贼”

读书是真读书，“做贼”却是有其表，无其实。

　　上世纪60年代末，复课无望，我也厌倦了无休无止的派性争斗，便悄然回家，当起“逍遥派”。虽说乐得逍遥，少了烦扰，可这无事可做、无书可读的日子，也实在无聊，难以打发。

　　一日，老邻居夏阿姨来串门，闻状，遂告我如想读点书，她可帮忙。夏阿姨原是工厂集体宿舍大院的图书管理员，虽说图书室已被封停，她也改做房管员了，但图书室的钥匙还一直存放在她那儿，可带我去挑几本书。但在当时，图书典籍几乎都成了封资修的代名词。因此，去挑书也不敢叫人知道。

　　于是，当晚10点半熄灯以后，夏阿姨领着我悄悄摸到集体宿舍西楼一层的图书室，瞅了瞅，楼道里没人，就迅速开门，闪进屋内。夏阿姨打亮手电，我在手电光的引领下在一层层书架上翻找起来。猛然间，一套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映入我的眼帘。心里一阵激动，这可是我心仪已久的名著。我深吸了口气，定了定神，就急忙把书塞进书包，随夏阿姨蹑手蹑脚地从图书室溜出。如果不是亲临其境，谁敢相信，在那个时期，为了寻本书读，还要像小偷潜入公私宅第一般偷偷摸摸、提心吊胆。

　　夏阿姨曾叮嘱我，为了预防不测，每次只能挑选三四本书，读完再换。那时我犹如渴骥奔泉，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大约半月二十天我就随夏阿姨做一次“贼”，循环往复，一年多下来，我先后读了40多部国内外名著以及刘白羽、杨朔、秦牧等名家的散文集。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夏阿姨劝我母亲的一句话：“趁孩子年轻，多读一些书，会有益的。”在这里，夏阿姨只说“有益”，不说“有用”，是多么有见地。